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支教有必要吗（大学生暑期支教为什么越来越难）
暑期支教有必要吗（大学生暑期支教为什么越来越难）二、问题的本源是现在大学生缺少支教的热情吗？也不是。每年我们学校报名参加暑期支教的学生都要通过多次筛选，进行各种技能的考核，还要考虑相互之间能力的搭配和男女学生的配比。我认识一个女生先后参加暑期支教，研究生阶段又是江西共青团城东大支教团成员。而本人多次参与学生的支教活动，也有许多非本校的学生，希望加入到我们的支教队伍中，哪怕自带钱粮都心甘情愿。甚至一些非成年孩子也想参与，海外的同学也表示他们的孩子也想回国参加支教。尽管最初参与的目的不同，但是加入到支教的队伍中都各有收益，也都为此贡献了一份力量。7-8年前我写了“支教活动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的短文，主要讨论当时支教活动所面临的问题。从开始接触支教这项活动，差不多10年了。这方面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人脉和经验，暑期经常会有支教学生直接或者间接来找我做指导，也有希望帮助联系支教的学校。近两年除了疫情影响，各方面对于学生支教的负面报道也越来越多，直
作者简介
周勤，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大学生暑期支教作为一个已经坚持了快20年的活动，似乎有偃旗息鼓的趋势。原因是这个活动链的重要环节的利益主体发生了变化，于是其难以正常运行。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对大学生和被支教学生都有利的活动应该得到法规的支持。
一、错位的现象
7-8年前我写了“支教活动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的短文，主要讨论当时支教活动所面临的问题。从开始接触支教这项活动，差不多10年了。这方面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人脉和经验，暑期经常会有支教学生直接或者间接来找我做指导，也有希望帮助联系支教的学校。近两年除了疫情影响，各方面对于学生支教的负面报道也越来越多，直接导致了学生团队联系支教学校越来越困难。
就今年东南大学的情况而论。除了榕江一中作为我们南高师校友创办的学校，加上学校领导鼎力支持，还能维持今年的支教项目。坚持了十几年的黔东南从江县高芒小学，“至善黔程”项目也无法延续了。在铜仁市松桃县盘石民族完小持续了近10年的项目，因为校长的更迭也戛然而止了。
是不是像贵州这些西部地区的基层中小学不再需要东部大学的支教呢？显然不是。现在这些地区中小学的教育不均衡程度依然非常严重。东部沿海地区学生过度教育的情况，在那里明显表现为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很难向他们流动。否则教育部也不可能在最近推出清华北大等48所大学托管西部112所中学的政策性措施。
是现在大学生缺少支教的热情吗？也不是。每年我们学校报名参加暑期支教的学生都要通过多次筛选，进行各种技能的考核，还要考虑相互之间能力的搭配和男女学生的配比。我认识一个女生先后参加暑期支教，研究生阶段又是江西共青团城东大支教团成员。而本人多次参与学生的支教活动，也有许多非本校的学生，希望加入到我们的支教队伍中，哪怕自带钱粮都心甘情愿。甚至一些非成年孩子也想参与，海外的同学也表示他们的孩子也想回国参加支教。尽管最初参与的目的不同，但是加入到支教的队伍中都各有收益，也都为此贡献了一份力量。
二、问题的本源
支教作为一种准自组织的社会活动，有其比较特殊一面，它包含了三种基本形式，我称之为官办，就是我们东大研究生支教团，一般地方无法拒绝，因为有官方合作协议。半官办，我们在榕江一中支教应该就属于这一类，由东大基金会支持，支教对象和内容要自行安排，包括最初从铜仁市松桃县的芭茅镇到盘石镇，也属于这种情况。近几年才确定在榕江一中，因为学校的创始人黄质夫先生，是南高师毕业，在当地影响力极大，也算是我们继承前辈的衣钵，属于民办官助。第三类纯民办，我没有参与过，不知道基本运作规律和问题，只听到一些讨论，估计要比上述两种更加困难。
当然，今天讨论暑假支教为什么越来越难？其核心就是支教活动本身是个合作博弈，如果要长期合作，其基本条件就是需要参与活动的各方都因此受益，尤其是决定活动是否成形中最重要权力指数领导者和部门，要他们最终获益，至少不能导致负收益，对他们全体而言，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长期不一定能看到收益的事情，何况大学生暑期支教对他们而言都是风险，几乎没有收益，所以要他们批准，当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除非他们不参与。
支教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各个大学的学生，接受支教的中小学学生，他们是这个合作博弈的主要参与者，但他们不能决定支教活动是否可行，他们没有绝对决策权，只有参与权。也就是说，他们即使同意也无法决定是否能够完成支教活动。当然他们有参与的净收益，否则他们可以选择不参与，这是他们的权利。所以尽管在顶峰期间，每年全国有十几万学生在参与暑期活动，而相对于近千万大学生而言，也就是百分之一二。同样，被支教的学生也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榕江一中高中三个年级，只有高一一个年级1500多人可以参加，每次也就四五个班，150人左右。盘石小学人数更少，主要是家靠近学校附近的学生，那些原先住校学生都无法参加，比例不会超过1/5。
当然，能否完成支教，重要因素是接受这些支教的中小学学校领导，主要是主管校长以及相关县教育部门领导，当然包含县级领导，每高一级领导对于支教活动都具有一票否决权。当然即使县级教育部门甚至县领导同意，下属的学校也可以以各种形式，包括暑期校园维修、学生安全等方面的因素，不接受相应的支教活动。
那么曾经在全国红红火火的支教活动，为什么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大有偃旗息鼓的趋势？其核心是博弈参与者发生本质变化，主要决策者收益函数调整，直接导致目前暑期支教的尴尬局面。
2003年团中央号召全国大学生参与暑期支教，支教主要由各个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组织，得到社会部分资金支持。而被支教地区也是团委负责接待，并由他们安排合适学校，这种模式基本持续到2016-17年。我们在松桃盘石完小就得到当地团委的大力支持，当然这本身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学校的动力来源主要看校长的选择，包括学校领导，主要是为学生开拓视野，当然比较偏远条件较差学校，也可以得到一部分物质上的支持，也是因素之一。这在黔东南从江县高武高芒的小学，表现的比较明显，这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些年国家不断加大西部中小学投入，他们的物质条件大大改善。支教可能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已经不具有吸引力，其负面因素就开始显现。
