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预防艾滋病教育（我们学校没有艾滋病）
大学预防艾滋病教育（我们学校没有艾滋病）但检测试纸上两杠鲜红好似一记闷棍，打碎了这个22岁的青年对未来的所有美好规划。他的HIV初筛检测为阳性，被所在地疾控中心确诊。如果不是2016年的一场检测，今年大四的张烨（化名）可能还是跟他周围的一些同学一样，每日往返于图书馆与宣讲会，准备国考或深造。这个外貌与普通售货机无异的机器，在其右部多了一个不大的“样品回收箱”。滑动上方的触屏，花30元，即可从售货机买到市价298元的HIV自检包。购买者自取尿液后投入回收箱，就可通过编码在10天上网查询结果。这是高校防治艾滋病的新举措之一。首批安装了售卖机的高校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北航等学校，有望在2018年覆盖海淀所有学校。海淀区疾控中心向媒体透露，清华装机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除清华外的10所高校的售卖机共卖出37个检测包，其中14个送检，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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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子懿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5期，原文标题《大学校园为何成为艾滋病高发区？》，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2017年11月，一种装有“HIV尿液匿名检测包”的自动售卖机被悄悄安放在了清华大学C楼的一层楼道里。
这个外貌与普通售货机无异的机器，在其右部多了一个不大的“样品回收箱”。滑动上方的触屏，花30元，即可从售货机买到市价298元的HIV自检包。购买者自取尿液后投入回收箱，就可通过编码在10天上网查询结果。
这是高校防治艾滋病的新举措之一。首批安装了售卖机的高校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北航等学校，有望在2018年覆盖海淀所有学校。海淀区疾控中心向媒体透露，清华装机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除清华外的10所高校的售卖机共卖出37个检测包，其中14个送检，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幸运。
如果不是2016年的一场检测，今年大四的张烨（化名）可能还是跟他周围的一些同学一样，每日往返于图书馆与宣讲会，准备国考或深造。
但检测试纸上两杠鲜红好似一记闷棍，打碎了这个22岁的青年对未来的所有美好规划。他的HIV初筛检测为阳性，被所在地疾控中心确诊。
“我当时完全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张烨对本刊说，从来没想过自己艾滋病会与自己产生联系。
“我还能活多久？”
“我是不是快死了？”
“我的父母怎么办？”
……
这些问题此后一直萦绕他脑海。
按照家人对他的期望，张烨原本打算报考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内，稳定轻松地度过自己的余生，但事业单位严格的体检要求让这个夙愿变得遥不可及。曾经他还想过考研，如今只想赶紧工作挣钱养家。
在中国，像张烨一样被查出HIV病毒呈阳性的大学生正越来越多。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到2015年，中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可谓是触目惊心。
“大学生感染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现象，而不是个案。”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贝利马丁奖（Barry & Martin's Prize）获得者张北川对本刊说。
自1985年中国首例艾滋病起，中国已进入艾滋病防治的第33个年头，艾滋病疫情已经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但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率不降反升，其中以男男性行为传播为主。
张北川透露，仅2015年，中国就报告了3000多位在校青少年学生确认艾滋阳性，其中大多男同群体，如果连同前两年和2016年报告的在校学生染艾者，估计总数已近万人或更多。
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北京近两年大学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2016年15~24岁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数增幅超过了艾滋病整体增幅；上海2015年共报告发现青年学生感染者92例，较上年同期上升31.4%；南昌2016年9月报告存活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年均增长43.1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曾透露，截至2016年9月，学生新增HIV病例占全国新增总病例比例为3.2%，这个比例看起来虽然不高，但考虑到人口基数时，从学生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几率，比全人群中发现感染者的几率高出41%-66%。
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虎子（化名）说，其服务中心在青岛主城区、青岛大学城有两个检测点，2017年共检测近1000人次，检测呈阳性的青年学生中“清一色全是MSM（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男性间性行为发生者）。”
《费城故事》剧照
陷阱
为何青年男同群体的HIV病例会增加之快？虎子分析说，学生群体比较特殊，比较单纯、老实，“容易受到外界诱惑，毕竟没有阅历，不能分清好坏。”
张北川认为，大学生等青少年在男同社区内的交往中缺少自我保护能力，脱离了过往约束，在大学环境里易受社群亚文化的影响，加上性生理的成熟，使得青少年男同突破以往的自我，开始寻求圈子内的交往。
