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俊杰的名人肖像（先锋人物访谈滕俊杰）

滕俊杰的名人肖像（先锋人物访谈滕俊杰）滕俊杰：我是1976年初参军的，当时18岁，部队在舟山群岛。至今觉得，自己在部队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历练。当时，岛上的生活比较艰苦、单调，要问当时最难熬的是什么，那就是密度颇高的深夜站岗。第一班岗还可以，子夜后的第三、第四班岗最难熬。这样的一种紧张状态，对毅力、胆量、心智真是种磨练。青年报：你最早在少体校是乒乓球运动员，1976年参军入伍，军旅生涯对你日后从事影视导演事业有什么影响？产生了积极影响，使我无论面对什么困境，都能沉着冷静应对。

滕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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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生涯对我日后的导演事业

产生了积极影响，

使我无论面对什么困境，

都能沉着冷静应对。

青年报：你最早在少体校是乒乓球运动员，1976年参军入伍，军旅生涯对你日后从事影视导演事业有什么影响？

滕俊杰：我是1976年初参军的，当时18岁，部队在舟山群岛。至今觉得，自己在部队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历练。当时，岛上的生活比较艰苦、单调，要问当时最难熬的是什么，那就是密度颇高的深夜站岗。第一班岗还可以，子夜后的第三、第四班岗最难熬。这样的一种紧张状态，对毅力、胆量、心智真是种磨练。

说到我的少年成长史，主要是在乒乓球氛围中长大，整个初中、高中都是在少体校度过的。也许因为这个特长，我被部队“破格”录取。到了部队后，我也参加一些乒乓球集训和比赛。十余年运动员生涯，从小培养了我处乱不惊的意志力，这在严格的野战部队军事训练中起到了作用。

入伍第二年末，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升任为副班长、班长。入党后，各方的要求更高了。我深知要经受得住考验，履行好党员军人的行为准则。在部队的第三年，我正式转行，担任所在部队的专职新闻报道员，开始了走遍海岛、走遍所属部队的大量采访、写稿工作。一年要写七八十篇大小不等的稿子，在《解放军报》《人民前线》《浙江日报》，还有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等发表了不少文章。我所在的海岛，每周有两个定期航班经停。我时常白天采访，回宿舍挑灯夜战写稿、誊写复印，长期握笔用力过度，手指也有些变形。忙完大多已是天亮，赶紧装信封，贴上邮票，直接奔码头送稿。

这一切都对我日后的新闻工作和导演事业起到了作用。使我无论面对什么困境，都能沉着冷静应对。

青年报：你是怎么走上导演这条路的？你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回过头来看，你怎么评价那时的作品？

滕俊杰：我的导演之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80年代。那是1986年，我当时被上海广播电视台正式录用，成为一名正式的文艺部的摄像师。因为这之前我曾经借调在《大众电影》杂志社，当了五年的摄影记者，所以对电影电视比较了解熟悉。因为这个关系我和电视台有很多合作，所以当时一个很好的机遇，我就正式调入了上海电视台。

一开始担任了摄像师，参加了一些节目的录制。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倒不是第一部作品，而是我到了电视台以后，我真正地去了解了电视摄像师的各工种，为老摄像师们做了好几个月拉电缆的辅助工作。当时有人说，你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了，很多摄影作品都在全国获奖，为什么还要去做老摄像师们的辅助工作。我说其实这是一门新的学问，必须学习，这是一门新的艺术创作的门类，必须全方位地了解。按照规定，是做一个月的辅助工作，结果我申请延长到6个月，在做辅助工作的过程中，我把电视创作所有的工作都感知了解了一遍，心里也渐渐有数了，这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当导演的第一部片子应该是1990年前后。这是一部纪录片，叫《抉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我和纪录片栏目的另一位导演汪求实先生一起共同执导的。这是我第一部直接当导演的作品。为此走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很多人，包括周培源等很多中国顶级科学家。采访的过程让我收获很多，这也为我未来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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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意识其实说到底，

就是一种责任意识、

危机意识、唯物主义意识。

青年报：大型、超大型晚会，尤其是诸如2000年APEC会议晚会，2006年十国首脑峰会晚会、世界特奥会开闭幕式、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闭幕式，这些重要的大型晚会是您导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2007年您执导的特奥会闭幕式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滕俊杰：如果说，申办并成功举办一届世界特殊奥林匹克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效果最好的运动会是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梦想的话，那么本届运动会的开幕式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入梦”；而闭幕式就是“完梦”，就是画上完美句号的“圆梦时分”。

