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里历史区域划分（回眸满洲里开埠之历史）

满洲里历史区域划分（回眸满洲里开埠之历史）日本学者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方面调查报告书》中还写道：“虽然支那官宪对外国人持有的货物征税是不合法的，但是作为地方权力者往往暴力征收，外国人害怕由此延误商机也会违心缴纳”。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商人缴纳税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外国人（特指日本商人）在满洲里做生意就不应该纳税，税管部门对外国人征税就是不合法的事情，依法征税是“暴力征收”，真是强盗的逻辑。事实上在满洲里还没有沦陷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商人就已经在满洲里享有特权，从不缴纳任何税捐。1931年时，满洲里商会会长王云凤在向胪滨府呈报的《商况艰困拟减免营业捐、税，以资救济》报告中就曾明确写道：“满洲里地区有数十家日商向来不纳税，而仅令华商纳税”。图片中央白色建筑为胪滨县公署。（20世纪20年代摄）满洲里火车站首任站长住宅满洲里全景满洲里谢拉菲姆教堂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呼伦贝尔的牧民正在制作羊毛毡

胪滨县公署于1921年9月在此楼设立办事处。1993年被拆除

位于满洲里火车站站前广场东侧的克鲁季茨基大街

满洲里火车站首任站长住宅

满洲里全景

满洲里谢拉菲姆教堂

图片中央白色建筑为胪滨县公署。（20世纪20年代摄）

日本学者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方面调查报告书》中还写道：“虽然支那官宪对外国人持有的货物征税是不合法的，但是作为地方权力者往往暴力征收，外国人害怕由此延误商机也会违心缴纳”。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商人缴纳税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外国人（特指日本商人）在满洲里做生意就不应该纳税，税管部门对外国人征税就是不合法的事情，依法征税是“暴力征收”，真是强盗的逻辑。事实上在满洲里还没有沦陷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商人就已经在满洲里享有特权，从不缴纳任何税捐。1931年时，满洲里商会会长王云凤在向胪滨府呈报的《商况艰困拟减免营业捐、税，以资救济》报告中就曾明确写道：“满洲里地区有数十家日商向来不纳税，而仅令华商纳税”。

从满洲里开埠后中、俄、日三国商人从业结构看其商业文化之差异

回顾满洲里开埠后的商业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来自于中国内地的商人和来自于沙皇俄国、日本的商人因为自己国家强弱背景不同，历史文化渊源各异，其商业文化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当他们因种种机缘而陆续聚集在刚刚开埠不久的满洲里市场上之后，其差异性的商业文化很快以各种方式展现出来。

首先，谈一下勤劳朴实、为生计而在满洲里市场上辛苦奔波的中国商人。

清末民初，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在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各个方面都受到外国侵略者及殖民主义者的控制和奴役。与此同时，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民族资本和民族经济也悄然抬头，在新兴的市场上寻找商机。满洲里开埠的历史可以看做这一历史时期的缩影。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再加上天灾人祸，导致大量人口由中原北部地区向外逃亡和迁徙。当年从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来到满洲里的人要么是为躲避战乱，要么是为寻求生计不得已而漂泊至此。满洲里本土文史研究者郭文发先生在《扎赉诺尔记忆》一书中《我曾祖父在扎赉诺尔的短暂春秋》一文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河北龙弯儿河发大水，数十里一片汪洋，庄稼绝收，哀鸿遍地。曾祖郭荣随外出逃荒的村民出山海关一路向北，要到传说中的肥得流油的黑土地关外去谋生。一路打短工辗转到了哈尔滨，因身无分文只好去蹲“票房子”（火车站候车厅）。在那里巧遇同乡田凤鸣、米海山。这两人原本在东清铁路满洲里站修铁路，工程完工后正准备返回故里。我曾祖告诉他们家乡遭灾，大多数人都出去逃荒了。田、米二人见回乡无望，就说：“满洲里那地方汉人不多，城里大多都是‘老毛子’，周围都是草地人，要不咱还回满洲里吧，你（指郭荣）在老家熟过皮子，拴过马套，你干这个行。”经过一番商议，我曾祖背起行李卷随二人乘上刚刚开通的火车，走走停停三天后到了满洲里。

郭荣和田凤鸣、米海山都是上世纪初在满洲里、扎赉诺尔地区从商的第一代人，与当年的旅蒙商人差不多同期往来于满洲里和东西旗之间，满洲里的蚰蜒山下、道南的八乍市、东旗的甘珠尔庙会都留下了他们艰辛的足迹。其中米海山后来成为扎赉诺尔地区的知名商人，并于1920年当选为扎赉诺尔农商工会的副会长，其麾下的商号为天利成。

