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批准逮捕通告：8名在校大学生被抓

四川省批准逮捕通告：8名在校大学生被抓“帮信罪”或许听起来陌生，但它却是2021年刑事起诉中排名第三的罪名，仅次于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当地警方表示，向对方提供实名微信号、手机号、银行卡，虽然未直接实施诈骗，但这种行为是帮助行为，已经涉嫌触犯“帮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GOIP设备是一种虚拟拨号设备，能将传统电话号转化为网络信号，是诈骗分子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诈骗工具2022年7月8日，商河县警方打掉了马某他们位于县城的窝点。经审查了解，这个犯罪团伙共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了50余个微信号、30余个京东账号、10个闲鱼账号用于洗钱，他们用14部手机架设7台GOIP话机设备为缅甸电信诈骗窝点提供帮助。

马某是在去自首的路上，遇到了前来抓他归案的派出所民警。

在那之前，他的三个“同伙”已被逮捕。正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自觉逃不脱警方的打击，准备去自首。

随后，他们一伙8人全都到案。说起来，他们有两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刚成年的在校大学生；都是涉嫌帮助境外诈骗团伙实施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据济南公安8月28日消息，山东商河县某高校在校生马某等8人成立了一个黑灰产工作室，从去年12月以来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养号服务”和通过架设GOIP设备，提供话务服务。

GOIP设备是一种虚拟拨号设备，能将传统电话号转化为网络信号，是诈骗分子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诈骗工具

2022年7月8日，商河县警方打掉了马某他们位于县城的窝点。

经审查了解，这个犯罪团伙共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了50余个微信号、30余个京东账号、10个闲鱼账号用于洗钱，他们用14部手机架设7台GOIP话机设备为缅甸电信诈骗窝点提供帮助。

当地警方表示，向对方提供实名微信号、手机号、银行卡，虽然未直接实施诈骗，但这种行为是帮助行为，已经涉嫌触犯“帮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帮信罪”或许听起来陌生，但它却是2021年刑事起诉中排名第三的罪名，仅次于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7月最高检发布的“帮信罪”相关报告中，在校学生涉案和招聘、实习、兼职领域涉案问题较为突出被列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另据《法制日报》报道，截至2022年1月31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在校大学生涉嫌“帮信罪”案件398件449人。

这意味着，很多大学生在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开始自己的独立人生前，就可能葬送了未来。

一个传言

马某走上犯罪之路，起始于一个传言。

根据济南公安发布的信息，马某交待，其之所以干起网络黑灰产，是因为在学校听到了一个传言。当时，有同学跟他说干帮别人养号的活可以挣钱，有个同学还靠做这个买了一辆车。

至于这个买车的同学具体是谁，没人知道。马某听了这“成功”的故事，心有所动，觉得自己也可以靠此致富。放假回家后，他开始琢磨这事，随后便付诸行动。

最初，他替诈骗分子养号。所谓养号，就是帮他人注册微信号等各平台账号，并经常性登录和使用，使其成为一个稳定的账号。按照警方的解释，一个新号如果加太多好友的话，容易被封号，所以诈骗分子需要稳定的账号实施诈骗。

养号赚了点钱后，这事就被马某身边的同学知晓，也惹得他们眼馋。同学们问马某如何赚得这不差的外快，马某把门道告诉了他们。之后，7个同学加入了他。

马某就此成立了一个工作室，自己成了负责人。但实际上，他更像是个“包工头”。他从诈骗分子手里接来养号的活，再转手分发给另外七个人。养一个号，对方一小时付他50元，他给手下7个同学付25元。

等他们跟对方关系稳定下来，他们觉得这种工作来钱快，为了挣更多的钱，便开始通过架设GOIP设备，提供话务服务。

GOIP设备是网络通信的一种硬件设备，支持手机卡接入，能将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一台设备可供上百张手机SIM卡同时运作，还可远程控制异地的SIM卡和GOIP设备拨打电话、收发短信，实现了人与SIM卡的分离，达到隐藏身份、逃避打击的目的，是诈骗分子钟爱的犯罪工具。

2022年7月份，商河县警方接到了上级推送的一条线索，显示有人在商河辖区内使用GOIP设备，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话务服务。锁定犯罪嫌疑人后，商河警方在7月8日打掉了这个窝点，也就是马某跟他7个同学的工作室。

2020年10月，公安部、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集中严厉打击租售“两卡”（行为）

马某干的这一切，家人全不知情。那天警察带他走的时候，马某母亲才知道自己孩子干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在他被带出家里大门的时候，母亲跟在后面，很生气，朝他背上打了一巴掌，手再举起时被民警拦住。

“你起来，我扇这个孩子，看他成天干啥。”马某母亲愤愤又无奈地说。

并非个案

为自己刚入大学的孩子犯罪感到失望与悲痛的，并非马某母亲一人。近两年来，频频有在校大学生卷入“帮信罪”，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

如2021年6月，湖南长沙有6名“00后”在校大学生因帮助他人跑分洗钱，流水高达3000万元，涉嫌“帮信罪”，6人均获刑。同年5月，四川巴中12名在校大学生因参与转账洗钱被抓，同样涉嫌“帮信罪”。