对于有幸被任命为闭幕式总导演的我来说，面对的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是压力无比的巨大挑战：人群特殊、标准特殊、时间紧迫、经费紧缺，而且只许成功，不容失败！我用三个关键词作为集体记忆和行为准则：狂欢、美学追求、创意突破。这三个词，既各自独立、各有重点，又互为因果、层层递进，匡正和支撑了大型团队数千人的创作思路和激情、高效的行动。

我也许是国内导演中较早提出大型盛会开闭幕式“美学追求”和“创意突破”理念的导演之一。就拿特奥会闭幕式来说，狂欢特性和万众欢腾的氛围非常重要，但是，绝不能仅仅把它处理成没有文化动因的简单的“发泄式”狂欢。这种狂欢要有感而发，要让它发自内心、富于美感。如果没有清晰的文化脉络和清晰的精神引领，简单的狂欢有可能就是“乱”的同义词，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狂欢境界。于是我们向先贤请教，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欢乐”十六个字。我们在苦苦的文化思考中找到了这个美学追求，也就一下子抓到了晚会的灵魂，使整个狂欢的构想奠基于厚实的文化基石上了。

至于“创意突破”，有道是：成功在于内容，精彩在于形式，而内容和形式的成功和精彩，唯一的路径就是创新，而且这种创新不是一般意义的小改小革、小打小闹，而是掷地有声的突破性创新，包括集成式创新，更包括原创。晚会结束之后回望过程，坚定不移的创意突破成就了我们的成功！原先的创意目标都一一实现，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首创的几项创意突破，最典型的就是现场直播健全人和智障人士共同搭建1500平方米的巨型舞台和智障女孩高清瑜飞天的经典一幕。

青年报：说到您的导演生涯，执导上海世博会开闭幕式无疑是高光时刻之一。在这次执导中，您又进行了哪些突破和创新，又有什么新的体会？

滕俊杰：担任上海世博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面对国家赋予的重任，这是一次真正的大考。我对组委会庄严承诺，开闭幕式力争精彩难忘，确保“零差错”。有人劝我没必要把话说绝，把自己逼到悬崖边。我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立下军令状，倒逼自己，不留后路。”

本届世博会开闭幕式，我依然坚定“美学追求”和“创意突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拿闭幕式上的12位时而翩翩起舞、时而“悬空端坐”的琵琶少女来说，这是创新亮点之一。为了实现“可动可静，可坐可跳”的创新意图，我们尝试了“插槽”式的金属鞋方案，但因分量太重，演员们无法自如固定和轻盈起舞而放弃；也试验了“磁铁”原理，又因为演员们在通磁和断磁的反复过程中一直是被动方，内心一直有提心吊胆的阴影而最终作罢。走投无路时，我对自己下了“毒誓”：绝不放弃。最终，在冥思苦想中，从皮鞋后跟上获得顿悟，难题得以破解，而且，花钱很少，现场观看和全球直播的艺术效果颇佳，被广为传颂、津津乐道。

文化需要创新；文化需要先行。以激情为先，探索寻觅、有胆有量；以格局为魂，前瞻旷达、求新求精；以坚持为本，追求“顿悟”、追求执行力。这应是文化创新的沧桑正道。但是在美学追求和创意突破之外，我也在关心另一个不太起眼，成功辉煌中不太被知晓，但事实上却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做足预案。

预案意识其实说到底，就是一种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唯物主义意识。世间万物，故障可能永远存在，失误也不可怕，怕只怕解决这些故障和失误的预案“集体空缺”，或者有预案，但不认真操练完善，成为形式主义的摆设，从而造成现场一旦出现问题，没有良好手段迅速做出有效控制，无法让一切按照原定目标继续线性地发展下去。而做实、做好预案，就会“让一切不会因为一次故障的脱轨而造成比脱轨更严重的全线崩溃”。如果说，我逐渐养成了“每逢大事有静气，每做节目有预案”的话，那么，到了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开闭幕式，我的预案意识更强，措施更精细了。

在世博会开闭幕式现场有一个长近50米的LED高清大屏幕，清晰度、色彩饱和度之好，让电影界也“赞赏不已”。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不知何时会偶发故障、突然死机。正如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所说：“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这恰恰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为此，我们除了做足详尽的预案，包括双倍增加服务器的数量，检查、确保服务器、所有电路、显示屏的质量以外，还在它上方隐蔽地预置了一个接近有效长度的巨大银幕，用多台大投影仪做好配套准备，如果LED万一出事，数秒钟内，备用大银幕就会迅速下来，确保现场不断、不乱地继续进行演出和全球直播。事实证明，做足预案，可以万无一失，我们的世博会开闭幕式复杂而顺畅，一气呵成的艺术效果呈现，得到了世界的一致公认和好评。

原标题：《上海访谈 | 滕俊杰：真正的艺术和科技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在山脚下分手又在山顶上重逢》

来源：访谈者 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