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郡县图志都有哪些刻本（珍贵的元和姓纂三家批校本）
元和郡县图志都有哪些刻本（珍贵的元和姓纂三家批校本）赵万里过录余嘉锡批语右下“大典二四〇八……”即赵万里本人批校内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好友之介，从某藏家处得到一部批校本《元和姓纂》，细审此书，前人通篇朱墨批校，洋洋洒洒，共有各类校语近四万字，且有署名余嘉锡和李慈铭的多处题跋，乃是一部前所未闻的重要批本，故为此文，略作介绍。《元和姓纂》，清光绪六年翻刻嘉庆洪氏本，线装四册十卷全，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通篇朱墨批校，无印章。全书批校几满，密行细字，字迹极为精细工整，这种书风我十分熟悉，一见即知其必为赵万里先生亲笔。此书曾略加修整，第一册封面已新换，后三册则仍保留了旧装，每册右上角有毛笔书写的“二”“三”“四”序号字样，此亦赵万里藏书特点。我曾藏有任中敏赠送赵万里的《散曲丛刊》一部二十八册，每册右上角也都有赵先生亲笔序号，与此正同。后来仔细翻阅全书，果然在几处批语中发现了“万里案”的字样，赵万里本人批语都是引用《永乐大典》的有关内容，较易区分
冬晖
《元和姓纂》是我国古代谱牒之学的一部专著，因成书于唐代元和七年，故名。作者林宝，唐代史学家，当时就以精通谱牒姓氏之学著称，曾参与修撰《德宗实录》和《皇唐玉牒》。魏晋六朝至隋唐前期崇尚门第，谱牒之学大兴。此书详载族姓世系及人物，旁征博引，所用书籍资料包括古姓氏书、古代史籍以及唐代私家谱牒等，其中很多资料今天已经佚失，仅赖此书以传。所以《元和姓纂》是研究中古史不可或缺的古籍，岑仲勉先生称其：“有能继轨六朝，网罗百姓，书虽残缺，大致犹具者，于今唯唐林宝之《元和姓纂》，岿然尚存，非氏族学者所亟宜攻治之书乎？”（《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又说：“未读《元和姓纂》者，不能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校记》再序）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
如此重要的一部典籍，原书却失传已久，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用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补足部分内容，这就是现存的四库本。但这个版本错漏仍然很多，当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结合了孙星衍、洪莹、罗振玉等人的校勘成果，编成《元和姓纂四校记》一书，是目前校勘《元和姓纂》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现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也曾深入研究此书，他在《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六“元和姓纂”条说：“余于庚申岁（按：似应为壬申岁，下文有详说），曾取《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古今姓氏遥华韵》、《古今姓氏书辨证》、《翰苑新书》以辑《姓纂》佚文，凡得四百五十余条。近见今人岑仲勉所校《姓纂》，其所引书与余同，唯未引《遥华韵》耳……余所为《元和姓纂校补》八卷，自谓用力颇勤，蝇头细字，行间几满。既无力雇钞胥别缮清本，又不能觅刻工付之枣木，将来不知何人以之覆酱瓿，抑或以蜡以蔽车顶，则数年心血付诸流水矣。”据此可知，余嘉锡先生曾有一颇成规模的“校补”，但由于没有付印出版，学界一直未能见到这一研究成果，现一般认为余著校补已经失传。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好友之介，从某藏家处得到一部批校本《元和姓纂》，细审此书，前人通篇朱墨批校，洋洋洒洒，共有各类校语近四万字，且有署名余嘉锡和李慈铭的多处题跋，乃是一部前所未闻的重要批本，故为此文，略作介绍。
