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做好科技赋能园区建设，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
扎实做好科技赋能园区建设，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第一点，我认为，我们中关村园区面对着挑战，要进一步考虑首先在“顶层规划”的概念上优化我们整个园区的发展战略。前面的十年做出总结之后，现在根据新的战略意图，到了2025年要达到这个“世界领先”目标，我自己认为应该适当地突出重点。世界领先这个概念还相对宽泛，在世界领先概念上，我自己感觉中关村园区争取的，还不是全面领先，而是先形成若干制高点。所以，这个战略规划里怎么样突出应该主打的重点，我觉得是需要认真讨论的一个问题。在世界领先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得承认全球都在继续竞争，你追我赶的过程中，我们目标上要立雄心壮志，但也必须是适度、有限的目标，适合中关村现在发展的基础和未来几年应该争取实现的目标，我认为还是一个突出重点的这样的组合。怎么样设计与规划相关的重点，显然需要我们中关村的决策层进一步来吸收多方面的智慧，包括引入外脑，包括调动我们自己的人才团队集思广益，综合地来形成一些可供决策参考的意见。我知道
原标题：在人民政协报“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2022.6.22）
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这是今天研讨的主题。第一个层次，我想谈的是我了解的相关背景情况，还有，要勾画一下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
我知道在1988年、1999年、2005年和2009年，国务院屡次发文支持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在1999年以后，就开始使用“中关村科技园区”概念。在2011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了园区的十年规划纲要，在2012年的10月，经国务院批复，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由原来的一区十园，又扩展为一区十六园。这个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一些关于中关村园区的基本概念：它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第一个中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第一个中国的国家级人才特区——这都是过去历史上形成的概念。中关村园区是打造高新科技产业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试验田，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的时候（2011年），就明确要求把北京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记得那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中关村发展战略的内部研讨，国务院给予批复之后，在内部研讨过程中我曾经说过：我理解中央决策层对于北京中关村这个园区的发展寄予厚望，在表述上没提、实际上内在的合乎逻辑的一个战略取向，就是要打造“中国的硅谷”。在前些年发展的基础之上，前面十年的规划时期过后，我注意到2021年12月，中关村示范区领导小组印发了“十四五”示范区发展建设规划，明确提出2025年，要率先建成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在几个方面设定了具体目标——包括制度环境、创新能力、产业链位置与自主安全水平、创业生态与治理模式、国际创新合作这五大方面，都设定了园区发展战略层面的目标。
可见，中央和国人都对我们中关村寄予厚望，中关村自身的加快发展建设，也需要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这种建设如果能够加快，对于中国现代化战略全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觉得就是在中央所说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是推进现代化的“核心”这个概念上，中关村要把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结合在一起，体现为走在创新发展的前沿，而如果按照“中国的硅谷”来说，中关村的发展中，要特别突出的就是数字经济、信息革命时代引领整个创新发展潮流的这个“第一生产力”，要把我们的园区，树立雄心壮志建成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高地。按这样一个理解，我觉得这个中关村的意义，对于北京，对于北方，对于全中国，它都有不可低估的、具有在战略层面上我们要充分认识的现实意义和未来长远发展过程重大的引领意义。这是第一个层次，非常简要地谈一下自己的一些基本了解。
