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际携手共促教育均衡发展（北京朝阳以合作对话）

校际携手共促教育均衡发展（北京朝阳以合作对话）“我们给学生的方法太少了。如果说学生是原子核，教师就是核外电子，教师要始终围绕学生做一些事情，不断对学生进行扰启，促进他们的生长。”作为曾经的全国优秀教师、中学名校长，王世元非常明白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鸿沟，但他就是想去挑战探索，破解“减负”这个痼疾。“合作对话”，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大量的付出和心血。2018年，课题组在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四个学段11所实验校（园）就保育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等7个学科开展实践研究，一遍遍打磨教学设计，一遍遍讨论评价工具。时间回溯到4年前，作为“理想教育文化”课题的倡导者和总负责人，朝阳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世元面临着一个难题：怎么让“理想教育文化”的课题成果进入课堂，解决实际问题，“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进入不了课堂的文化就是虚的”。毫无疑问，教育不是育分，而是育人，什么样的课堂能够承载这样的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一篇关于“合作式对话代表了人类走向全球化时

本报记者 康 丽

教师从学生跳长绳比赛视频引入，让学生感受生活中的分数，孩子们小组分享，学着用分数解决校园里的实际问题，最后的作业更是独特：学会用分数讲述一个数学故事。这是北京市星河实验学校国美分校教师张赫的一节数学课。2021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召开“双减”背景下“教”与“学”关系的变革——“合作对话”课堂教学现场会。张赫和其他两位教师用三节流畅生动的课呈现了“合作对话”课堂教学在推进朝阳区“双减”工作中取得的实效，这是北京市朝阳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贯彻落实“双减”工作要求，聚焦课堂教学改革的一次生动展示。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朝阳区结合区域教育实际提出了‘双减’七项举措，而‘合作对话’式课堂正是这七项举措的重要呈现方式和载体。”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狄涛说。

4年时间，近400人参与课题研究，成果辐射11所实验学校，课题组进入课堂192次，针对200节靶子课进行深入研讨，累计400余篇单元备课和说课……一系列数字述说着“理想教育文化”课题以“合作对话”式课堂撬动教育变革的收获。

让教师这个“核外电子”动起来

时间回溯到4年前，作为“理想教育文化”课题的倡导者和总负责人，朝阳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世元面临着一个难题：怎么让“理想教育文化”的课题成果进入课堂，解决实际问题，“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进入不了课堂的文化就是虚的”。

毫无疑问，教育不是育分，而是育人，什么样的课堂能够承载这样的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一篇关于“合作式对话代表了人类走向全球化时代最需要把握的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思维方式”的报道“点醒”了王世元。

“教育的关键是师生关系，好的师生关系不应该是对抗的，而应该是合作的，我们的课堂应该是‘合作对话’式课堂，师生应该是合作成长共同体。”王世元说。

“合作对话”，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大量的付出和心血。2018年，课题组在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四个学段11所实验校（园）就保育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等7个学科开展实践研究，一遍遍打磨教学设计，一遍遍讨论评价工具。

“我们给学生的方法太少了。如果说学生是原子核，教师就是核外电子，教师要始终围绕学生做一些事情，不断对学生进行扰启，促进他们的生长。”作为曾经的全国优秀教师、中学名校长，王世元非常明白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鸿沟，但他就是想去挑战探索，破解“减负”这个痼疾。

想让教师这个“核外电子”动起来并不容易。一开始，实验校教师并不感冒。

“最初的感觉就是‘新瓶装老酒’，对教学效果的提升意义不会太大，我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授课。”北京市第十七中学教师姜立超坦言。

“以前老师们也经常听一些优秀教师的分享，但是大多只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普通教师很难复制。”课题组专家、特级教师陶秀梅告诉记者。

