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义务教育吗？停课两年后印度爱国教育降临
印度有义务教育吗？停课两年后印度爱国教育降临根据媒体报道，克什米尔的移动电话网络还算完善，大部分居民都能用手机上网，但是地方政府以安全为由，把通讯系统限制于2G网络，让居民只能接收低传输量资讯。2019年印度全国学校改以网上授课的时候，克什米尔学生却无法受益，学习进度严重落后。只有个别学校派发USB手指（U盘），以勉强继续授课。斯利那加查谟与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在2019年8月5日丧失特殊自治地位，印度随即关闭所有中小学与大专院校，以防止学生发起抗争；同时实施了长期宵禁，各处架设路障，断网、断电，力图把反抗扼杀于萌芽状态。处于封锁中的克什米尔地区斯利那加纵然政府在去年2月放宽了规定，但是新冠肺炎传到了当地，让当地学校再次关闭。
2019年克什米尔被印度撤销“高度自治”，再历经新冠肺炎蹂躏，学校停课将近2年时间，更糟糕的是当地时不时断网和限制网络速度，让学生丧失网上上课的机会，被迫“停课又停学”。
到了今年3月份克什米尔的学校好不容易复课，印度政府关心的却不是学生的学习进度，反而把握机会强推爱国教育。
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查谟，警察在“封城”期间向居民发放食物。
那么，这几年来，克什米尔到底发生了什么？印度又是如何经营克什米尔的呢？
查谟与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在2019年8月5日丧失特殊自治地位，印度随即关闭所有中小学与大专院校，以防止学生发起抗争；同时实施了长期宵禁，各处架设路障，断网、断电，力图把反抗扼杀于萌芽状态。
处于封锁中的克什米尔地区斯利那加
纵然政府在去年2月放宽了规定，但是新冠肺炎传到了当地，让当地学校再次关闭。
斯利那加
根据媒体报道，克什米尔的移动电话网络还算完善，大部分居民都能用手机上网，但是地方政府以安全为由，把通讯系统限制于2G网络，让居民只能接收低传输量资讯。2019年印度全国学校改以网上授课的时候，克什米尔学生却无法受益，学习进度严重落后。只有个别学校派发USB手指（U盘），以勉强继续授课。
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女民兵使用二战步枪练射击
今年1月，印度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评估全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素，克什米尔排在榜尾，远比印度任何地区都要差。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夏季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的学生坦言：“在这里，所谓网上学习即是无法学习。通常课堂都是通过电话断断续续转播，只会听到零星的单词。”
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妇女儿童上街抗议印度政府取消克区自治地位
有儿童精神科医生忧虑，学生成绩落后之余，还会丧失社交能力和专注学习的能力，家长求助个案也持续增加。心理学家去年在斯利那加进行小型调查，显示有62%人口对局势表示忧虑，72%感到人生缺乏意义。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一面墙上写着“我们要自由”
无数家长因为生活拮据，无力负担学费，被迫为子女办退学手续，公立学校学生人数去年大减17.5万，对于服务200万学生的教育系统而言，跌幅相当惊人。自负盈亏的私立学校情况同样堪虞，有校方透露去年收入大减88%，预料私立学校将现倒闭潮，目前至少30家学校结业。
印度抗议民众在克什米尔地区扔石块 砸伤印议员
经历过590天停课后，学校终于在3月陆续复课，学生却要面对新挑战。克什米尔私立学校协会主席 Ghulam Nabi Var 接受访问时表示，当局试图改变当地现况，禁绝所有学生运动，又强推新教育政策。“以前，教育目的是教导学生如何思考，现在他们被教导思考什么。”