第二个层次，想汇报一下中关村要打造这样的创新高地，现在来看发展形势方面和“挑战”相关的特点。我们得正视整个世界创新潮流风起云涌，应该讲迄今为止冲在最前沿、引领整个潮流的，仍然是美国硅谷代表的这种新技术革命。全球的科技创新，如果在基本判断上说，我们要正视美国在引领位置上继续以它的原创性的一些突破，在带着整个全球信息革命的潮流走，那么我们这两年碰到什么样的和美国相对比的问题呢？成绩有很多可说之处，今天时间有限，我是在肯定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包括中关村园区发展取得成绩的旁边，认为我们可能得清醒地看到，最近两年，拿中国的数字经济平台公司（一般人所称的“头部企业”）的市值和美国的处于领先位置的什么微软、亚马逊这样一些公司的市值来做对比的话，我们和他们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明显扩大了。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另外，我也知道，还应看到这个发展态势中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新生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在前面一段时间曾经中国表现为急起直追，但很遗憾，最近两年中国的新生独角兽企业数量明显减少，另外一些经济体中增加的数量，却明显地上升了，美国仍然在这方面是鹤立鸡群。是这样一个基本情况。
我们实事求是看到这样的情况，得承认外部世界在全球化大舞台上于数字经济概念下的你追我赶，形成了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一定的比较优势，我们中国在自己的现代化过程中间，意识到了必须追赶，而且实际内含的就是追赶后还要争取能够和他们一起走到前沿，这就是所谓追赶—赶超战略。在这个追赶过程中，我们一度缩小了差距，但是必须正视，这两年差距又扩大了。
另外，现在如果再把眼光放在国内做一个简要的观察和比较，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判断：就是国内的科技创新方面，另外一些区域的发展和中关村相比，我们必须注意到人家的优点和长处，比如深圳——对深圳当然中央也是给予了一系列的指导，但我的印象里深圳并没有像中关村这样在高新科技、信息革命这方面，由国家层面给它什么特别的战略定位，但是深圳的数字经济、高新科技的发展，这些年总体来说，在全国应该承认它是走在第一阵营，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深圳的一个南山街道办事处，人家网上调侃说，它那儿注册的几个头部企业，实际产生的影响力足以影响更开阔得多的整个中国发展，并且，乃至世界的一些发展，都受到它的创新所带来的这种辐射和影响了。另外我们也得注意杭州——杭州它因为高新科技的发展，头部企业在那里成了一定的气候以后，有人甚至说杭州已经由此把地位提升为准一线城市——这个一线或者准一线，不是很准确的概念，但是数字经济确实使杭州这个城市名片熠熠生辉，使杭州的发展得到了很好的科技赋能。深圳和杭州的科创新意和亮点，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在这方面做出进一步的了解和分析借鉴。而且我认为，看中关村的成就和发展的同时，要更多看到的是跟别人相比，我们哪些地方可能有不足之处，这是我愿意比较坦率地直接来提出的问题——成绩不说跑不了，我们的短处不认识，则不利于我们怎么样实现走到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这个位置上的目标。实话实说，也时不我待，现在已经是2022年，我们的目标，是三年多以后就要在这个方面争取见眉目。所以，一定要注意到国内的这种区域之间的你追我赶，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可借鉴、可总结之处。
