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抗日老兵回忆录(致敬八一影像)
90岁抗日老兵回忆录(致敬八一影像)“1951年4月底,我们从江苏省徐州市出发,5月1日经过辽宁省锦州市开赴朝鲜战场。回国的时候也正巧赶在5月1日这一天。这个日子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为啥呢?出发经过锦州时有游行活动,当地老百姓扭起秧歌给我们壮行打气,有的参战部队也表演各种分列式鼓劲扬威;回国经过锦州时又有游行活动,老百姓又扭着秧歌欢迎我们凯旋,部队再次分列检阅。那些战士端着枪正步走、齐步走、高喊口号,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老百姓笑容灿烂、又唱又跳的场景,到现在还在眼前,那种神圣、荣耀的感觉,也一直充盈在心间。”“1950年冬天,我们高炮营由江苏省徐州市开往吉林省四平市,当时别的部队转交过来一批苏联造的37毫米高炮,我们没用过这种炮,上级就派人来教。当时天寒地冻,我们在野外一天要练八个小时以上,训练的内容包括拆装、瞄准、发射等等,练了一段时间,我们自己能不出差错地将装备收起、转移,快速稳固地支起大炮,比较准确地打击目标,教练部队
来源:烟台日报-大小新闻
YMG全媒体记者刘晓阳
通讯员 王光禄摄影报道
7月中旬的这天早晨,在烟台市蓬莱区一处静谧的军休所大院里,室外丽日明媚、天空晴朗,屋内栾旭昶老人笑容灿烂、亲切温和。
“我是战争年代的幸存者,也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幸运儿,从一名普通农家娃,成长为国家干部,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培养教育。就在七一前夕,我还去参加街道组织的‘光荣在党50年’奖章颁授仪式,现在手里除了参战的那些纪念章,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和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两枚大号纪念章。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无上的光荣......”栾旭昶老人指着手里的报纸告诉记者:你看看,这是7月1日《烟台晚报》第7 版,展示了十位老革命军人,我是其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是我栾旭昶,一位有着72年党龄老党员发自肺腑的心声。”栾旭昶铿锵有力地说道。
栾旭昶1931年4月12日出生,现已91岁高龄。1947年17岁的他从山东省栖霞市臧格庄镇(现属烟台市福山区)走进军营参加革命,成为坦克二师高炮营的一名战士,1949年9月入党。历经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洗礼,于1951年5月进入朝鲜,1954年5月返回祖国,在朝鲜三年期间参加抗美援朝大小战斗、战役数十场次。1986年10月离职休养(副师职),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奖章。
“当年参军入伍,我和村里的三位年纪相仿的青年一起去报名,他们也都去了朝鲜战场,但现在,只有我自己还健在。我个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功绩,但我见证了战争的残酷、见证了国家和军队的发展壮大......”说起当年,栾旭昶娓娓道来、感念良多。
“1950年冬天,我们高炮营由江苏省徐州市开往吉林省四平市,当时别的部队转交过来一批苏联造的37毫米高炮,我们没用过这种炮,上级就派人来教。当时天寒地冻,我们在野外一天要练八个小时以上,训练的内容包括拆装、瞄准、发射等等,练了一段时间,我们自己能不出差错地将装备收起、转移,快速稳固地支起大炮,比较准确地打击目标,教练部队撤走了,我们又转防回到了江苏省徐州市。
“1951年4月底,我们从江苏省徐州市出发,5月1日经过辽宁省锦州市开赴朝鲜战场。回国的时候也正巧赶在5月1日这一天。这个日子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为啥呢?出发经过锦州时有游行活动,当地老百姓扭起秧歌给我们壮行打气,有的参战部队也表演各种分列式鼓劲扬威;回国经过锦州时又有游行活动,老百姓又扭着秧歌欢迎我们凯旋,部队再次分列检阅。那些战士端着枪正步走、齐步走、高喊口号,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老百姓笑容灿烂、又唱又跳的场景,到现在还在眼前,那种神圣、荣耀的感觉,也一直充盈在心间。”
