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到美国噩梦（美国梦变美国噩梦）

美国梦到美国噩梦（美国梦变美国噩梦）在孩子的教育理念上，今天美国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并无明显分歧，他们大多认同“精密教育”，只是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经济上更苦难的家庭，很难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于是从结果上看，美国社会依然呈现出了“精心栽培型”（concerted cultivation）和“自然放养型”（natural growth）两种教育模式，而且这两种教育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父母的阶级决定的。然而，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关于何为好父母的主流观念开始发生转变，新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早期经历和社会经济环境，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物神经发展，而他们的生物神经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的人生。在帮助儿童大脑发育的诸多因素中，父母耐心细致的呵护与引导，尤其是“接发球”式的互动学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 90 年代开始，斯波克式的“放任教育”越来越被新一代的父母所摈弃，取而代之的是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成本的“精密教育”。美国人

每年高考前后，关于教育公平的话题都会再度被讨论，日前，北京市今年的文科状元熊轩昂的一番话，又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

熊轩昂出身于外交官之家，高中就读于重点中学北京二中，无论从城市、家庭、学校哪个方面衡量，他都是占尽优势的“顶配”选手。他在接受采访时也坦承，相对于外地或者农村地区的考生，自己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是得天独厚的，因此在同他们竞争的过程中，自己也有许多捷径可走。他还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高考状元与他的出身相似。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已经有人预言了“美国梦”的危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在新书《我们的孩子》中谈到了类似的问题。在他看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平等，需要考察两方面因素，首先是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其次则是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根据他对当今美国社会的观察，上一代人的财富不平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下一代人的机会平等，白手起家、奋斗逆袭的“美国梦”叙事，在当下的年轻人身上已经沦为空谈。

帕特南的故乡俄亥俄州的克林顿港，也曾是美国梦的梦乡，在上世纪50年代，小镇上的所有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后，克林顿港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美国噩梦，整个社区被割裂为壁垒森严的两部分，出生在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克林顿港是整个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作者从这里写起，一边通过生动的个案精准透视来自不同阶级的孩子迥异的家庭、学校生活，另一方面通过大量扎实的数据，全景式地呈现了社会整体的结构性差异和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

美国人对孩子的教育是“放养式”的吗？美国的老人帮子女带孩子吗？美国人会为学区房苦恼吗？在《我们的孩子》中，帕特南不仅帮我们澄清了许多对美国社会长久以来错误的刻板印象，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平等的问题绝不会只局限于某个国家、某个地区，它是我们共同的危机，因此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行动。

家庭教育：上层“精心栽培”，下层“自然放养”

六年前，华裔律师蔡美儿的育儿书《虎妈战歌》引发了一场教育理念上的中美冲突，这本旨在向西方人介绍“更高级”的中国育儿经的畅销书，在美国却遭遇了十分两极的评价。有人认为这种“颐指气使”的中国模式总好过“不闻不问”的美国模式，但也有人认为蔡美儿的育儿经验完全是负面教材，它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勾起了很多华裔美国人并不愉快的童年记忆。这使得“虎妈”这一形象在西方语境中沾染了某种负面意涵，它特指那种有着不切实际的高标准，近乎严酷的高压统治和洗脑式心理操控的“疯狂”母亲。那么在美国人心中，什么样的父母才是理想的父母呢？

帕特南在书中指出，关于什么是为人父母的上佳之道，美国人的观念在过去 60 年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受到了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影响。二战后，著名的儿科专家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出版了令他名噪一时的超级畅销书《斯波克育儿经》（Baby and Child Care），在书中，他教导婴儿潮一代的父母们应该对子女采取“放养式”教育，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节奏自由发展，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强迫孩子追赶成年人生活的日程和规则。因此，战后一代的父母普遍推崇“放轻松”的教育理念，注重与孩子共享天伦之乐。

然而，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关于何为好父母的主流观念开始发生转变，新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早期经历和社会经济环境，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物神经发展，而他们的生物神经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的人生。在帮助儿童大脑发育的诸多因素中，父母耐心细致的呵护与引导，尤其是“接发球”式的互动学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 90 年代开始，斯波克式的“放任教育”越来越被新一代的父母所摈弃，取而代之的是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成本的“精密教育”。

在孩子的教育理念上，今天美国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并无明显分歧，他们大多认同“精密教育”，只是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经济上更苦难的家庭，很难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于是从结果上看，美国社会依然呈现出了“精心栽培型”（concerted cultivation）和“自然放养型”（natural growth）两种教育模式，而且这两种教育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父母的阶级决定的。

中产阶级的父母普遍采取了“精心栽培”的育儿方式，他们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深谋远虑地为他们做教育投资，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养。他们注重与孩子平等交流，即便在孩子犯错误时，也能够循循善诱，启发孩子通过自我反思改正错误。而在一些贫困家庭中，父母则不得不采取“自然放养”式的教育，他们放手任由孩子凭借自己的天分和运气成长，父母对孩子没有明确的规划，也很少关注和干预孩子的表现，更缺少鼓励和平等协商，当孩子遇到问题时，他们则诉诸命令甚至暴力，迫使孩子服从。