但教师们很快发现，这次的课题实验与以往不一样。

“如果说以前的教学方法论和学生生长论都是煎炒烹炸的做饭技巧，那‘合作对话’式课堂就是炒菜的那口锅，没有这口锅，技巧无法操作。‘合作对话’式课堂给我们提供了理想课堂的操作系统。”北京市樱花园实验学校教师徐梦迪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在“合作对话”式课堂，围绕教学主题和目标一般有五个环节：对话唤醒、活动对话、知识建构、实践拓展、布置作业。尤其是前两个环节，教师需要设置情境来唤醒学生，同时还要通过主题和次主题的设计与学生进行对话，进而完成知识建构。

“‘合作对话’式课堂为普通教师提供了一个操作系统，有理论指导，有操作方法，有实践案例，还有评价指南和测量工具，并且每一个环节都有具体要求。老师在备课、上课时有了抓手，知道劲儿往哪儿用了，减去了重复低端的劳动，形成高质量的发展，让教育真正发生，使减负落在实处。”陶秀梅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朝阳实验学校“合作对话”课堂教学展示

从“眼里有知识”到“眼里有人”

2021年12月27日，北京化工大学附中教师王静正在上一节靶子课“探秘墨粉中铁的氧化物”，学生分成小组，积极上台展示，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沉闷化学课。课后，忐忑不安的王静等来的是课题组专家的肯定。

“转变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实现的。老师们是在一次次备课、上课、评议、反思甚至是在深夜交流中慢慢成长起来的，而王静是其中成长比较快的。”陶秀梅说。

用王静的话说，这4年是“思想不断解放”的4年，一开始接触课题，她印象最深的是王世元的鼓励：上课不要局限于过去的那种教学形式，教师要自由发挥，让学生的思维状态最大化外显。而现在，王静对“课堂是培养思维最好的场所”有了切身的体会。

“我们学校是一所普通校，在课堂上进行高水平的‘合作对话’确实很困难，学生习惯了课上听老师说，很少主动去表达。但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磨合，学生从‘不说’到‘爱说’，再到‘抢着说’，看到他们眼睛里那一抹亮亮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学习要追求的一个最高境界吧。”王静欣慰无比。

有这种感受的不止王静一个人。

2019年，北京化工大学附中教师李莉做了一节“锂跃龙门”的靶子课，课前找了很多资料，精心设计，但课后评议环节，这节课遭到了课题组专家的“无情否定”，李莉当场痛哭。

正当所有人担心是不是把话说重了，晚上就在交流群里看到了李莉的反思——“非常感谢大家提出宝贵的建议，今天我又在班里重新上了一遍这堂课，效果真的不一样，学生说出了很多我没想到的观点！”

“只要把时间还给学生，他们就会给你精彩！”现在的李莉，对“合作对话”式课堂可谓情有独钟。

经过一遍遍打磨，身处 “庐山”中的教师开始对“合作对话”式课堂渐渐有了感觉。

“刚开始，我以为‘合作对话’就是在课上让学生分小组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十八里店分校教师蒋学红说。但在王世元和课题组专家的引领下，她开始意识到，学习不是给出答案，而是充分对话，通过与学习内容的对话、与自己的对话、与他人的对话，揭示知识背后的思维，逐步实现师生共同成长。

最初不以为然的姜立超一改过去以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更注重师生对话、生本对话、生生对话，更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课堂“有了质的飞跃”。

姜立超的同事，同在北京市第十七中学任教的徐先红特别受益于“合作对话”式课堂，她告诉记者：“是‘合作对话’让我的教学设计更加有血有肉，更有逻辑之美。如果让我总结，我会说现在的课堂做到了‘尊重之精神、自由之艺术’。”

一节节靶子课上下来，有辩论，有争执，有分享，“合作对话”的理念变成了方法，落地到一节节课上，改变了教师的教育观、学生观。

“最大的影响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转变观念，眼里有了学生。”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望京实验学校教师马彦霞告诉记者，以前学生成绩差，自己总是把问题归因于学生，现在的她会反思自省，会更多关注学生的真实反应。“在课上学生已知什么，未知什么，从已知到未知的障碍在哪里，我越来越清楚哪些需要我来讲，哪些需要学生自己来悟来做。”

