四个坚持教育发展（如何认识教育在）

四个坚持教育发展（如何认识教育在）要从根本上理解教育在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首先就必须理解我国居民消费率低，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终点也是新起点，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动力的主要着力点，因此是我国“十四五”期间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是克服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不足，加快培育和扩大新型消费，以消费升级推动供给创新，以供给创新刺激需求，创造需求，引领消费，使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格局。这必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长远发展战略，而不是短期权宜之计。今年3月以来，多地陆续发放消费券，有些地方甚至鼓励发展地摊经济，其目的都是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消费券和地摊经济等只是

文/闵维方 余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对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建议》的突出特点是三个“新”贯穿全文始终，即，一是我国在“十四五”期间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最后落实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那么，教育在这一新发展格局中具有怎样的战略作用？下面，我们就分别从宏观经济背景、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宏观经济背景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这个战略判断是基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和发展趋势。按世界银行标准，高收入国家的基本门槛是人均国民收入（GNI）达到1.24万美元，我国现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0277美元。如果我国能够成功实现从“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向“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型，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5%左右的年增速，那么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从经济总量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19年全球的GDP总量为86.6万亿美元，我国经济规模达到99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4.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6.6%，而美国则是21.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4.7%。我国相当于美国的67%。根据目前的经济增长趋势估算，我国在2030年以前就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下图所示。当然，即使到了那时，就人均GDP而言，我们同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图1 中美GDP总量变化趋势图

因此，我国构建“十四五”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我们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民生之本，才有能力巩固扶贫脱贫成果，才有可能调节经济收入结构，促进经济公平与社会和谐，才能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应对各种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挑战。而战略目标的基点是坚持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来创造新需求，引领和扩大消费。在最近几次重要国际会议上讲到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时，都反复强调这个“战略基点”。例如，在2020年11月19日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指出“第一、我们将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没有扩大内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战略格局就不能形成。

实际上，近十几年来，我国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努力从“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的67%下降到2019年的32%。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这在发达的大型经济体中，经济的对外贸依存度依然很高。而最近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的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要形成这一新发展格局，关键是增加消费，扩大内需。马克思早就指出“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 [1]。长期以来，。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低，内需不足，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储蓄率过高，2008年我国的储蓄率就达到51.8%，现在虽略有降低，仍然高达45%，仍是全球最高的。提振居民消费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面临重要问题之一。多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高储蓄、低消费”的特征。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几年就已出现消费下滑的趋势，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使得我国的消费率进一步下滑。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看，其实际增速从2014年的7.5%下滑至2019年的5.5%，接近该指标公布以来的最低值。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其实际增速从2012年的12.1%下滑到2019年的6%，亦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尽管我国2019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但居民消费率仅为39%，而同期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达到了59%。世界上的大型发达经济体大都是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如下图所示：美国居民消费率高达68.2%。新兴经济体中，巴西消费率为64.7%，印度的消费率为59.3%，均高于中国的水平。

图2 2018年部分国家和地区居民消费率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终点也是新起点，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动力的主要着力点，因此是我国“十四五”期间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是克服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不足，加快培育和扩大新型消费，以消费升级推动供给创新，以供给创新刺激需求，创造需求，引领消费，使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格局。这必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长远发展战略，而不是短期权宜之计。今年3月以来，多地陆续发放消费券，有些地方甚至鼓励发展地摊经济，其目的都是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消费券和地摊经济等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问题。现在甚至有人提出减少国民教育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其他领域的消费增长留出更多空间。这更是一种“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因此，要理解教育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性作用，就必须理解教育在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上的作用。

教育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机制

要从根本上理解教育在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首先就必须理解我国居民消费率低，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第一，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过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在0.45到0.48之间，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2561元。低收入群体过大，其中6亿人月收入1000元。中等收入群体偏小。现在一般的看法是，我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只占我国人口总数的不到30%。而国际上一般认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中等收入群体应该达到60-70%。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构建一个系统的政策框架和多方面政策措施。其中，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普遍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质量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基尼系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可或缺的有效措施之一。如下图所示。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政策框架下，当受过较高较好教育的群体（如受过高等教育的、收入较高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不断扩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人数不断增加时，这一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将相对降低，其收入水平也会相对降低，即从a水平降到b水平。而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如受过中等教育的蓝领，电工、水暖工和建筑工人等）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人数相对减少，其竞争优势则会相对提高，这一群体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即从b水平提高到a水平。

图3 教育对收入结构的调节作用

通过教育的这种调节作用，中等收入群体会逐渐扩大，基尼系数也会相应地逐步降低。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随着该国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如图2所示。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将使得提高居民消费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有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图4 居民受教育水平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数据来源：基尼系数，世界银行，2012年；人均受教育年限，UNESCO，2012年。

第二，教育可以加快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我国目前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只有60%，而按户籍计算城镇化率还不到4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当日本和韩国和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目前水平相当时，他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5%。必须认识到，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同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偏低密切相关，特别是我国的低收入群体85%以上都在农村地区。