三、合作的实现
原先的主管部门是团委和学校，而且两者的出发点基本一致，支教本身也是团委工作的一部分，记得在铜仁时，铜仁学院团委通过松桃县团委书记，也安排三四学生和我们一起给学生上课，也是铜仁市团委下派的任务。
同样前十年农村基层中小学教师流失严重，很多学校一个老师上三四门主课，语数外老师大量流出到民办学校，而一个学校主要在编老师都是音乐和美术，在黔东南从江县的高芒高武小学这种现象非常突出。
即使榕江一中是县中，记得和邱校长交流，他说：“你们发达地区人才多啊，我看到一个贵州师大的研究生到县里，都激动地淌口水”，可见基层教师的缺乏，他们作为县城的最高学府，看了他们老师的教育经历，专本科是主体，而且基本上是凯里学院，原先凯里师范毕业。这两年有了好转，偏远小学缩编到中心小学，大中城市人才内卷，部分人才开始下沉。但是偏远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依然严重不足，中小学的暑期培训需求量巨大，越偏远地区的孩子教育资源就越匮乏。但是，为什么这两年支教如此困难？
说起来最关键的因素是两个：一是全国范围内对暑期内教育培训的一刀切，不管你是否收费，也不管地区之间教育水平极度差距。越偏远地区，地方政府执行政策越刚性。支教也被列为增加学生负担的课外补课，与“黄赌毒”并列为“新四害”，属于人人喊打之列，不管这个地区人均教育资源多少，这个政策是刚性执行的。这对于以暑假上课为主要模式的支教，自然就撞到枪口上，无论你出于什么意愿，都会被视为直接增加了学生负担，这是当地政府最怕的事情，就是与上级政策相背离。在和黔东南的熟悉领导交流中知道，前些年他们积极支持大学生暑期支教，现在也希望我们能够与“时”俱进改变支教的方式方法，否则只能一刀切。
最重要是2年多以来的疫情影响，2020年直接取消，2021年东大暑假学校结束较晚，准备出发时南京疫情爆发，一切准备都全部作废。今年尽管比较去年有所放松。但是各地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总体偏远地区控制更严。最终能否完成，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实事求是说，对于各级政府和官员来说，支教对他们职业业绩的确没有太多帮助，而一票否决的防疫政策增加巨大风险，这种没有终极成本承担者的活动谁会支持呢？
所以，去年通过苏州对口支援的领导的影响，支教活动得到了州市级政府的支持，而到了县级层面还是要通过县常委会通过形成决议，县教育局才得以实施。这样一件看似很民间化的活动，居然会牵扯到如此多人。可以想象，一般学生团体是很难顺利地运作全部过程的。
四、支教的未来
这种短期暑期支教还有未来吗？如果有，会向哪些方向转化。
按现有的模式延续下去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与现行的教育部的基本政策，以及教育理念相违背，很难得到地方政府和各级学校的全面支持。如果仅仅靠私人联络或者支教学生自己在当地的资源是不可能维持长期可行的运行模式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清支教本身的目的是什么？我个人以为现行的大学教育中培养学生在全过程中，缺乏大国意识的培养，缺乏对国情和民情全面深刻认识。尤其是来自于东部大城市，家境相对比较优越的孩子。对于中国国情认知主要来自于父母亲带自己的旅游。
这些学生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后，主要工作地点也在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缺乏对中国立体性的了解，很难理解西部偏远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生存状态和民众的需求，要他们形成大国意识是非常困难的，支教可能是一个成本低而收益相对比较高的活动。从我经历了这么多次的支教活动中，从与有限学生事后的交流反馈来看，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因为短期的支教改变了自己，改变了对于国家民情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自己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
我始终坚持认为支教最大的受益人是这些参加支教的大学生。如果这个命题成立。我们的支教活动就应该坚持下去，而且应该得到相应的法规上的支持。
当然作为被支教者，我支教服务的这些孩子得到了什么，我现在也很难说得清楚。尽管我经常看到一些学生在公众号上传播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于支教而言，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仅仅通过一个间接的信息也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大概是10年前在高芒支教的老师 现在也是大学老师了，放了几张她当年支教教过的学生到学校大学来看她的照片，因为高芒是小学，她支教时这孩子应该不超过10岁。
我想至少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这孩子自己是感恩支教对她的影响，才会来感谢当年她支教班班主任。另外一件事情，教育是一件成本与收益相隔多么遥远的事情。有多少人愿意投入这种成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者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种收益会归于投入者。
为此真要特别感谢帮助东南大学支教活动有心人，榕江一中邱校长陈校长，盘石民族完小的龙校长，高芒小学的杨校长。黔东南州宣传部的龙部长，铜仁市松桃县团委龙书记。
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学生是不可能受益如此之多。我自己从中受益良多，其中酸甜苦辣可能体会得更加清楚。希望这个有利于我们下一代的活动，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不能因为我们这代人不作为或者考虑短期收益而让它半途而废，尽管我永远是一个积极的旁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