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日本在上海建设日本人学校

：1901年日本在上海建设日本人学校从杭州湾到南京，足足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作为中国心脏地带，南京政府在这里打造了号称“东方马奇诺”的吴福-澄锡防线，可惜这些国防线竟然没发挥什么作用，直接被日军给穿插了过去。1937年11月初，10多万日军登陆杭州湾，这支半机械化军队在地形复杂的江南丘陵穿梭自如，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行军，他们就连续突破数道国防线，打到了南京城下。从目录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要知道当时没有遥感技术，全靠人力作业，每一幅大型地图的背后，都藏着一个间谍团队。他们绘制更多的是资源地图，这些资料在日本投降时被大量烧毁，但依然有7万多件被保留了下来。下面这张是内蒙古海拉尔的地质图，等高线非常密集，工作量可想而知。全面抗战爆发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日本人对中国地理人文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国民政府。日军手里拿的作战地图，竟然比中国军队的还要详细和准确。

1909年，日本间谍村上川太吉带着一队人马，化妆成商人、旅客，从东北一路南下广东，绘制了大批1:10万比例的军用地图。

当时中国一片混乱，日本人长得又和中国人很像，工作开展得出奇顺利。

像这样的日本间谍团队，在抗战爆发前三十年遍布全中国。抗战胜利后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除了西藏之外，其他中国领土都被日本间谍翻了个底朝天。

201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地图集，名为《旧城胜景：日本近代中国都市鸟瞰图》，收集了20多个中心城市的50多幅地图，这些地图都是日本间谍的大作，绘制于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

从目录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要知道当时没有遥感技术，全靠人力作业，每一幅大型地图的背后，都藏着一个间谍团队。

他们绘制更多的是资源地图，这些资料在日本投降时被大量烧毁，但依然有7万多件被保留了下来。下面这张是内蒙古海拉尔的地质图，等高线非常密集，工作量可想而知。

全面抗战爆发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日本人对中国地理人文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国民政府。日军手里拿的作战地图，竟然比中国军队的还要详细和准确。

1937年11月初，10多万日军登陆杭州湾，这支半机械化军队在地形复杂的江南丘陵穿梭自如，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行军，他们就连续突破数道国防线，打到了南京城下。

从杭州湾到南京，足足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作为中国心脏地带，南京政府在这里打造了号称“东方马奇诺”的吴福-澄锡防线，可惜这些国防线竟然没发挥什么作用，直接被日军给穿插了过去。

南京的沦陷速度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蒋介石十分懊恼地说：“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

当然，绘制地图只是情报工作的一部分，这类工作技术含量很高，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

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手里拿的大多数是1:2.5万以下比例的地图，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把地图画详细，而是人手实在不够用。

而日本用的地图，最差的都是1:10万，这样的地图宏观性更强，有利于将领把握战场整体态势。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从哪里搞来这么多情报人才？

答案是在中国建设间谍学校。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形成了一北一南两个情报中心。北方中心是满铁调查部，这个部门的人才标准极高，集中了日本各方面的顶尖专家，同时也在实战中培训了一大批人才。

至于南方中心，就是1901年在上海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

这个书院的前身，是日本设立在中国的间谍机构“乐善堂”，之所以能扩大为书院、受到官方认可，是因为他们在1899年得到了清末两江总督刘坤的支持。

书院主张“兴亚论”，这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

他们打着“研究中国文化”的旗号欺骗晚清和民国政府，实际上却是如假包换的间谍学校。

这个学校只接收日本学生，而且选拔标准非常高：每个学年、每个日本府县只有2个入学名额，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很快就成为日本知识青年心目中的“清华北大”。

“旅行调查”是这个学校的必修科目，每个学生都要进行长达半年的所谓“调查”，日本人不知用什么手段打通了与南京政府的关系、给每个学生颁发通行许可证，让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畅行无阻。

调查的内容，涉及中国各地的经济状况、地理形势、民情风俗、方言表达等等方面，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据统计，从1901年到1945年，东亚同文书院共招收了五千多名学生，“旅行调查”路线多达七百多条，遍及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区，形成了数千份调查报告。

这些材料规模有多庞大呢？

抗战胜利后，大多数材料被焚毁，日本将残留资料的一部分带回国，成立了爱知大学，这所大学现在依然是所谓“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中心；还有一小部分留在了中国，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将同文书院的遗留材料整理成三套书籍，包括：50册的《中国省别全志》，200册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丛刊》，240册的《丛刊续编》。

卷帙浩繁，可见一斑。

在当时，这些材料全部交由日本情报部门整理汇编，交给日本军部作为战争参考。

民国时期的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在《日本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对日本人来说，就像放在砧板上的一块肉，被切成一片一片，清清楚楚”。

“东亚同文书院”这件事情，至少能给我们两点警示。

第一个警示：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被彻底清除之前，最好不要让日本人在国内建设学校。

有人会反驳说：这种思想太狭隘了，不利于交流开放。大家千万要记住，日本是一个从侵略战争中获得过巨大利益的民族，关键是他们战败后还没有受到清算，抢劫犯没有受到惩罚，他是不可能戒掉战争瘾的。

满铁和同文书院那一帮间谍头目，在战后纷纷回国进入高校，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叱咤风云的专家学者；同文书院的遗产被运回日本，成立了爱知大学，至今依然是所谓“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听上去是不是很讽刺。

本来，学校是文化交流的平台，但由于东亚同文书院遗留势力太过庞大，谁能保证这帮人不会走上“为侵略者开路”的老路呢？

第二个警示：先把自己的文史地理情况搞清楚了，再去研究国外的，否则始终是个隐患。

中国是一个被动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咱们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有的是知识素材、但还远远没有形成体系。

同文书院仅仅依靠五千多学生的“旅行调查”，就形成了车载斗量的研究成果，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中流砥柱，想想这段历史，是有些令人尴尬的。

同文书院这类间谍学校之所以在侵华战争中大获成功，根本上还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不给力，试想，如果民国对国内情况了如指掌，日本人的这些研究还有什么用呢？

人家无外乎就是利用了你对本国文史地理、经济民生的不了解，来钻你的空子。

咱们身处病毒泛滥的丛林世界，一味骂病毒太坏也不是长久之计，增强免疫力才是铁打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