图5 部分国家和地区城镇化率

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率 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而教育是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首先 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生产操作能力和经济运作视野，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使用不断更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 如新型农业机械和新型化肥等，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的收入更高的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或兴办自己的乡镇企业，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当人口在一个区域聚集到一定规模时，生产活动、商业活动和基本公共服务就会产生一定的规模效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就地城镇化。其次，教育是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是农民通过接受培训和再培训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逐步实现“市民化”的必要前提。通过教育推动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全面的城镇化，首先是人本身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是引领农村居民进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城镇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居民之间互动更多、社会互动规则更强，公共领域更加发达的社会，因此对人的人文、社会、法律与秩序素养要求更高更系统，这些素养必须通过系统的教育过程才能形成。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城乡一体、互为促进、和谐发展的城镇化。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图3显示教育投资与城镇化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从两个方面促进消费的扩大，推动经济增长：一是由于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扩大生活性服务需求，因而扩大消费；二是城镇化过程中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生产的规模效益，并有利于实现三次产业的联动和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扩大生产性服务需求，进一步扩大消费并拉动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城市化率，世界银行，2013年；生均教育经费占人均GDP比重，UNESCO，2013年

第三，我国消费率低还同人们的消费观念陈旧密切相关。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教育还可以改变人的消费观念、增强消费技能，丰富消费方式，刺激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结构，从而从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国际经验表明，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群体对教育、文化、体育、娱乐、卫生保健、旅游、通信等有利于提高身心素质、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精神产品的需求也会大大增加。从下图显示的我国目前的居民消费情况来看，尽管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比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主要还是集中在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结构还有进一步优化提高的空间。

图7 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今天，受过较高教育的群体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产品消费将会成为他们消费生活中最具增长潜力和最具发展前景的消费亮点。例如，只有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才愿意花费几百元钱去欣赏一场高品位的芭蕾舞或交响乐。而通过创新对高科技产品和精神产品（如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开发，有利于创造需求，引导消费，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将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国际经验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容易更新消费观念，更善于合理使用消费信贷，扩大消费需求。而中国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消费偏于保守，使一些潜在的购买力难以变为现实消费需求。要从根本上提高消费率，就要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居民的普遍教育水平，形成一个庞大的有支付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并引导这一群体树立新的消费观念，使消费者会花钱、敢花钱，利用消费信贷拓展消费，要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起步，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利率，延长消费信贷年限，使更多的消费者利用信贷消费方式，实现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

第四，我国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相关研究显示，居民储蓄的重要动机之一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做父母的最倾向于在子女教育方面扩大消费。根据在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17年的调查，全国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居民家庭的私人教育支出实际上是19042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8%，远远高于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中公布的1.01%的比例。特别是在我国，作为一个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居民对多样化的优质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在义务教育之外的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因此，教育发展本身也会扩大消费需求。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促进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居民消费扩大，拉动经济增长，教育事业发展的本身也是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扩大教育规模、增加各级各类受教育者群体，提高教育质量都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采用新的教育技术设备，增加教师队伍人数，提高教师队伍综合素质，这些都需要消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例如，建设一幢教学楼或学生宿舍楼都需要消费大量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的劳动，而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的增加则需要大量的配套服务设施，如住宿、餐饮、交通、娱乐等配套设施，从而扩大社会总的消费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从长远看，教育在上述四个方面扩大消费需求，如图4所示。

图8 教育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教育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教育经济学界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有广泛的国际共识，但已有研究大都侧重于从教育增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角度进行研究[2][3][4][5][6][7][8][9]。关于教育通过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尚不丰富。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探讨教育通过增加收入这一中介变量，来提高消费水平。教育对个人收入具有直接影响这一观点在国内外多项研究中得到佐证[10-13]。另一些研究则更为细致地分析了教育与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之间的关联性。例如，有研究将人均消费对学历做回归分析，发现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与学历显著正相关，且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倾向于接受网购、信贷消费，且更重视商品或服务的品牌[14]。另一些研究也发现了教育水平提高了消费品位[15]。还有研究则显示，教育水平与消费结构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相应的非食品类支出越高[16]。基于微观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对消费偏好和消费观念的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17]。更为细致的研究分析了教育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路径，主要通过收入、智力水平和交际能力发挥作用[18]。

总之，已有这方面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教育与消费的关系，尽管也有研究涉及经济增长，但关于教育发展水平与质量有利于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此外，对于“消费”这一关键概念的表征，也较为简单和局部化。在经典的消费经济理论中，对于消费函数的影响变量涉及收入、消费偏好、消费预期等，目前实证研究中目前较多考量的是收入、消费结构等，而对于消费预期、消费意愿这些主观性较强的内容较少涉及，有待在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接下来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教育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实证检验。

（一） 研究假设和计量模型

我们的基本研究假设是：

（1） 教育能够提高人的知识和能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有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2） 教育能够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两个假设，我们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表示i省份在t年份的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格）作为经济增长水平的代理变量；表示i省份在t年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或生均教育经费；表示i省份在t年份的消费水平，分别以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意愿和教育产业来表征。为控制变量，为随机误差项。系数表示教育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总效应，表示教育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表示消费机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即教育驱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表1 变量定义及测量指标说明

