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肥实验数据（清华教授蓝志勇）

垃圾堆肥实验数据（清华教授蓝志勇）例如，健康码的使用在中国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未来的潜力也会非常大，但同时它还存在着很多别的问题，比如说数据的综合治理，在这次疫情中大家都配合了，分享程度和透明度也超强，疫情过后是否还会配合？健康码的识别方式是否还能拓展到金融、社保、常态化的交通管理、社区居家管理等领域。他认为，数据本身是不能驱动城市治理的，关键在于这种数据资源被如何收集、管理和运用。“数据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潜力非常大，但面对的挑战也依然艰巨。”蓝志勇说。数据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设挑战艰巨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如何用好用活数据，赋能城市治理、提升治理能力是各地政府需要努力探索的新命题。蓝志勇指出，智慧城市实际上是运用信息技术来指挥城市运行，它涉及的面很广。在智慧城市中，软、硬件技术、基础设施、相关法律及国家管理制度都非常重要，然后才是数据和使用数据的人。数据只是智慧城市管理几大因素中的一个基础因素，也非常重要。

“数据治理与智慧城市的建设潜力非常大，但面对的挑战也依然艰巨。”在2020广州城市治理榜发布会暨第七届城市治理创新论坛北京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志勇作出上述判断。

蓝志勇认为，数据只是智慧城市治理中的一个基础因素。数据问题还涉及公私权、透明度，公民隐私和人格权。

在他看来，大数据治理需要依靠规章、体制、机制、平台建设、信息立法以及管理流程的改造。在数据治理中，要有清晰的数据产权，“牵涉到个人的信息的产权不应该是国家和企业的，而是个人所有。犯罪记录除外，但个人有权知道什么单位有相关数据，有本人核实的信息才能合法使用。”数据收集要透明、开放、有敏感度的数据要私密、安全、可靠。自己可以随时知道别人掌握和使用了他的什么数据。这些要通过立法来明确，与政府单位和企业没有直接使用关系的数据就不能收集。

11月11日，2020广州城市治理榜发布暨第七届城市治理创新论坛专题研讨会于北京举办。南都记者陈灿荣 摄

数据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设挑战艰巨

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如何用好用活数据，赋能城市治理、提升治理能力是各地政府需要努力探索的新命题。

蓝志勇指出，智慧城市实际上是运用信息技术来指挥城市运行，它涉及的面很广。在智慧城市中，软、硬件技术、基础设施、相关法律及国家管理制度都非常重要，然后才是数据和使用数据的人。数据只是智慧城市管理几大因素中的一个基础因素，也非常重要。

他认为，数据本身是不能驱动城市治理的，关键在于这种数据资源被如何收集、管理和运用。“数据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潜力非常大，但面对的挑战也依然艰巨。”蓝志勇说。

例如，健康码的使用在中国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未来的潜力也会非常大，但同时它还存在着很多别的问题，比如说数据的综合治理，在这次疫情中大家都配合了，分享程度和透明度也超强，疫情过后是否还会配合？健康码的识别方式是否还能拓展到金融、社保、常态化的交通管理、社区居家管理等领域。

现在很多数据的使用还存在着信息壁垒，单位之间、地区之间都没有打通，包括健康码，在杭州认可，到深圳和北京则不一定能认。交通一网卡、社保卡、医疗卡更是如此。

蓝志勇还提出了新时期数字化政务服务的标准：一个是浙江省首先提出来的“最多跑一次，最好不用跑”。另一个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线上政务理念：除了办理身份证，结婚和离婚，买卖住房这三种情况，老百姓不需要见公务员。另外，政府的信息系统要保证高水平的政府效率、公信力、透明度、群众方便度和群众自由度。

减少数据重复收集，不要用“金盆做垃圾容器”

在蓝志勇看来，要实现数字化政务服务目标，真正做好政务服务，有几方面的测量指标。

首先是系统的技术能力，包括软硬件算力和容量、兼容能力、传递速度、端的使用信息能力、不同信息形态的展现能力等。

其次是制度安排，包括法律规章、管理体制及数据格局等。他认为，只有法律和制度保障，才能保证有价值的数据上网供大家使用，同时保证数据安全。“制度结构、管理法制与能上网的数据的价值是密切相关的，治理数据要靠制度环境。”蓝志勇说。