《元和姓纂》，清光绪六年翻刻嘉庆洪氏本，线装四册十卷全，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通篇朱墨批校，无印章。全书批校几满，密行细字，字迹极为精细工整，这种书风我十分熟悉，一见即知其必为赵万里先生亲笔。此书曾略加修整，第一册封面已新换，后三册则仍保留了旧装，每册右上角有毛笔书写的“二”“三”“四”序号字样，此亦赵万里藏书特点。我曾藏有任中敏赠送赵万里的《散曲丛刊》一部二十八册，每册右上角也都有赵先生亲笔序号，与此正同。后来仔细翻阅全书，果然在几处批语中发现了“万里案”的字样，赵万里本人批语都是引用《永乐大典》的有关内容，较易区分。
赵万里所加批语
右下“大典二四〇八……”即赵万里本人批校内容
赵万里过录余嘉锡批语
再细阅全部批跋，知全书除赵万里先生本人批语外，还过录了余嘉锡和李慈铭二人批语，从数量上看，尤以余批为多，约三万字左右。其次为李批，约数千字，且均加一“（李）”以区分。卷首有余嘉锡长跋四处，因较为重要，故全文转录于此，以备参考。
跋一：“战于沪渎之岁正月廿八日，假得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并检《古今姓氏书辨证》及《翰苑新书》以校《元和姓纂》。改正脱误数千字，补辑佚文数百条，凡十四日而毕，漫志于此。二月十一日狷翁”（按：余嘉锡号狷庵，此处“狷翁”即自称）。
赵万里过录的余嘉锡长跋
跋二：“癸酉冬十二月，假得北京大学所藏巴陵方氏碧琳琅馆钞本《古今姓氏遥华韵》，其书分甲至癸十集凡九十六卷，题临川布衣洪景修进可编。其序自言参用章定《类稿》‘千一百八十九姓’，然其中所引《姓纂》颇有出于《类稿》之外者，即同引《姓纂》亦有异同出入，足以互相参订，因复取以校《姓纂》，时有创获，遂录于上下方并采辑佚文附诸补遗之末。惟其引书往往改易原文，不尽可据。如《姓纂》言某朝有某官某人，必改曰某人某官。又每氏之下或连录姓氏典故数条，每条空一格，而于首条题曰《姓纂》，或于末一条注曰《姓纂》，谛审其文，有似全取《姓纂》者，有似取他书羼入者，疑不能明。今惟慎加采择，必确知其出于《姓纂》者，始据以校改本书及采入佚文，其他则姑置之。盖其书体例与章定书不同，故今所采不如章书之多也。狷翁识”。
跋三：“《遥华韵》于康姓下言‘匡姓避宋讳改’。又于彭姓下引《寰宇记》及朱文公语，均连缀于所引《姓纂》之下，不提行亦不空格，盖其书本兔园册子，而又出于辗转传抄，书手不通文义，往往联数条为一章，又或分一章为数条。亦有采自《姓纂》而失注书名者，今于其羼入之文皆厘剔出之，其不明引《姓纂》者亦从割弃。取舍之间，诚不能保其无误，然若因此遂疑所引《姓纂》非林宝书则非也。十二月五日夜漏下四鼓记”。
跋四：“乙亥九月吾友陈援庵垣从余假观此本，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补洪刻卷六脱文两半页各八行，命钞胥别纸录出见示，因粘入本卷之内。颜黄门曰：‘借人典籍，先有缺坏，就为补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今援庵借人书乃并为之校雠，其事真可风也。二十日夜嘉锡识”。
综合以上四跋，余嘉锡从1932年3月4日（战于沪渎之岁正月廿八日）开始校补《元和姓纂》，“改正脱误数千字，补辑佚文数百条，凡十四日而毕”，然后“癸酉冬十二月”又以北京大学藏《古今姓氏遥华韵》再次校补。陈垣则在1935年秋约9、10月间，向余嘉锡借阅了这个校本，并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补了两个半页。前文所引中华书局版《四库提要辨证》中的“庚申岁”是1920年，可能是“壬申岁”之笔误。余嘉锡说“近见今人岑仲勉所校姓纂”，则应是1948年《元和姓纂四校记》出版以后所言，此时距余校补完成已经十多年，但一直未能出版，所以感慨数年心血将付流水。他阅读岑书后，说“岑氏意在校雠，非为辑佚耳”，也的确是实际情况。可以说岑校长于校雠，而余校更长于“补”，余嘉锡将书名拟为《元和姓纂校补》，亦有此意。此过录本卷末有一条余批“凡补佚文四百三十一条”，《四库提要辨证》则说四百五十余条，看来此后又略有增补。