张烨来自山东农村，2014年高考升入华东某高校。他从初中起发现自己对男孩子有倾慕之感，但不知“同性恋”的概念。进行大学后，才开始通过网络资料与交友圈认清了自己的属于性少数群体。“我的认同比较晚，是大学才开始的。”
让他产生认同的，是手机社交App。他通过某款交友软件找了属于自己的圈子，并与一个33岁的有工作的男性倾谈了半年后见面并建立关系。此后一年里，发生了约3次无套性行为。
张北川指出，大学生群体感染之所以上升得这么快，也跟男同群体的多性伴侣的社区性质有关。在社区里，青少年男同一般缺少足以保护自己的协商权力和能力，不知道自己接触的人可能就是携带艾滋病毒的者。
本刊采访4个案例中，所有的感染者案例都是被年龄更大、拥有一定社会经验的非学生男同人士传染。在大学生面前，拥有一定阅历、更好经济能力他们，在关系中占据了更多的主导地位，同性但不平等。而大学前义务教育的性压抑，以及过往主流社会对同性的歧视，使得部分学生“同志”更倾向与成熟的社会人士交往。
“我不知道我是他的第几任，但他是我的第一任。”回忆起如何与前男友在一起，张烨说，“他非常照顾我，经常带我出去改善生活，对我挺上心的。”
每到夜里一个固定时间点，张烨的前男友总是会去到洗手间并上锁，久而久之他渐生疑虑。某天夜里，他趁男友睡觉时翻开了他的包，发现一瓶维生素C的药盒里，装着一种白色药片。
“我琢磨着维C也不长这样啊。”手机上一番查询后，张烨再也睡不着了。
他纠结了很长时间，才将对方叫起来。愤怒的质问后，张烨把曾经的伴侣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删光了所有联系方式。
山东某高校的感染者叶枫（化名）此前也一直不知道到底是谁传染了自己，直到去疾控中心领药时，遇见了一个曾经发生关系的男伴。叶枫本想戳他打个招呼，但对方却刻意躲开了。“他一躲，我就知道有鬼。”
在虎子、毛毛雨等负责人看来，学生群体的单纯与脆弱，还体现在诊断后的反应与表现。与其他群体相比，青年学生确诊后外表反映会过激，曾经将其办公室的地板哭得一片湿，甚至还在地板上满地打滚，但真正治疗起来会非常配合。
绝大多数人没有告诉选择坏消息带给父母。“他们也帮不了我什么，看见他们伤心只会让我更难过。”张烨说。
他的第一段关系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段关系。确诊后，他没有再找伴侣或发生性行为，即使是有保护措施，生怕把病毒感染给他人。“有人劝了我，说世上没有100%的事。”
“不能把屎盆子都往孩子身上扣”
随着大学生的猛增的HIV疫情被公布，有舆论声音开始指责：是否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过于开放了？2015年的一项针对34个城市大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为，近七成大学生接受未婚同居行为。
“不能把屎盆子都往孩子身上扣。”张北川不这么认为。他表示，根源还是在于当下性教育过于滞后、而且部分高校对于艾滋病等性教育态度古板。
“我们学校没有艾滋病，为什么要给我们开展这样的工作？”安徽青卫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毛毛雨”曾尝试与当地某所高校开展艾滋病教育讲座，但得到了校方高层管理者这样的回复。
“大学生学历高素质高，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对艾滋病知晓率并不高。知晓率高的，行为与知识也有偏差，比如安全套的使用。”虎子说，青年学生中有一种侥幸心理，很多人知与行不一。
性教育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未全然开放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也意味着风险。从小到大，没人给张烨讲过性知识与正确的性行为，他只知道有艾滋病，但是全然不知怎么防护，觉得离自己很远。
“我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公益网站，自己高中就开始看，慢慢了解。”陈诺说。
相关部门早已嗅到了疫情风声。
2015年8月10日，卫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通知直接指出，“近年来，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些地方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
紧接着，两部门联合启动了高校艾滋病防控试点工作，选取来自11个省市的46所高校进行艾滋防控试点，其中有11所高校属于重点干预试点。主要任务包括：在新生入学教育中落实教育任务、建立和完善新媒体平台、定期针对高校中有易感染艾滋病行为人群提供咨询信息等。
“很多高校是重视了，但也是一种形式，比如艾滋病日搞一两场讲座等。”虎子透露，这两年许多高校里还针对新生开展了艾滋讲座，有学时要求，但效果一般。
主要问题在于，在高校，想有针对性找到艾滋高危人群非常困难。“很多高校在校医院里面设置了艾滋咨询检测表，但是很多男同不敢去，怕歧视，怕泄露。宁愿周末做去社会机构做、甚至去医院花钱做检测。”
叶枫的检测正是虎子的机构做的。他说，此前他在学校关于艾滋病的印象就是，“每到艾滋病日，学校的广场会有学生部门摆两个摊宣传。”
这样的情况下，上海青艾等公益机构被引入上海校园内，而许多校园的自动售货也悄然变了面貌，更多的装上了HIV检测包与样品回收箱。
不过在虎子等检测机构的人看来，仅有自检包还远远不够。从业八年以来，当他告知每一个人检测呈阳性者其血液可能是有问题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全都懵了。”
“自检肯定是好事，方便了很多不方便的人，但关键是在自检中，怎么能普及这个知识，不是拿到一个结果就完了。”虎子说，“结果呈阴性没有太大意义。万一呈阳性的话，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没有人告知他，这是局限性。”
2016年临近暑假，叶枫就是在虎子的检测机构的被查出来呈阳性。此前来只是来找朋友玩过几次，经不住朋友劝，他就做了检测，结果两杠鲜红，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会不会是弄错了？”叶枫情绪有些激动地问。此前，他一直觉得艾滋病是国外才有的疾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由于临近暑假，叶枫要收假后才能到当地疾控中心做确诊。暑假接近两月时间里，他形容自己一直“恍恍惚惚”，整日整日惶恐担心，做事学习毫无动力。
收假后，他去了学校所在地的疾控中心，确诊结果是没有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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