那么正面说中关村，我觉得中关村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成就，但同时我们是不是要对于自己不足这方面做一个简要的分析认识，就是我们比之于国内国际另外一些区域怎么样。当然也更不用说，对于美国仍然引领最前沿发展创新的硅谷代表的那个创新能力，我们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其实美国的“硅谷”，也已经广义化了，不光在西海岸这边有硅谷，它的东海岸这边波士顿一带，也非常有气候。在中国我们自己的发展中，中关村概念之下，我们在最为前沿的成果，和打造引领性的头部企业这方面，和外部世界相比，我们是不是得承认还显得不无逊色？我们有成绩，但是得说，特别前沿的成果这方面有限，引领性的头部企业在北京、在中关村的形成，也在态势方面和国际上、和其他的比如深圳、杭州相比，有我们自己相对弱势的特点。还得看到，国内另外一些地方，比如上海早就有张江新区概念；武汉有东湖光谷——实际上它这个光谷代表的也就是高新科技创新；合肥有中科大以及这几年中科大带来的整个创新群落。他们这些地方也在你追我赶，也实际上形成了在中国仍然不可否定的地方区域竞争方面带来的对于中关村而言我们不能忽视的竞争压力。当然，更多的是我们还要形成合力，还要和国内其他地区，以及跟国际上其他可能的合作伙伴，更好地探讨，加强交流，更多地取长补短来促进合作——但是合作也不排除必然还有这样一些大家你追我赶的竞争，这是我第二个层面所愿意简单提到的“面对挑战”的认识。
第三个层面，我想不揣浅陋，简要汇报出来我对于加快中关村创新高地建设发展的几点建议。了解情况很有限，我只是在已经形成的看法这方面，比较粗线条地汇报一下自己的建议：是四条我觉得可以提出、争取有建设性的看法。
第一点，我认为，我们中关村园区面对着挑战，要进一步考虑首先在“顶层规划”的概念上优化我们整个园区的发展战略。前面的十年做出总结之后，现在根据新的战略意图，到了2025年要达到这个“世界领先”目标，我自己认为应该适当地突出重点。世界领先这个概念还相对宽泛，在世界领先概念上，我自己感觉中关村园区争取的，还不是全面领先，而是先形成若干制高点。所以，这个战略规划里怎么样突出应该主打的重点，我觉得是需要认真讨论的一个问题。在世界领先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得承认全球都在继续竞争，你追我赶的过程中，我们目标上要立雄心壮志，但也必须是适度、有限的目标，适合中关村现在发展的基础和未来几年应该争取实现的目标，我认为还是一个突出重点的这样的组合。怎么样设计与规划相关的重点，显然需要我们中关村的决策层进一步来吸收多方面的智慧，包括引入外脑，包括调动我们自己的人才团队集思广益，综合地来形成一些可供决策参考的意见。我知道专家团队的意见出来，肯定也是见仁见智，甚至有一些想法对不到一起，当然这就是最后决策层、“关键的少数人”形成决策所必须做出一种选择、一个决断的问题，我自己的基本看法，就是立雄心壮志走向世界领先这个高地的过程中，掌握好适当突出重点、占领若干制高点，是既有这样的进取精神，又有务实态度的一个组合，是一种十分必要的组合。这是我的第一点建议。
第二点，我想强调，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方面我们做了创新努力的研究者，我们特别看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之下实际上有效制度供给的制度创新，是整个中国发展的龙头因素，也就是领导人所说的“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之所在。这个话到了现实生活中间，不能认为只是一个简单的鼓舞人心的用语，是有非常深厚的学理支持内容的，因为中国现在还处于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解放生产力这个最大的红利，还是在于制度红利的挖掘。在制度创新这个方面，我觉得中关村要用足用好园区特殊体制、特殊政策。我们已经知道有所谓中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个概念，有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概念和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的概念，它相关的一些特殊体制因素、特殊政策因素，是我们必须力求把它实际内含的干货，变成支持中关村发展实实在在的动能，有这样一个特别值得考虑的方面。中关村整个的架构，很典型地不是沿用其他地方的“五套班子”齐全模式，它是一个很简洁的管委会、领导小组，这在效率方面的相对优势，带有试验田特点，同时也是鼓励我们要有试错精神，和进一步思想解放的创新精神。进一步的思想解放，我觉得在认真分析中关村的特殊体制、特殊政策而争取用足用好的时候，眼睛还是要充分地放到国际上来全面借鉴外部经验。硅谷的经验还要进一步发掘，欧洲、日本他们有一些在硅谷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新的努力，我们也要进一步考虑。我观察硅谷的以风投、创投、天使投为主支持分散的创新团队突破瓶颈、以小概率实现颠覆性创新成功而使这种小概率成功带来全局的改观这个方面，已经是觉得靠着政府的无为而治，宽松、开明、免税、减税等等，它就做得差不多了，但是欧洲也好，中国也好，已意识到，在硅谷这种经验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更有意识地用产业引导基金，用政府给予特定支持的孵化器等概念，再给创新团队助推。这方面的经验还要进一步总结，而且在我们中关村，我觉得也应该按照守正出奇这样一个取向，也就是中央文件说的守正创新，进一步地、有力度地来实验。
