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校长挽救全校师生(最牛校长郭小平)
最牛校长挽救全校师生(最牛校长郭小平)1993到1994年特别严重,“血头”带着离心机到村里抽血。胳膊一伸,50块钱。”“很多人那时候开始在血站卖血,后来是血头上门抽血。那时候卖血的情况比较惨,很短时间抽血很多次,把人抽得脚都麻了。如果血抽太多次后,就流不出来。他们就把人倒挂在墙上接着抽。在当时,甚至出现了“要想脱贫致富,赶紧走卖血路”的口号在村民之间口耳相传。卖血疯狂到什么程度?一位妇女回忆说:
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1981年12月1日,美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例被诊断。
4年后,一名外籍人士在中国发病后死亡,成为了中国第一例艾滋病例。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因为“卖血”,艾滋病开始正式大面积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的面前。
在当时,甚至出现了“要想脱贫致富,赶紧走卖血路”的口号在村民之间口耳相传。
卖血疯狂到什么程度?
一位妇女回忆说:
“很多人那时候开始在血站卖血,后来是血头上门抽血。那时候卖血的情况比较惨,很短时间抽血很多次,把人抽得脚都麻了。如果血抽太多次后,就流不出来。他们就把人倒挂在墙上接着抽。
1993到1994年特别严重,“血头”带着离心机到村里抽血。胳膊一伸,50块钱。”
在那时,身体里的血就是钱,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因为没有良好的卫生条件,加上针头混用,但最要命的是,卖血的人中有的是艾滋病患者,有的是乙肝丙肝患者。
艾滋病就此蔓延。
据统计,1995至2000年之间,在河南、河北、安徽、山东、湖北、山西、陕西七个省、56个县、150万农民,估计有25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到了21世纪初,中国最早的这批艾滋病患者通过母婴传播,他们的孩子开始发病。
这群孩子成为了最无辜的受害者,他们有的从小失去父母,成为“野孩子”;有的被歧视被逐出村子,无书可念。
好在,这些孩子遇见了一个叫郭小平的男人。
2004年,郭小平是传染病医院的院长,有一天他接收了一名7岁患有艾滋病的小男孩。
当时,孩子正在发病,家里人已经准备送到医院准备后事了,可郭小平硬是把孩子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可让郭小平没想到的是,身体刚刚恢复过来的孩子见到他就哭了,说现在特别想回到学校,想上学。
这句话让郭小平心里揪了一下,因为当时的治疗条件并不好,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孩子到底可以活多长时间。
关键是,郭小平发现还有很多孩子跟这个男孩有相同的处境,他们想要上学,但无人敢收,甚至连最亲近的人都避之不及。
这时的郭小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孩子没有书念,那我们就自己教。
于是,“爱心小课堂”成立了。
郭小平为了孩子们有稳定的地方可以学习,就特意把医院的一个病房腾了出来,在里面摆了四张小桌子。
孩子们一边治病,一边由休息的护士医生们来给孩子们义务讲课。有的孩子为了能够拿起书本,直接把输液瓶挂到了小课堂,一分钟也不想耽误和伙伴们学习的时间。
一年后,小课堂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一个病房装不下了。
郭小平有了新的考虑:索性半个学校吧。
很快,爱心小课堂变成了红丝带学校。
但学校成立后,现实的困难便找到了郭小平。
因为,学生多了,但没有老师,没有钱,没有学习用品。
这些他都自己一点点克服,带头捐款,四处筹钱。
然而,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郭小平最不能忍受的是让孩子受到一丝歧视和伤害。
有一次,学校新来个老师,可让郭小平没想到的是,这个老师在进入教室的时候居然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全副武装好像是进入了“疫区”。
眼前的孩子虽然什么都没说,但眼神里还是有一丝落寞。
郭小平什么都没说,第二天就果断辞退了这名老师。
他说,不想让孩子们再受委屈了。
后来,在红丝带学校来了很多患有艾滋病的志愿者来帮忙。
有个刘丽萍的病人就是这样,她说,“跟我相比,孩子更无辜。”
她进入红丝带学校成为专职的生活老师,她不仅公开了自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份,还教孩子要大胆的面对生活。
她说:“不要戴着面具生活,我们是病人,不是罪人。”
2011年12月1日,应该是郭小平最开心的一天,因为那一天,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加入了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成为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
当时,学校共有33个孩子。
两年后,孩子们要中考了,郭小平把中医院院长辞了,后来孩子们上高中了,他又把另两个医院院长的职务请辞了。
2015年,郭小平的职务只剩下了红丝带学校的专职校长。
有人说他太傻了,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而他说:“和孩子们有感情了,人最怕有感情,有了感情就出不来了。医院不缺一名院长,而红丝带学校缺一名校长、一个家长。”
“我应该把精力集中到这。好多人迷惑,医院院长不当,跑来干这,好像不可理解。换一个院长其他人也能做,但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不是换一个校长就能做成了,因为这些孩子认人,就认我这个人,不是认这个位置。”
2017年,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有16个参加了高考,其中15个孩子顺利考上了大学。
上大学前,孩子们要走出保护圈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了,可因为孩子们每天都要靠口服药维持生命状态,这让孩子们感到自卑,无所适从。
为此,郭小平甚至在拿到孩子们的录取通知书后哭了,他说:“万一孩子们在外受到欺负怎么办,我的手伸不过去,帮不了他们。我帮不了他们……”
临开学前,郭小平对孩子们说,把药瓶上的字去掉,把药换到其他的瓶子中。
他嘱咐道:“保护好自己,把药吃好,不要再制造受害者。”
“能否帮助社会,看你的能力大小,但不伤害别人、不危害社会,这是你的底线。”
2017年,郭小平获得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在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瘦弱的孩子需要关爱,这间病房改成的教室是温暖的避难所。
你用十二年艰辛,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
郭校长,你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
曾经,在采访中,白岩松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是以后有越来越多这样能收纳这些孩子的学校,对吗?”
谁想,郭小平说:“不,我希望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艾滋病学校,社会没有歧视。”
他还说:“宽容地对待他们,艾滋病并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