“刚到朝鲜,还没等安营扎寨站稳脚跟,我们就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因为是坦克、高炮部队嘛,装备笨重得用火车运,结果因为敌机的封锁,做了植物伪装的火车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坦克、大炮里的油料也全部放空,随时都有被飞机轰炸而又无力还击的危险。1951年6月中下旬的一天拂晓,火车行驶到距离新幕站百公里左右的一处上坡路时停在了半腰,怎么摆弄也上不去。火车上的首长急了眼,冲司机大吼,‘无论如何把车给我开上去,开上去了要什么给什么,开不上去就枪毙你’。为了减轻火车重量,也为了安全起见,安排部分人下车分散隐蔽。在紧急协调后,赶来增援的另一辆火车飞速撞向我们的火车,抵着它直接冲过了山坡,驶近新幕站一处隧道口两车同时紧急制动刹住了车。当时我也在车上,翙两车的炮手都紧张地站着,大家的心全部提到了嗓子眼儿,火车一停全场人不约而同地吼着欢呼‘啊-呀!’,真是老天相助,有惊无险”。
“彭德怀总司令曾用‘惨烈’两个字来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我觉得毫不为过、非常到位。进入朝鲜后,我们部队长期驻守在上甘岭西侧、铁原对面的阵地上,电影里演的吃喝困难等问题,我们也都经历过。可以说我军没见过完整的房子,各种建筑断垣残壁、东倒西歪,铁路边到处可见炸毁的火车头、火车皮,公路旁几脚就能踩到汽油桶、废枪炮,炸毁烧毁的大片山峦,土地荒芜,难见人烟......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令人唏嘘。第二次战役是长津湖战役,我们志愿军官兵不少都受了冻害,大量非战斗减员,死伤惨重。后来我从电视剧中看到,彭总向毛主席书面报告战况,又是高度概括的用‘饥无食,寒无衣’六个字,就连我们炮兵部队,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极寒情况下,都睡在山洞里,没有配备上棉被,睡觉时两人一组‘打通腿’,就是脚对脚躺着,每人盖一件棉大衣,把双脚插进对方的大衣里、揣在对方的腋下取暖......因为我军没有飞机,一切装备给养只能通过陆路运输,美军就全面封锁交通运输线,飞机战队疯狂跟踪运输车辆、炸烂交通枢纽和干道,投放的定时炸弹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自动起爆,一个批次投放落地的炸弹,甚至能断断续续响一个多星期......”
“从入伍那天开始,部队就教育我们做到两点,一是战场上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二是共产党员和干部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朝鲜时,我最先是一名班长,后来升为排长,处处都积极表现,配合过23军、38军和42军作战,取得了不错的战绩。我所在的连队先后击落6架敌机,当然身边战友受伤、牺牲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就那么残酷无情地展现在你的眼前--有位叫雷良俊的炮手靠高超的精准射击,用高射机枪打掉一架飞机,其它敌机见势不妙都调头逃窜,我们连队得以脱险,事后他荣立了个人三等功。文化教员徐炘文化水平高、写作能力强,写了篇题目是《雷良俊打飞机》的报告文学,刊登在当时的《解放军文艺》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雷良俊就成了我们身边的英雄和榜样。1952年春天,美军对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展开细菌战,空中投放生化武器。那天我们在望日里的防空洞研究如何应对时,敌机又来骚扰,结果开口向西北的洞口被敌机发现,投弹加机枪扫射,情势非常危急。隐身防空洞怕有不测,在指挥、组织其它战友转移后,干部和党员才最后撤离,结果又一拨敌机来助战,来不及躲藏的一位连长和指导员都中弹受伤。1952年10月4日,侦察到我军部署后,300多架敌机一齐组团来轰炸,那是一处代号为394.8的高地,敌机俯冲下来,轮番超低空机枪扫射。10月18日,敌机把我们隐身的坑道口炸塌,雷良俊被掩埋在里面。有位连长和指导员蔡打投赶紧组织人员抢救,庆幸的是,雷良俊被挖出后皮毛未伤。‘共产党员和干部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是我们部队铁的纪律。连队快速撤离,按传统仍然是士兵先撤、干部断后,结果指导员蔡打投腿部大动脉中弹。当时是42军的野战医院,由于给养线被切断,前线缺少药品,医疗器械也不凑手,最终前面说的几位连长、指导员基本都没能抢救过来......”。
“战场上的战友情谊是最为真挚的。我们三排九班遭遇敌机轰炸,班长双眼全糊满了细碎的泥面儿无法睁开。战场上水是特别宝贵紧缺的,在四下找不到净水的情况下,副班长顾不得其它,硬是用自己的舌头,一下一下把班长眼里的泥面儿全部舔干净。一位叫王作坡的排长(后来成为坦克营营长,山东栖霞人)晚上做梦,大声喊‘活了,活了,又活了,蔡指导员回来啦!’全排战士都被吵醒,一位来自山东阳谷县姓张的战士咧嘴大哭,‘怎么不叫我替死,留下指导员啊’......”讲到这里,栾旭昶老泪纵横、泣不能言。
“你知道当时我们怎样来对付细菌战吗?为了消毒,我们把防空洞各处通气口都堵上,就像烧砖的窑一样密不透风,然后点起木柴,通过闷、热、熏来杀菌。每个排发一只大铁皮汽油桶,把桶架在石头堆上,下面烧火加热,等洗完一看,桶里的水就跟米汤(粥)一样又浑浊又浓稠......”