这种改变带来的是实打实的进步。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十八里店分校教师丰雪告诉记者，自己有两节靶子课的案例均获得市级二等奖，“‘合作对话’式课堂为理想教育文化搭建了扶梯，连通了不同学科实实在在的课堂教学，更让我们收获了职业成长。”

构建家校社“成长共同体”

把课堂教学改革作为切入点，寻找减负提质的路径，是许多校长都在做的事。

在学习了多种模式后，北京市三里屯一中校长王利如觉得自己很幸运，碰到了“理想教育文化”课题，开启了“合作对话”式课堂教学改革。

最初参与课题的是学校的薄弱学科——高三生物学科，学校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让这个学科参与了课题实验。没想到一年后，生物学科高考成绩有了大幅跃升。第二年高中所有学科参与，第三年全校小、初、高三个学段所有学科参与。

从组织理论培训到专家入校指导，再到最振奋人心的全员练课，三个校区的所有教师都有了一节属于自己、面向全体的展示课。

“以百子园校区为例，71个老师历时三周，听评课的人数达到了600人次，评课时气氛热烈，跨学段、跨学科老师也深度参与，一批优秀教师脱颖而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显著提升。”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王利如依然激动不已。

“课堂上教师的倾听多了，学生的自主活动多了，鼓励性的评价多了，师生间、生生间的相互质疑、相互讨论多了，欣赏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容多了。学生在课堂上爱学、会学、善学，不仅减轻了学习负担，更减轻了心理负担。”

正如北京市朝阳区教科院教研员郭玉林所说：“‘合作对话’式课堂真正做到了减负提质，许多问题在课堂上就解决了，无形中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提高了学科认知能力和水平。”

正是因为有了前几年的准备，“双减”政策落地后，课题校的校长和教师不仅不慌，而且胸有成竹。

“课堂教学育人的主渠道必须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就落实在每一次学科教学中。而‘合作对话’式课堂恰恰体现了师生间尊重、平等的人际关系。只有师生在尊重、和谐的氛围下，才能开展有效的学科教学，才能真正达到‘双减’的目的。”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望京实验学校校长刘美玲说。

更让校长们欣喜的是，合作对话不仅适用于教学，也适用于教育，不仅适用于教学管理，也适用于学校管理和家校互动。

当学校以平等、尊重、合作对话的方式与学生对话、与教师对话、与家长对话、与社区对话，学校的管理文化发生了变化，学校与社区的关系也在不断优化。北京市星河实验学校国美分校校长李玮告诉记者，学校首先转变了管理观，从“坏人假设”转为“好人假设”，从制约防范转为促人向好，因为合作成长共同体的基础是尊重，是平等。为此，这所成立不过9年的学校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在看到首批进入课题实验的学生抽测成绩后，学校惊喜地发现，4年之后孩子的成绩有了大幅提升，且高于朝阳区平均水平。

“正是因为有了合作对话的方式，学校吸引到更多社会资源理解教育、支持教育，构建起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王利如告诉记者，三里屯一中与所在街道互动，开展学生“走进三里屯”活动，让学生了解社区、服务社区的同时，还邀请社区居民和家长走进学校，为学生开设选修课、职业体验课。

“如果现在课题结束了，你们还愿意继续实验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实验学校教师给出的答案非常一致——“我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师生双减负且提高教学质量的课堂”。

在课堂上播下“合作对话”的种子，收获的不仅仅是课堂的改变，“合作对话”是一种课堂范式，更是教育教学的内核。

“‘合作对话’式课堂改变的不仅仅是课堂文化，更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和知识观，即教师与学生既不是师徒关系，也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合作成长共同体。”王世元说。

2021年7月，王世元撰写的《理想教育文化建构：“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的理论与实践》出版，在这个理想主义者看来，合作成长共同体是构成“理想教育文化”大厦的梁柱和基础。

“如果这样的合作成长共同体能够构建起来，那理想教育文化就不会是一句空话，那我们培养‘最佳公民’的目标就会实现。”王世元说。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改革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