笔者之祖父乔福印，祖籍也是河北。后来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笔者之祖父与郭文发先生笔下的米海山竟然是河北景县同乡。因家境贫寒，生活无着，祖父于1918年从河北老家辗转来到扎赉诺尔谋生，先后挖过煤，干过铁道木匠，放过马，赶过车，打过旱獭子，到“上边”（过去的老人们称俄罗斯那边为上边）去伐过木头。此外，祖父还开过皮铺、小旅馆，也算是涉足过商圈的小生意人。祖父从商虽未成功，但尽尝从商凄苦。祖父为了谋生闯关东来到扎赉诺尔，不仅将自己和吾之祖母的一生都留在了他乡异地，在抱憾中魂归故里，还无奈地将膝下后裔留在了曾经萧疏的扎赉诺尔。

翻阅《1921年胪滨县满洲里商会职员名单》和《1931年东省特别行政区商会委员名单》就可一目了然地发现，这些商会职员绝大多数来自于山东的掖县、海阳、黄县、昌邑、牟平、招远、平度、青城、武城、福山、即墨，其中掖县、海阳、黄县人最多。少数商会职员来自河北的衡水、昌黎、献县、宁河以及河南、山西、吉林、直隶、奉天等地。这些商人来满洲里之前大多是种地的农民，为了生存远离家乡来到塞外。有的人一路辗转来到扎赉诺尔下井挖煤，有的人心灵手巧，拜师学徒成为匠人，还有些人天生聪慧，有经商的才能，或从做小伙计开始，或从摆地摊起步，逐渐地走上了经商之道，他们艰苦求生的历史最后成为了国人在满洲里的商业发展史。

在研究相关资料时发现，当年在满洲里市场上从摆地摊起步，渐渐地在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最后与俄商比肩的那些中国商人普遍具有一种特质，即不畏艰辛，以勤补拙；为人本分，为商诚信；不以善小而不为，聚沙而成塔；量力自知，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除了这些特质之外，当年在满洲里市场上默默耕耘的中国商户还有几个颇为明显的共性特征：一、中国商户普遍本钱比较小，经营规模不大，大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据有关资料记载，到上世纪30年代时在满的中国商人中资本实力超万元（伪币）的商号亦不过十余家，如经营中外杂货和出资当铺的万茂盛、老商号万兴德、经营日用百货的富康号（原隆泰号）、经营布匹绸缎的洪泰和及经营钱庄的同仁堂、兴盛昌、源茂盛、德记。其他大多数经营杂货的商号其资本金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经营钱庄的德丰、天和福、育升合、隆昌的资本金都没超过2000元。从纳税方面看，当年满洲里最大的纳税户是煤炭商（推测是远大煤矿），年纳税达到1600元（伪币），而其他几百家商户中纳税没有上千元的。二、中国商户的经营范围相对比较窄，主要集中在粮食、杂货、布匹方面，少数商户经营洋服制作、理发、餐馆、照相和酱菜等，还有极少数商户经营当铺和钱庄。为什么中国商户的经营范围大多集中在粮食和杂货方面呢，这恐与当时国人所处的积贫积弱的生活时代密切相关。在那时，能吃饱肚子不挨饿是人们最大的祈求，而喝咖啡、打台球、喝洋酒、吃巧克力这些奢侈的生活行为基本与国人无关。中国商人无论是基于传统文化层面，还是考虑自身的商业利益，都始终把关注点放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吃、用和穿上，应该说，中国商人最了解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和当时的市场行情，他们是务实的一代商人。三、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满洲里人口60%以上为沙皇俄国人，满洲里的行政管理、司法、税收等权力实际控制在沙皇俄国理事会手中，满洲里的商业核心资源也掌控在沙皇俄国商人手中，中国商人虽然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做生意，却要受到沙皇俄国方方面面的管制和打压。令人慨叹的是，就是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中国商人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像滚雪球一样生意反而越做越大，商户数量快速增加，最多时在弹丸之地的满洲里商户数量竟达600余户。四、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既成就了中国商人，同时也制约了中国商人在满洲里市场上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经典的商业思想，如诚信为本、和气生财、薄利多销等，但传统文化中的小富即安、稳扎稳打、见好就收的思想无疑束缚了中国商人，利用满洲里毗邻俄罗斯的优势与条件，勇敢地走出去，将生意做强做大的思想并不是主流。俄罗斯商人可以跨越边境将生意做到中国，而中国商人却极少有人敢于走出国门将生意做到俄罗斯去。这就决定了中国商人在满洲里期间不仅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经营视野和经营领域过于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