本研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省级行政区为分析单位，匹配了2005-2018年中国31个省份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个别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补全。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经济变量均以2005年不变价格进行计算。

由于非平稳面板序列数据可能产生伪回归问题，因此首先使用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等对人均GDP、生均教育经费等变量及其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来验证各变量的线形组合是否存在稳定均衡关系。Pedroni协整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即变量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可以使用该数据进行面板分析。描述性结果见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统计

（二）主要回归分析结果

（1）平均受教育水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图9 人均教育年限—消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图

图9和图10分别呈现了基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生均教育经费的“教育——消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图，表3呈现了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的传导路径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从图中可以看出，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效应。这意味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生均教育经费的增长都能够增加人力资本质量，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技术水平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结构。人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居民每年人均可支配性收入平均提高0.179个标准化系数（约1805.4元），而居民可支配性收入的增加对个体消费能力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其次，教育年限的提升对个体的消费结构具有正向优化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居民消费中文娱教育等服务性消费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提高0.699个标准化系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均教育年限对个体的消费倾向、教育产业二者具有负向作用。其中可能的解释在于高教育水平群体的实际消费值虽然扩大，但储蓄率也随之上升，导致实际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相对下降。同时，教育发展程度越高，教育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地区教育规模和发展水平已相对更饱和，因而教育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相对更低。

从影响效应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0.291，其中对直接效应为0.166，而通过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倾向和教育产业产生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87、-0.036、-0.050和0.034，中介机制的总作用大小约为0.135。

以生均教育经费来刻画地区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指标来看，传导路径的整体趋势与人均教育年限较为一致。生均教育经费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0.664，其中直接效应为0.219，而通过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意愿和教育消费产生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503、-0.013、-0.084和0.039，即消费拉动作为中介变量部分地解释了生均教育经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介机制的总作用大小约为0.445。具体传导路径见图10。

图10 生均教育经费—消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图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第一，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来源于教育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效益。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内，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中已得到充分的验证。另一方面，本研究显示，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是教育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中介机制，应给予充分的关注。这其中，教育对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作用这一传导作用最为突出，无论是以人均教育年限还是生均教育经费加以衡量，还是针对不同层次教育的分析都得以证明。

第二，教育在改善消费结构、提高消费倾向，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也具有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机制更为复杂。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确实能提高居民整体消费结构中高层次消费（教育、培训以及文化创意产品）支出的比例，但居民消费结构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单一。以人均教育年限和生均教育经费为指标，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各层次教育之间这一机制也存在差异。根据相关研究，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与制造业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但与农业增长率呈负相关。这与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是否与消费结构相匹配密切相关[19]。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类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亦不同。对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来说，经济上行阶段耐用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显著，经济下行阶段耐用品消费增长大幅放缓，必需品等非耐用品消费却出现相对增长，对同期经济下行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20]。

第三，不同阶段教育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存在差异。高等教育对消费能力、消费结构的改善作用更为突出，但有可能降低可支配收入内的消费比例。这暗含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虽然高水平的教育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内的消费意愿，教育和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会提高储蓄率，即预防性储蓄。这一点在本文的分析得到了验证，即人均教育年限的提高、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增加带来了消费倾向的降低。因此在提高教育水平，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增加实际消费规模，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教育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等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而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又常常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应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进一步实证研究。

从总体上看，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显示，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在总体上对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战略性作用。因此，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教育必须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因此加快教育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面临重大战略任务之一。

（本文作者闵维方为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余继为剑桥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编辑：王延春）

[1]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10.

[2] Schultz T.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 1-17.

[3] Denison E.F.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J]. Louvain Economic Review 1965 31(2) 114-114.

[4] Romer P.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94):1002-1037.

[5] 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8(22): 3-42.

[6] Barro R.L. Lee J.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1950-2010[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104):184-198.

[7] Hicks N.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 Carnoy M.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5:240-248.

[8] Hanushek E.A. Woessmann L. The Knowledge Capital of Nations: Education and Economics of Growth[M].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15.

[9] Hanushek E.A. Woessmann L. Education Knowledge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 Elsevier Ltd 2020: 171-182.

[10] Mincer J.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 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ate Socialism[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5):663-681.

[12] 春玲．文化水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对目前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的考查[J]. 社会学研究，2003(3)：64-76．

[13] 方海永．受教育程度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J]．企业技术开发，2012(2)：20-22．

[14] 张学敏. 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C]. 北京：中国教育经济年会会议论文集，2006．

[15] 林小莉，孙伦轩. 教育如何影响人们的品牌消费态度——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为中介的实证考察[J]. 教育文化论坛 2018 10(4)：97-103．

[ 17] 邸俊鹏，袁燕，张馨月. 教育程度、消费倾向与消费结构——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19(2)：58-66．

[18] 胡江南. 教育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D]. 湖南师范大学，2017．

[19] 俞剑，方福前．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9 (5)：68-78.

[20] 张恒， 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国际比较——基于典型国家的分析[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