风投、创投、天使投，这是肯定比较适合于这种成功概率很低、但一旦成功创新突破成功以后全局皆活的互联网 项目的。这些项目你要用银行贷款支持，基本没有可能，贷款有一个非常沉重的道义上的负担，资金来源是吸收的老百姓的储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它天然就是风险厌恶型的；财政支持也有这个问题，财政的公共资源又是老百姓、纳税人的血汗钱，怎么敢承担很高的风险呢？一定是要有风投、创投、天使投这种特殊性质的、敢于承担高风险的资金——在这方面中国必须认同这种基本经验，但是不能到此为止。我们中关村在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方面，也要争取守正以后还要出奇，承认市场作用，守这个正，加上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在政府承担一定风险情况之下争取出奇制胜，超常规发展去追赶硅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要注意做好的大文章。那么就得解放思想，就得要用我们的特殊体制、特殊政策在这方面打开一些弹性空间，即试错和创新的空间。这种高科技的创新，它的特点就是有很多的沉没成本，但是如果在少数项目上真正创新成功以后，少数项目的一飞冲天，会使所有成本都可补偿，还有更多的收益。头部企业并不是简单地形成寡头垄断，是带动整个局面都进入一个所谓颠覆性创新的新阶段，那这就是它所谓“正的外溢性”，也是我们研究所说的数字经济平台不能光看它直观的寡头垄断特征，它还有经济价值这方面新的贡献——它带动上下游的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可以一起共存共荣，共赢发展；而且它还有社会意义，它的大数据跟政府更好的结合以后，整个政府治理也可以在这方面进入新境界——这些可开掘的空间都是它的经济价值生发出来的社会价值，这方面我们还要进一步来认识。当然也需要对头部企业、高新科技企业，注意中央强调的纠偏整改；但是最新的信号我觉得非常明确了，刘鹤副总理的讲话，中央的文件和会议通稿的表述，都说到了完成整改，鼓励我们的数字经济平台继续创新发展。“两个毫不动摇”是基本国策，要继续支持很多民营企业在这个领域继续大显他们的身手。这样的一个背景，结合着稳经济大盘，结合着我们稳住大盘以后克服三重压力的不利影响、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衔接，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在中关村园区里首先使这个特殊体制、特殊政策支持我们的数字经济创新平台，在承担比别的领域更高风险的情况下，找好守正出奇的机制，来争取尽快打开新局面，去形成创新高地。
第三点，我想汇报一下我们的领导层和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普遍注重了人才问题，而中关村尤其要注意，“人才特区”的概念之下，怎么样充分注重以多种形式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我觉得这方面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个人所得税的区域性特殊处理。在中国有2018年这一轮的个税改革，有它的进步之处，也有它的遗憾之处。它的进步是有了综合机制，说了多年终于迈出步子了，它的遗憾之处是，这个综合只综合了四种劳动收入，而这四种劳动收入综合在一起以后，使那种专家型、创新型的人才的税负陡然上升，那么逼出来的，是很快国务院批复了粤港澳大湾区为了进一步稳定人才、吸引人才，明确地对外籍专家，以地方政府补助的方式，即国务院批准他们使用这种方式，把外籍专家个人所得税实际的最高边际税率水平，压回到15%。这个差异可太大了，本来最高边际税率45%，一下压掉30个点下来，低到15%。再往后，又看到了海南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区，那么海南也是时不我待，2025年要封岛，它在人才吸引政策这方面，更进了一步，有很详细的一个操作文件，按照那套规则，所有认定资质的中外专家，分出五档，最低档就是工程师——这种人才只要资质得以认定以后，他们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是以地方特殊政策压回到15%。我觉得这个对于海南的人才吸引和人才发挥积极性，可以预计要产生非常明显的作用，它已经放大到所有的人才，不光是粤港澳大湾区讲的外籍人才。