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库战略观察:亚太智库传媒安邦咨询
安邦智库战略观察:亚太智库传媒安邦咨询(1)需要应对美国大力度税改政策的影响,维持中国的财政稳定。中国实行积极债务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包括:面对当前和今后的国内外形势,安邦咨询认为,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并不能在一种线性基础上考量,而应该结合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问题,结合世界经济形势来判断。中国政府近年债务余额 数据:财政部历年预决算报告,安邦咨询整理要解决这些严肃的挑战和问题,让经济体维持一定的动能恐怕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中国需要显著地扩大发债,通过债务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
亚太经济时报
对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大趋势,安邦智库日前做出一系列预判。安邦预计,中国今年将实施积极的债务扩张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这可能是让中国摆脱潜在经济困局最可行的和有力的举措。本文选自《亚太经济时报》2018年1月11日头版。
对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大趋势,安邦智库日前做出一系列预判。安邦预计,中国今年将实施积极的债务扩张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这可能是让中国摆脱潜在经济困局最可行的和有力的举措。
最有效办法
面对当前和今后的国内外形势,安邦咨询认为,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并不能在一种线性基础上考量,而应该结合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问题,结合世界经济形势来判断。
中国政府近年债务余额 数据:财政部历年预决算报告,安邦咨询整理
要解决这些严肃的挑战和问题,让经济体维持一定的动能恐怕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中国需要显著地扩大发债,通过债务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
中国实行积极债务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包括:
(1)需要应对美国大力度税改政策的影响,维持中国的财政稳定。
(2)需要活化实体经济,需要制造出一个需求更加畅旺的国内市场,需要新的资本投入。
(3)中国政府目前还有适度的空间来扩张债务,而当前资本过剩的环境提供了足够的资金。
(4)中国调整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需要有时间窗口。
(5)中国需要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6)中国在十九大有很多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以及国际战略,都需要很多钱来实现。
要解决这些问题,扩大债务可能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显然,支持增加债务的理由还有很多,虽然限制条件也很明显,但就形势论形势,现在开始策动和考虑规模超过“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方案,恐怕也是中国现实的需要。大致估计,未来3年至5年,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以上至50万亿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
至于资本投资方向,不应继续增加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无论是效率还是未来负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磅”,都存在着问题。比较理想的投资方向,应该是实体经济减成本、增实力的方向。还有军民融合、战略新兴产业、乡土产业、生态环保产业、中国年轻人很擅长的消费科技、“银发产业”以及雄安新区的建设等等。
这不见得是最优方案,但可能是让中国摆脱潜在经济困局最可行的、有力的举措。
经济增长率6.5%
安邦认为,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的线性逻辑来评估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数据的曲线和影响都是向下的,只有少部分数据的曲线和影响是向上的。
中国历年经济增速(%) 数据:国家统计局
从世界市场的竞争角度来看,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中国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障碍。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中国经济。
国内外主要机构对中国2017、2018经济增速预测 数据:各机构研报,安邦咨询整理
同时,中国的生态环保压力以及以往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增长因素,如无效GDP,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逐渐被剔除,这些因素均将导致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2017年。
安邦咨询的预估,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5%。
财团经济或获采纳
事实上,财团从来都是政府间接控制市场的工具。尤其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这是一种需要巨人的行业,而财团可以充当有效的角色。
而中国未来的问题,在于财团的实现路径。
有关混改的政策文件指出,要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数据:国家统计局;安邦咨询制图
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公益类国有企业则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政府调控。
安邦认为,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
现在的混改实际上为财团经济提供了一种实现路径。对于商业类的国有企业,可以“搭船”出海;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有利于引入市场机制,总体上实现“国有 ”或是“民营 ”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态,让中国企业强身健体。
东南沿海面临考验
安邦认为,十九大确立的社会发展大目标,重点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了注重社会均衡。经济增长不再是最为优先的目标,生态均衡、贫富均衡、外交均衡、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等等,这些均衡关系是最重要的方向。
受这种政策方向转变影响最大的是,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社会转型道路上的压力最大。因为社会发展目标与它们原来的发展模式差异非常大,适应起来更加艰难,说服难度大,转型成本更高。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考验的关键点是东南沿海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些东南沿海的省市顺利过关了,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则十九大的社会大目标就意味着获得了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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