“在战场上面临生死的次数有很多,比如冬天因为降雪路面一马平,军车翻扣到路边的沟里,油和水汩汩冒出,冰天雪地空旷的山野里,前无救兵后无援手,多待一刻就多不分危险,我带领全排的战士们,喊着号子硬生生给连推带扛把车整了出来;一天夜里敌机漫无目标地轰炸逼近我们的阵地,为了避免暴露目标造成更大伤亡,我们被命令全体隐蔽,待敌机过后查看,坑道外的战壕边沟被平地削去了一米多深,炮体周边被炸出了大深坑......”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河救难的事迹你听说过吧?罗盛教跟我同岁,也是1931年生人,1952年1月2日,21岁的罗盛教在朝鲜成川都石田里村,为救落入冰窟的朝鲜少年崔莹,永远地睡在了朝鲜土地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追记特等功,并被授予‘一级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可就是这样的英雄,在他牺牲后组织才发现,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于是上级专门安排了摄影师到各连队,为排以上的干部拍照。你看,这张照片里我们都很兴奋,如果我不做说明,恐怕难以看出这是在战场上拍的吧?”照片里,那一张张英气俊郎的笑脸,透着坚毅与勇敢,年轻的栾旭昶笑靥如花。
“国家和中国人民时刻惦念着我们,有时会派慰问团到前线来,演出节目,发放慰问品。我这个塘瓷茶缸就是当时慰问团赠送的,缸体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赠给最可爱的人’的红字非常鼓舞我们,里面装满了糖块,吃在嘴里甜到心底,所以我一直珍藏至今。当然,慰问品里还有‘光荣牌’、‘中华’牌香烟......”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了,战局稳定下来,我们也得以好好休整。你看看照片里,这是我带领全排的战士自己动手盖起的土木房子,没花国家一分钱。木头是坑道里捡的,铁皮是火车道边捡的,我们用木头搭起支架,内墙用草泥添堵抹平、屋顶用苫草铺装顺水,还设计建设了土炉子,1953年我们真正享受了一个不再挨冻的冬天......对了你看,墙边的那两把工兵钢锹,还是我们缴获的美国货......”
“十几年前,参加过抗日战争、时为某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一位战友到蓬莱看我,我们在一起叙旧情、忆过往,他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我们没什么对不起共产党的,但共产党完完全全对得起我们.......’遗憾的是,我的那三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同村战友,虽然都平安回国了,但现在只有我自己在世了,他们都功劳比我大、职务比我高,却都没能等到颁发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的那一天......我看官方资料上说,抗美援朝短短两年零九个月时间,牺牲志愿军将士总人数就接近20万人之多,涌现出217个特等战功,牺牲的军级干部4人、师级干部10人、团级干部240多人,我们的胜利来得太不容易啊!”
“后来,我经常把战场上的故事讲给家人听,两儿一女也都先后跟随我的脚步参军入伍,全部成为革命军人,为国防建设出力奉献”。栾旭昶称,“前段时间,我病休前所在的原宣化炮院的一些学生,专程到家来看我这个高炮系班主任,真为他们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高兴,也深为国家、军队的强大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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