3月最惹争议的政策，是政府勒令境内所有学校，在4月30日前安装以印度国旗三色为布景的告示板，每星期通报进度，既想借此强推爱国意识，也测试各学校的顺从程度，稍后公立学校建筑更会统一用色。有关指令由教育部官员下达，将监察计划推行进度。
以国旗三色为告示板布景的措施，在印度全国前所未有，从没听说其他邦政府有任何类似要求。教育应当要“政治中立”，印度全国的私立学校协会，将会前往旁遮普举行会议，商讨如何挽救印度的教育问题。
2019年印度取消克什米尔自治后，相继有媒体被查封，接连有记者被警方逮捕入狱，报道阵亡反对派武装分子的新闻，同样遭受警方立案调查；印度内政部甚至通过法令，禁止采访军方与武装分子冲突的消息，声称报道等同鼓吹分裂国家。
在克什米尔大学从事传媒研究的记者Raashid Maqbool，2019年接受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访问称，过去印度对当地传媒的打压屡见不鲜，编采工作不时要面对政治压力，有记者受到政治检控。最著名的案例有资深记者Asif Sultan，他几年前撰写专题报道，批评印度铁腕管治刺激年轻人投身武装抗争，事后疑遭到印度政府清算，以多项不相干罪名监禁过1000天时间。
随着克什米尔丧失自治地位，当地传媒面对的政治成本愈来愈大。资深记者Peerzada Ashiq形容，政府扭尽六壬要媒体跟随官方论述，报道事实真相都要付出代价，他本人正是受害者——他在去年4月采访已故反对派武装分子的家属，转达家属对挖出遗体以举行葬礼的期望，结果被控发布“假新闻”。在文章刊登后，他被传召到两间警局接受数小时的盘问，此后警方的滋扰持续不断。
“我曾经报道过葬礼，访问过暴力冲突中的受害者，不论来自武装暴力还是军队暴力，但从来未见过有记者因报道事实而被国家清算。”Ashiq认为，去年是当地媒体生态的转捩点，自从他受警方调查的消息传出，整个传媒业界都噤若寒蝉，再没有新闻报道反对派武装分子的消息。
诸如此类，对传媒机构的骚扰永无宁日。比如去年10月，印度反恐部门大举搜查9个地点，包括有克什米尔英文报纸Kashmir Times办公室、法新社记者住所等，过程中未有出示任何搜查令，仅声称收到“可靠情报”指目标人物和机构收受外国资金，以支援“分离主义和分裂活动”。
在自治政府倒台后，当地对外通讯曾经长时间中断，城中各处设置路障，也间接帮助政府操控传媒。由于新闻工作者无法使用互联网，对外消息变相由政府垄断，大多数报纸无新闻可报下，一度只能够在头版转载官方新闻稿。印度政府不是要查禁所有报章，只是要严控记者报道的内容，然后透过继续有报纸发行的假象，向外界证明克什米尔“一切如常”。
记者拉纳·阿尤布(Rana Ayyub)以追查莫迪及其助手而闻名
更骇人听闻的，莫过于今年4月印度内政部通过新传媒法令，禁止任何传媒采访反对派武装与军方的冲突，声称报道相关新闻等同煽动分裂国家、鼓吹“反国家情绪”，以致任何身在冲突现场的记者，都可能即场受警方检控。
这些冲突经常发生在住宅区，屡屡传出军人以居民做人盾、掠夺财物、炸毁民房和谋杀平民的消息，相信是封杀冲突新闻的真正原由。
克什米尔位置图
当地仅存的某杂志也接连受到暴力威胁，总编辑遭警方及亲政府民兵殴打和拘留，以致他近两年心身健康不断恶化，但他与同事都无意就此投降：
“我的职责、我团队的职责，就是报道事实，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假如你承诺要诉说人民的故事，那便不要为说出真相而忧心；在克什米尔，这就是关于创伤、失落和死亡的故事。”
叁克什米尔愈高压，青年愈难抵挡毒品诱惑？搜寻“克什米尔”，所见尽是冲突新闻，从2019年印度政府撤销克什米尔自治地位及戒严起，就不曾完全休止。早年已有媒体关注当地人在高压环境中出现各种情绪问题，近日“德国之声”报道更指，当地青年面对近年困境，加上疫情封锁形成的高压气氛，吸食海洛英的毒品问题有所恶化。
来自克什米尔南部村庄 Damhalhanjipora的17岁青年艾哈迈德（Ahmad），他回忆两年多前首次吸毒：“14岁时，朋友对我说‘你要试一试，感觉很好’。他们送了我，我就想，反正只是一次。”当时读初三的艾哈迈德，自此陷入毒海。“第二日我吸了，也是朋友送的。第三日，我用了1000卢比（约87元）买。”
