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的认知与实践（概念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

中华文明探源的认知与实践（概念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　　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源于既自成一体又多元复杂的地理环境。旧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方石器就有明显差别，北方以石片石器或小石器为特征，南方形成“砾石石器传统”。距今约4万年，明确的现代人在中国出现后，南北差异仍然存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1987年，严文明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指出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似乎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的错误认识。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区为一“元”，此即“多样性”；又提出“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这样的共同发展，即为“统一性”。周边地区环绕中原，形成“重瓣花朵”的格局，中原地区不仅是地理上的“花心”，也是文化发展的引领者。这样的向心结构保证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奠定

　“多元一体”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不仅不会淡化我们对中华文明一体性的认同，而且可以更清晰地描述广大地理空间内的多元互动中“大一统”式宏大政治理想的孕育和“文明型”国家的形成。

概念的提出

　　1989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首先提出“多元一体”概念。“多元”指中国各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各成一“元”；“一体”指各民族因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实体，是在近代以来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形成的；但作为“自在”的共同体，其形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也进入挣脱“中原中心”模式束缚、强调各地区多元发展的新阶段。费孝通关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的讨论，正是依据了当时最新的考古成果。

　　1977年，夏鼐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七大区域，为多元发展的讨论奠定了基础。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指出：“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它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他们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可分为六大区系，均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成为此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1987年，严文明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指出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似乎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的错误认识。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区为一“元”，此即“多样性”；又提出“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这样的共同发展，即为“统一性”。周边地区环绕中原，形成“重瓣花朵”的格局，中原地区不仅是地理上的“花心”，也是文化发展的引领者。这样的向心结构保证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1986年，张光直在《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中，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认同各地区多元发展，并通过密切交流，在无需中心引领的情况下，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称“最初的中国”。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实施，持续至今。在此项多机构协同、多学科结合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多元一体”成为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标准叙述，也逐渐被学界广泛使用。虽然尚无对此概念的专门讨论，但因为其内涵简单明了，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未产生过歧义：即各地区及其多样文化传统为“多元”，各地区互动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为“一体”。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源于既自成一体又多元复杂的地理环境。旧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方石器就有明显差别，北方以石片石器或小石器为特征，南方形成“砾石石器传统”。距今约4万年，明确的现代人在中国出现后，南北差异仍然存在。

　　旧石器时代遗物主要为石器，又涉及人类全球性的演化和迁徙。一般而言，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要从距今1万多年的新旧石器过渡阶段谈起。在农业革命出现的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已经形成南稻北粟的差异。此后至距今约7000年，各地逐渐形成多元文化传统。以主要炊器划分，长江流域地区为釜文化圈，淮河流域和黄土高原为三足器文化圈，燕山南北地区为筒形罐文化圈。文化圈内的区域差异也很明显。钱塘江以南，上山文化陶器精致，白彩内涵丰富。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陶器刻画图像繁缛复杂，表现天极宇宙观的主题。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乐器发达，出现龟灵崇拜。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温润，出现对昆虫蜕变羽化之力的崇拜。

　　距今7000—6000年间，多区系并立发展的态势更加明确。西辽河流域为赵宝沟文化，黄土高原形成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河南东部至河北北部形成了后岗一期文化，海岱地区为北辛文化，长江中游为汤家岗等文化，宁绍地区为河姆渡文化，环太湖地区为马家浜诸文化。各地区陶器各具风格。聚落布局方面，西辽河流域继续房屋成排分布传统，半坡类型房屋成组围绕中心广场，河姆渡文化为长排干栏式房屋。葬俗方面，半坡类型晚期盛行合葬，马家浜文化密集聚族而葬。艺术和信仰方面，半坡彩陶主题由鱼纹演变为鱼鸟组合，河姆渡文化刻画图像发达。虽然已经有各地间的交流，但遍及各地的一体化进程尚未开启。

　　距今6000—5000年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灿烂时期。各地普遍发生跨越式社会发展，形成众多“古国”政体，如满天星斗，多元特色尤其凸显。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社会和安徽凌家滩社会均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宗教气息浓郁，但红山社会有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与世俗隔绝的仪式活动中心。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高等级墓葬随葬品奢华，但以表达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财富的精美陶器等为主。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社会与之相似。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时期，出现超大型墓葬、大型聚落和公共建筑，但随葬品很少。很明显，各地区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各具特色。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地区在社会普遍发展的同时，相互交流也日趋密切。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了获取远方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远距离交流网。交流内容主要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这样的交流使各地区成为共享文化精粹的共同体，即张光直定义的“最初的中国”，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由此形成。此后，中华文明形成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均应以多元一体的视角解读，每个成功的社会发展实践都得益于多元互动，其影响也会遍及各地。