据《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岑仲勉先生开始校订此书，是因为“民二十五，见报载牟氏校《姓纂》十数条，念其中讹文极多，非数纸可尽，乃摘其涉姓源处之属于文字错误及显而易见者，摘校若干，藉便览读。......待图书布置就绪，（时已二十八年初）始续取《全文》、《全诗》、晚近出土唐志及前未得见之典籍，陆续补入之”。但实际上在1935年，岑仲勉就已经有校勘《元和姓纂》的想法了。《陈垣往来书信集》（增订本）收录了岑仲勉致陈垣书信四十一通，1935年7月18日岑信中就说，“启邮包，知慨以校库本见假，如获瑰宝。……唯库、洪两本异同仍未尽明，下举数端，亟待明教”。库即四库本，洪即洪氏校勘本。显然此时岑仲勉已开始用功于此书，但仍然是初读阶段，对基本版本源流还不够熟悉。同年9月19日岑信又说，“《姓纂》一书，实有详注之必要，然兹事固不易言，是在合力”。同年11月7日岑信言，“奉教暨《大典》、《辨证》等，始恍然于‘误入’二字之解释，缘初未悟《辨证》亦出《大典》也。……《辨证》一册，因顺便校一过，如馆中暂无需用，能赐观全豹更佳”。则此时岑仲勉已开始利用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以校订《元和姓纂》了。也大约正在此时，陈垣向余嘉锡借阅了余校本，陈垣在指导岑仲勉的信中是否提到余嘉锡的相关研究，因缺少陈垣去函，现已无法确知了，但有此可能。至少在版本源流和参考资料方面，岑仲勉很可能间接受到余嘉锡研究的影响，所以两人引书大致相同。
再说赵万里的批校。他所批数量不多，总共大概几十条，都跟《永乐大典》有关。赵先生因为工作关系，曾主持抄写《永乐大典》并辑佚（刘波撰《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中有多处相关记载），大概这也是附带成果之一。四库馆臣从大典辑佚时，疏漏很多，赵校又据大典原本校订，这些校语基本上都为岑校所未及，比如卷六“辅氏”条，赵万里根据《永乐大典》卷一四九一二第四十二页下辅字韵所引《元和姓纂》，增补数十字，就出于岑校记之外。又如赵批用《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四第十二页下伏字韵引文，增补“乞伏”一条共九十余字，也是前所未及的成绩。
赵批用《永乐大典》，增补“乞伏”一条
最后再谈谈李慈铭批语。开始我猜其可能是从《越缦堂日记》中摘录的，对比后发现不是。又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得知，国图正好藏有李慈铭批《元和姓纂》，且此书已经上传到国图官网，对照书影可知，赵万里先生正是从此本过录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人的确难有赵先生这种便利条件。李批似乎不太为世人所知，研究者引用不多。然观其校语亦有精当之处，不可忽视。因李批全本已经上网，查询方便，本文就不转录批语举例了。
赵万里过录的李慈铭批语
从刘波先生著《赵万里传》可以看到，赵万里和余嘉锡至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就已经认识了，此后两人交往亦不少。如1931年2月4日，两人都参加了傅增湘组织的藏园雅集，1933年起，两人又都在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可能就在这段同事期间，赵万里向余嘉锡借抄了这个批校本，时间上限不早于1935年秋。但因为没有留下两位当事人本人的记录，具体情况已不可确知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此赵万里汇校本似有出版的价值，可以跟岑仲勉先生的校勘成果以及近年新发现的各类历史资料如墓志等结合起来，整理出一个更完善的《元和姓纂》新版本，以便学术界利用。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