在信息系统能力的各项指标中，数据的价值也很重要。他指出，储存能力的提升使得数据在无边无际地增加，导致出现很多垃圾数据。现在网上的数据都是用高科技人才进行管理，服务器购买、运行和人才成本都很高，而不少数据本身没有什么价值，这是在用“金盆做垃圾容器”。 最终这些成本都嫁接给了用户，而有价值的数据和重要的知识，却得不到合理的共享。不少单位部门不断在进行重复和无用的数据收集。

数据问题还牵扯到公权、私权、透明度，公民隐私和人格权的方面。

在蓝志勇看来，大数据治理需要依靠治理方式、规章体制机制、平台建设、信息立法以及管理流程的改造与创新。“在中国，正真的数据治理才刚刚开始。”

“政府部门需努力做到只向公民收取一次权威性数据”

数据治理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对此，蓝志勇认为，首先要有数据对个体使用者的识别能力，要保证数据签字的可识别性和安全性，而这点需要由法律和国家来保证。

另外，政府部门要努力做到只向公民收取一次权威性的数据，不要一天到晚让人填表；收取的数据要具备较强的可获取性和使用性。

同时数据产权还要清晰，“这个产权不是国家和企业的，是个人所有。”蓝志勇说，对个人来说，自己的数据要透明、开放、私密、安全、可靠，自己可以随时知道别人掌握和使用了他的什么数据。用国家税收获取的公共信息也要具有透明、共享性。

在储存方面，蓝志勇认为数据云要分散储存，不一定要放在同一个地方，只要有网络连接，有可达性、可用性，管理具备经济、高效、安全、可追溯等特点就可以。现在的区块链技术，使得这些都成为可能。

关于政务数据的管理方法，蓝志勇提供了最新的思考和数据架构模式。

以户籍信息为例，他认为并不是所有机构都应该有权利获取个人身份信息，他们可以通过建立工作关系的方式来使用，比如金融机构跟国家权威的户籍机构建立关系，需要用到身份信息时就签名调记录，用完之后就取消关系，区块链留下谁为什么获取和使用了这些信息。

“这样可以保持数据的简洁、好用和极大的个人隐私。”蓝志勇表示，一定要立法明确，有些数据跟政府和企业没有关系的就不能收集。他认为，最近因为疫情的作用推动的个人隐私立法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数据治理原则的推进，还需要继续深化和具体化。

数据治理成功的关键还在于管理和立法

我国数据治理能力应如何提升？

蓝志勇认为首先要有高质量的数据管理和咨询团队，现在电脑工程师数量很多，但他们对管理体制、政策、立法、隐私等问题的意识都不足，如何设计政务的数据架构也意识不强，而政府部门的人员了解部门现有分工的数据需求，但对于新技术能力何在、局限何在、能如何改造工作流程、帮助他们更好地工作，也并不了解，双边都需要训练和学习。

要明确数据治理原则、管理体制，厘清主体定位，例如，谁来管，谁来收，能收什么？属于谁？谁能用？违规如何处理? 如何防止数据收集和使用违规违法？

数据架构的设计也很重要，包括平台的建设与管理。“光是在政府不行，政府的运作方式很慢，技术跟踪也慢，一发现问题就花很多钱买设备，一方面硬件设备，一方面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跟不上，总体使用能力和技术配套能力总是慢于需求。预算、人力资源增力至少是一年一次，而信息技术平台需求每三个月就有很大的发展；但光在企业也不行，数据安全不能保证。”蓝志勇说，应该是政府还是企业的，或者是政企合作云的，关键在于立法和监管。此外，还应注重数据管理官员和技术人才的培训。

蓝志勇表示，从营商环境改造、交通、医疗到全息社区建设等，广州都创造了很多数字驱动城市治理的应用场景，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用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方式，在大考中交出了非常满意的答卷。“这次广州如果在大数据驱动的城市治理方面有所作为，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地方，就可以说这是自辛亥革命，改革开放后以来的中国革命的第三次浪潮。”

采写：南都记者吴单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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