很多研究都证明，父母越是贫困，教育程度越低，在社会上越孤立无援，他们就越有可能是棍棒教育的信徒。而这一现象不可简单归因为所谓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只是父母自身承受的生活压力的负面效应，很多时候，这种教育方式只是贫困的父母对阶级区隔情理之中的反应。富爸爸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中开发孩子的天赋，而穷爸爸却只有采取“防备式”策略，因为在贫民窟中养育孩子，当务之急就是保护他们的安全。正如一位生活在底特律的单亲妈妈对帕特南说的：“什么亲吻拥抱之类的，我们从来不会做，这可不是我们黑人的方式。在底特律，你可不能多愁善感，在这个适者生存的地方，你要狠起来。”

帕特南还指出，相较于上一代的父母，今天的美国父母在抚养孩子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趋势是普遍的、跨阶级的，只是在增长速度上，富裕家庭要显著地高于贫困家庭，这就导致在时间和金钱的绝对值上，二者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

时间投入的阶级差异主要体现在“睡前故事时间”。教育学家把亲子时间主要分为两类，一个用于孩子发展活动，即“睡前故事时间”；另一类则是用于照料孩子生活的时间，即“换尿布时间”。以 2013 年为例，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每天给孩子的“睡前故事时间”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多出 45 分钟。

而金钱投入的差异，则主要集中在私立教育和儿童保育上，在课外活动、夏令营、旅游、图书、电子产品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开支上，阶级差异也是清晰可见的。在孩子整个未成年时期中，有两个阶段的教育开支最大，首先是学龄前阶段，其次是大学阶段。这一头一尾两个阶段对于孩子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因此父母会不惜代价地在这两个阶段加大私人投入，以求为孩子谋得进入社会后的更大优势。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在这两个阶段的教育投入是不充分的，大部分的公共资源被投放在了中间十二年的基础教育之中。因此可以说，社会投入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寒门之子的上升阶梯。

学校教育：“和谁一起上学”比“上哪所学校”更重要

既然家庭教育的阶级差异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那么学校教育是加剧了还是缩小了这种差异，抑或是没有对此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呢？换言之，学校究竟是阶级分化的成因，还是仅仅是阶级分化的场域？

美国的教育系统分为公立和私立两个系统，公立教育系统在设立之初，就旨在让所有孩子都能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为经济发展储备人才，为国家培养合格公民。每一所公立学校都秉承着这样的理念，甚至在一些学校中，老师还会主动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施以援手。但是——帕特南称这里有一个大写的“但是”——更大的现实是，即便在公立系统内部，好学校和差学校之间也是天差地别，富孩子上好学校，穷孩子上差学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这样的阶级分流是怎样发生的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居住的贫富区隔。富人和穷人居住在相互隔离的社区内，而大部分的孩子会选择就近入学，因此，在过去半个世纪积累的贫富差距，就足以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分流到不同的学校。反过来说，周边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区域的房价。因此，美国的家长和中国的家长一样，早早就加入了抢购学区房的大军。

另有研究发现，当美国的家长们为学区房竞价的时候，他们看中的，不仅是学校，还有学区本身，换言之，在家长们信中，最强大的师资、最完善的设施、最适当的班级人数规模这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与同样高收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做邻居，与他们的孩子做同学，也就是说，生源质量比硬件水平更能决定一所学校的优劣。

那么，这一观念是不是家长们的偏见呢？研究数据显示，无论学生自身的社会背景如何，影响其学业表现的决定性因素是学生群体的阶级构成，而非其他校内因素。甚至有一些研究证明，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业表现与同学家庭背景有很强的正相关，甚至比与自己家庭背景的相关程度更高。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帕特南认为，学生从校外带来的种种资源——如父母的参与和鼓励，对课外活动的私人捐助等等——有助于在校内形成一个积极、良性的氛围，这些资源也许只由一部分学生的家庭提供，却可以让全校的学生一起获益，因此“你跟谁一起上学”就变得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也是促进优异学业表现的重要推手，研究显示，同辈压力通常在一个人 15 岁至 18 岁之间达到顶峰，这种压力一方面表现为“近朱者赤”，好的榜样可以激励青少年的学习兴趣、志愿和成绩，另一方面也有“近墨者黑”的效应，坏的示范也会导致青少年旷课、吸毒、抑郁，或养成不健康的消费观。

因此，美国的父母对学区的选择可以说是慎之又慎，帕特南的太太就曾教给他一个“牙箍检验法”，即一个区域内带牙箍的孩子的数量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判断依据，因为在美国看牙医的费用很高，带牙箍的孩子比例越高的社区，父母的收入和对孩子的关爱程度就越高。

帕特南在书的结尾指出，他也曾是“美国梦”的信徒，出生于克林顿港一个平凡家庭的他，曾经坚信自己今天的成就全都来自个人奋斗，后来才意识到，如果没有那个更为社群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时代，没有那个时代的家庭、社区和公共机构，他的运气也无所依附。

帕特南之所以要将这本书命名为《我们的孩子》，用亲切的笔调、平实的语言写给每一个美国普通人看，就是因为，他想让更多人知道，每个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人，都要感谢这个社会给予的平等机会，而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的平等机会被剥夺了，那么这些已经成功的既得利益者也都难辞其咎。

同时，他也呼吁每个民主社会中参与集体决策的人都要行动起来，对穷孩子的投资不但可以拉平他们与富孩子竞争的起跑线，还能推动经济增长，让全社会受益，对于公平和效率的追求在这里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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