2021年5月，四川的12名在校大学生在网上用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帮助网络赌博和诈骗团伙下分转款，每日按照转款金额的1%提成，图为涉案手机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校大学生涉“帮信罪”现象的集中出现，是同“帮信罪”案件的激增同时出现的。

最高检的相关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嫌“帮信罪”犯罪嫌疑人12.93万人，同比上升8.43倍。其中，18-22岁的涉案人员占比23.7%，当中就有不少人是在校大学生。

“帮信罪”全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为了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而新增的一个罪名。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此罪，从当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其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在实际中多表现为租售银行卡、电话卡；跑分（提供自己的支付账号，为别人进行代收款服务，赚取佣金）；开发违规app；养号；为相关电信诈骗app进行广告推广等行为。

警方收缴的涉案银行卡及设备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信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为何大学生容易涉嫌“帮信罪”犯罪？

“由于经济困难或过度消费，在校大学生有很强的兼职需求，他们既想获得一些收入，也想积累一些社会经验。另外大学生相对单纯，时间又比较灵活，容易成为犯罪团伙利用的对象。”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叶竹盛告诉南风窗。

实际案例中大多数在校大学生都是在找兼职或实习过程中不小心从事帮助诈骗团伙的工作。最高检的相关报告也指出，在校学生易受老乡、校园周边不法分子蛊惑，出售、出租“两卡”，沦为“工具人”。

甚至于有些学生在去学校推荐的实习单位时，受骗参与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如最高检在上述报告中提到，某校20余名在校学生，经学校联系的中介公司介绍，到某公司实习，实则被骗从事诈骗引流工作，直至因涉案被查获（检察机关经审查，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另外，叶竹盛也认为，因为网络灰黑产业态的复杂和断裂特点，在校大学生缺乏能准确识别其违法性的能力。“诈骗团伙把一个诈骗流程分成多个环节，大学生兼职其中一个环节，那么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可能他所负责的那个环节，单独来看就是合法的。”叶竹盛说。

7名青年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人皆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经朋友介绍将银行卡出借他人，获取一定的“报酬”

叶竹盛提醒，要警惕犯罪团伙利用大学生的群体性和单纯性，采取一些类似传销的方式人拉人。一旦大学生不小心涉案并被获刑，将对以后人生产生不良影响。

“可能会被开除学籍，并有了犯罪记录，这样他日后无法正常的工作。很多主流公司会有尽调之类的，要求你出具无犯罪证明。另外，体制内的工作也肯定不行。”叶竹盛说道。

宽容审慎

回到马某的案件。根据公安机关的说法，马某在从事养号和为诈骗分子提供话务服务时，明知对方是诈骗团伙，但因侥幸心理作祟，一直没有停止违法犯罪行为。

按此说法，马某达到“帮信罪”所规定的“明知”这个构成要件。但具体情况仍待法院认定。叶竹盛也表示，“明知”是区分马某行为是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还是“帮信罪”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

叶竹盛解释称，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是“明知”且“故意”，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靠直接证据，比如聊天记录显示行为人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事情。“但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比较少见的。”

检察官赴校园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宣传

最常见的是第二种方式，即从他的行为等综合因素去推定。“比如说他做这个事正不正常，像别人找你买100张卡，明显不正常。这个时候，审判机关就会认定你应当知道。”

叶竹盛判断，该案中的马某一开始应该也是被诈骗分子“高薪兼职”的幌子所吸引。因为“如果（马某）从一开始明确知道对方是诈骗团伙，还帮他们养号的话，实际上就是诈骗的共犯，可能会以诈骗罪起诉，而非帮信罪”。

此外，马某向公安机关交待，2022年4月-7月，他总共获利1万多元。按照最高检、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已属“情节严重”，面临刑事处罚。

但叶竹盛认为，考虑到在校大学生涉“帮信罪”多因被“高薪兼职”诱导，且主观恶意不大，司法机关总体上还是应该用一种宽容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大学生“帮信罪”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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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相关报告也指出，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以“帮信罪”起诉的人员中，近90%没有犯罪前科，系初犯。

“大学生还是应该成为教育的对象，而不要简单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因为比如这8个人被抓了，他们背后的犯罪团伙没抓，那么这些团伙还是可以再找下一批大学生去做类似的事情。”叶竹盛说。

实际上，司法机关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相较而言，其会对涉“帮信罪”的在校学生酌情“网开一面”。

如2021年6月，最高检和教育部联合公布了一批在校生涉“两卡”犯罪典型案例。5个典型案例中，吴某豪等9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由于考虑到吴某豪等9人均系在校学生，检方会同相关学校和教育部门，对涉案学生的行为危害、悔罪表现、能否继续接受教育等进行评估。在征得教育部门同意后，所在学校对其中7名涉案学生保留学籍，检方依法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2022年3月2日，最高检表示，坚持将惩治重点放在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贩卡团伙、职业卡商、行业内鬼上。针对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学生沦为“工具人”、诈骗犯罪帮凶的情况，坚持以教育、挽救、惩戒、警示为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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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出于为在校学生未来考虑的酌情“网开一面”，并非是“免死”金牌。要想达致这种结果，也得是初犯偶犯，满足造成后果不严重、获利不多且积极赔偿的条件。所以，其他人不能因此而再生侥幸心理，以为司法机关对在校学生处理相对较轻，就冒险为之。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何国胜

编辑 | 苏米

排版 | 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