毒品改变了他与家人的生活。吸毒前的他是优秀学生，但其后辍学，家人也因为其毒瘾而承受经济、情绪打击，还要面对邻舍的羞辱及污名。他曾在柜员机上盗领父亲的工资，家庭生活渐渐崩溃，染毒后还开始赌博、贩卖，又变得暴力，会殴打弟妹，破坏家里的一切。祖母的 5500 卢比（约480元）定期存款、妈妈的珠宝、家中餐具，他全都偷过。
然而，艾哈迈德只是近年数以千计瘾君子的克什米尔青年之一。目前，他在邦首府斯利那加的心理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IMHANS）接受戒毒治疗；同期入住院内戒毒病房的10名患者，年龄都在16至25岁之间，大多数人都是戒瘾。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间，成瘾比率迅速上升。2016年只有489人接受戒毒治疗，一年后数字升至3622，到2019年再攀升到7420。直至目前为止，今年已有约4000人寻求戒毒治疗。
当地许多由地方警察管理的戒毒诊疗中心，均报告青少年吸毒成瘾问题有恶化迹象。冲突地区是“精神病生长的沃土”，多年冲突以及疫症大流行下的封锁措施，都影响当地人的经济状况及心理健康。特别是过去一年封锁期间，当地精神健康问题的个案报告呈指数增长。医生每日平均为60至70名毒瘾患者看诊，戒毒诊疗中心永远人满为患。
邦内北部城镇库普瓦拉（Kupwara）一名高级警官认为，随着大量毒品流入当地，吸毒问题愈趋普遍；而问题背后，是恐怖主义（narcoterrorism），旨在筹集资金，资助武装分子。
类似的情形或许已在不同克什米尔青年及家庭上演。年轻人有的受家庭问题困扰，有的出现感情问题或自杀倾向，有的受经济打击，很多人最终不敌压力，落入毒海。
5月的以巴冲突历时11天，造成超过240人死亡，以色列终于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可是，约旦河西岸依然有零星示威持续，同时世界各地都有人上街声援巴勒斯坦的人民。
2019年，印度撤销克什米尔特殊自治地位后，该地区也抗争不断。伊斯兰为主的克什米尔人与巴勒斯坦人感同身受，有人发起遥远声援巴人，最终印度就乘机展开新一轮抓捕。
过去每当有以巴冲突，克什米尔都会有示威，但今年在印度的高压之下，还算平静，只有零星抗议。5月14日，当时以色列正在炮轰加沙，在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Srinagar）市，一名32岁的艺术家走到街上，爬上桥柱，画了一名女子如泣如诉的画像，写上标语“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We are Palestine）以示克什米尔抗争者和巴勒斯坦人同行。几个小时后，他就被捕了。
3天过后当局释放了他，他接受访问时表示，和几乎每一位克什米尔人一样，不会容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杀戮。他起初以为涂鸦是比较安全的表达方式，更何况他触及的内容并没有反国家（anti-national）和“煽动叛乱”（seditious）意向，甚至与印度根本无关。他表示自己被捕后，深深明白到克什米尔已经容不下任何艺术表达。
他的遭遇并非孤例。在伊斯兰节日期间，当地知名教士在南克什米尔一所清真寺内主持祷告，并高举标语，为巴勒斯坦人民祈福。两天过后的5月15日，教士被捕，罪名是违反防疫令。同日，克什米尔警方发文，声明警方已经密切注意事态发展，以防有人乘机利用巴勒斯坦的悲剧，来扰乱克什米尔的公共秩序与和平。直到5月17日，克什米尔警方已经拘捕至少20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争者。
印度国民大会党（National Conference）发言人达尔（Imran Nabi Dar）表示，警察的行动明显反应过敏。抗争者只是表达不满，声援巴勒斯坦的无辜平民，而且示威过程和平非暴力，警方没有必要拘捕年轻人，更何况印度一贯立场就是支持巴勒斯坦自决，以两国方案解决问题。不过，寒蝉效应已经出现，会避免在社交媒体提及以巴问题，有的话也要经过小心润饰，以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