核心引领者

　　距今5000年左右，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蓬勃发展，成为“最初的中国”内第一个“熔合”式发展的灿烂成果。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反山“王陵”、反映系统化宗教观念的玉器、大面积稻田遗存、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等考古证据表明，良渚文化已经完成了中华文明第一个早期国家的构建。如此成就，正是充分“熔合”此前凌家滩、红山和崧泽社会发展经验的结果。以宗教凝聚广大区域的人群，更是延续了红山文化开创的道路。与此同时，各地仍然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汉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延续注重世俗权力和礼仪的发展道路，黄土高原地带发生大规模人群移动和社会整合，仰韶文化人群西进形成马家窑文化，深入河西走廊，打开了沟通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通道。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衰落，但对后续500年间“龙山时代”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各地仍保持多元发展之势。江汉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和陕北的石峁文化，均继承了以宗教权力为核心的发展道路。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以及受到海岱和江汉地区文化洗礼的河南东部地区则以世俗权力为主，形成以中等规模城址为核心的“万邦林立”政治格局。在与古史记载中帝尧的活动区域吻合的晋南地区，陶寺文化出现内有宫城的大规模城址、大型宫殿基址、天文观测设施、高等级墓葬，标志着早期国家政体的出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陶寺遗址表现出“熔合”四方的特征。典型陶器具有山东、河南、江汉、西北和关中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因素。陶寺“王”级墓葬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可见，“熔合”四方礼仪已经成为陶寺社会上层着意展现的能力。这种超越良渚社会的“熔合”方略，表明陶寺的王者胸怀四方，并刻意彰显自己在四方中的核心地位，已经心怀推进“最初的中国”一体化的政治蓝图。

　　距今3800年左右，各地多元文化因素在环嵩山地带风云际会。激荡的时势，造就出融汇各地宗教、政治、经济和军事成果的英雄人物，施展陶寺王者已形成的政治宏图，以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为都邑，完成了中华文明第一个王朝的构建。二里头文化最精彩的遗物，包括青铜器、绿松石镶嵌器和玉器等，均与宗教仪式有关，与环嵩山龙山社会传统迥异。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以及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江汉地区的玉器。高居二里头宫殿中的王者正是以这样的“熔合”四方的政治理想和实践，为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铸造出核心文化，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由此进入核心引领的新阶段。

“一元”“主元”和“多元”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起源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概念，自有清晰的内涵，也有牢固的实证。但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学界仍存疑虑，主要是怕“多元”之说会淡化中华文明的一体性。有学者因此倡导“一元”说，即认为中国史前各区域在新石器时代之初就已经具有相同的宇宙观、伦理观等。但其主要证据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被认定为“一元”的文化因素过于宽泛。如以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土坑墓、放置随葬品为依据，论证各地都有对祖先的敬仰，或“法祖”的传统，其实这是世界范围内都可以发现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将传承和交流形成的文化共享解读为各地“一元”。如高庙文化刻画图像表现出的宇宙观，在此后的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存中确实得到继承，但这难以成为三个文化传统为“一元”的证据。

　　如果以二里头文化这一中华文明最初的核心文化为出发点，“一元”或“多元”的讨论完全可以跳出隔靴搔痒的语义学争辩，转变为直截了当的问题，即二里头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因素，是来自一个像传说中黄帝一样生而神灵的新石器早中期文化，还是苏秉琦描述的各地区由自我“裂变”到“撞击”互鉴再“熔合”发展的结果？上述对中国史前文化数千年的多元发展、一体化加强、核心文化形成的描述，已经清楚回答了这个问题。

　　此外，对“一体”形成和发展的方式也仍有不同认识。有学者强调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引领作用，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根系，在“多元”发展中需要有一个位居核心的“主元”，才能推动一体化进程。正如我们讨论过的，考古学中包括关中盆地、晋南、整个河南的“中原”，只是一个各方文化汇聚的地理区域，并非单一优秀文化传统发源和连续成长的文化区。“中原文化”“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原崛起”都是似是而非的表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出现了良渚和陶寺等最成功的政治实践者，可以称作该时期的“主元”，但从未出现持续的引领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