而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又听到中央要求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的深圳——也是我前面提到科技创新这方面很有亮点的深圳，明确地由财政出资设立一个基金，叫做政府的人才补助基金，通过这个基金，把深圳地面上的所有人才（当然也要一定的资质认定），包括内籍专家（粤港澳大湾区原来只覆盖外籍，深圳把它覆盖到内部的、本土的专家），可以用这个基金以政府补贴的方式，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水平压回到25%左右。这是非常实的一个深圳进一步吸引人才和鼓励人才发挥作用的政策措施。是不是这个例子很值得我们中关村于人才特区概念之下积极借鉴？应积极地在这方面有我们自己的动作，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实的进一步吸引人才、让人才发挥作用的可考虑选项。
最后第四点，我认为在我们中关村园区还要注意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怎样充分尊重科研规律来破除科研管理仍然存在的繁文缛节。这方面我愿意说得比较直率：前面几年曾经出现了一个“之”字型，在“八项规定”出来了以后，俞正声主席——政协我们的老领导，就曾经非常敏锐地指出，不能把约束公务员、体制内官员的八项规定，简单套用到科技人才、专家团队他们身上去，但不幸而言中，后来真的就有几个部门心照不宣地在迎接巡视组到部之前的自查阶段，推出了相关的一系列的规定，形成了李克强总理后来反复批评的繁文缛节，跟这些知识分子专家过不去，那些细节这里就不说了，是明显违反科研规律的，没有体现对于知识分子、创新型人才和科研相关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对于他们的人文关怀，简单套用对公务员的约束办法还往往走极端。后来就有了党中央、国务院几次发文做纠偏。这方面的进步应该肯定，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比如我可举个例子：中央的文件已经说到了这些科研人员形成的科研成果不再简单沿用职务发明这个概念，承认他们在这方面可以有自己以自然人身份取得的知识产权，而且这种知识产权可以对接到市场上的股份概念，以技术成果入股而取得股份的分红，也就是现在个人所得税里所说到的一些“特许权收入”，跟创造发明专利有关的这样一些收入，即可以以技术发明在自己个人知识产权名下可掌握的部分入股，去取得未来的股权收益。但是很遗憾，我们了解到中国的实际场景中，又有有关部门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所有的研究机构、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团队里的这些有对应性的专家、人才，凡是在高校系主任以上、我过去所在的体制内研究机构中研究室主任以上这样身份的人，都属于有领导职务的人，他们不适合这个政策。而实际生活中间，中国特色就是凡有一些成就的这些科研骨干，大多都有一官半职，给了他们这种一官半职以后，你说让他们辞掉？一般来说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不会这么考虑的，于是就挡住了这些人享受这样的政策。即使有些人不得已而辞掉，那么对于整个科研队伍的这种影响，也不是正面的，而只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在中关村能不能再破一破这些繁文缛节？为组织好我们的政产学研结合的攻关突破，我认为这里面还是要尊重科研规律，要注意人本主义立场上我们对于科研人员更多给予人文关怀，以及可用的物质激励政策——这些是综合的，当然要有精神鼓励，要有社会责任感这方面的适当引领，但同时也不可忽视必要的一些“把激励搞对”而跟市场、跟整个国际商业文明里对于科研人才尊重的这些物质刺激规则去对接，这是我们应该做好的事情。而且我知道，现在决策层面有这样的意向，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发展，要“主动对标”国际上作为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这些商业文明基本规则。比如说，中央已经专门在托经济大盘的同时，4月又发出了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的文件，这个指导文件当然也就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它内涵的统一，是统一在哪里呢？首先统一在规则，一定是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护产权，公平竞争，要素充分流动，再对接到消除过度垄断，消除壁垒，消除繁文缛节，等等。
我愿意借这个机会，把不成熟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建议提出来供各位参考，也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