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中最厉害的皇帝（明朝历史上的三位）

明朝历史中最厉害的皇帝（明朝历史上的三位）但观往代“幼主”践位由于“主少国疑”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这万历一朝却全然不是这样。当然张居正也很愿意接受小皇帝交给他的这个“任务”，倒不是因为他“贪权”，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说白了就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只求“名垂于青史”不枉走这人世间“一遭儿”。只留下了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这就是日后的万历皇帝。幸好其还为小皇帝准备了两个“股肱之臣”，一个叫“高拱”，一个叫“张居正”。只不过这“高拱”仗着与先帝的关系，素来不甚看得起他人，为人又桀骜不驯，所以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后宫之中，就连正值冲龄的朱翊钧也看他不甚舒服，倒是另一位“张先生”看上去还蛮“巴适”的。不久小皇帝就寻了个“理由”让高拱回家“养老”了。但毕竟自己年纪尚小，还不足以处理朝政，于是全权将国政交给了张居正“打理”，自己只负责“垂拱而治”而已。

明神宗朱翊钧

终于要说到“我大明神宗皇帝朱翊钧”了。

明朝历史上的“败家子儿”皇帝第二名明神宗朱翊钧，败家指数四颗半星★★★★☆（这里“白星”代表半颗“黑星”）

隆庆六年（1572年）“平庸”却不“昏庸”的明穆宗朱载垕走完了他极其寻常的一生，享年36岁。

只留下了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这就是日后的万历皇帝。幸好其还为小皇帝准备了两个“股肱之臣”，一个叫“高拱”，一个叫“张居正”。

只不过这“高拱”仗着与先帝的关系，素来不甚看得起他人，为人又桀骜不驯，所以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后宫之中，就连正值冲龄的朱翊钧也看他不甚舒服，倒是另一位“张先生”看上去还蛮“巴适”的。

不久小皇帝就寻了个“理由”让高拱回家“养老”了。但毕竟自己年纪尚小，还不足以处理朝政，于是全权将国政交给了张居正“打理”，自己只负责“垂拱而治”而已。

当然张居正也很愿意接受小皇帝交给他的这个“任务”，倒不是因为他“贪权”，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说白了就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只求“名垂于青史”不枉走这人世间“一遭儿”。

但观往代“幼主”践位由于“主少国疑”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这万历一朝却全然不是这样。

由于万历皇帝年幼张居正得以大权独揽，虽有夺主之权之嫌，但于大明王朝而言却大有裨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万历新政”。

在取得了小皇帝“朱翊钧”及其生母“李太后”的信任后，张居正开始了轰轰烈烈几近十年的“万历新政” 使当时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自己也因此在后世留下了“一代贤相”的名声，只是其生前死后毁誉参半的经历令人不尽唏嘘。

说到“万历新政”简单说两句：

这是由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发起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改革，由于得到当时年幼的万历皇帝的支持加上张居正自己“牢不可破的改革意志”与“非凡的政治手段”取得了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的“胜利”，为大明王朝算是续了一段时间的“命”。

其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政治：“考成法”。

2.经济：“一条鞭法”。

3.军事：用良将、固边防、开放边贸。

这里也不做赘言，直接看一下相关数据（这里仅从“考成法”的角度略看一下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正所谓观一隅而知全局）

仅“考成法”一条，本着“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从万历元年 (1573年)——万历九年(1581年)中央和地方共裁汰冗员达一千三百余名，臃肿的官僚队伍因此来了个大“瘦身”从而为朝廷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吏治也因此一清。

再看“考成法”下的“清丈田亩”，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田亩数为7013976顷较弘治十五年（1502年）4228058顷多出了2785924顷，这些多出来的土地既非“从天而降”也不是“新开垦”出来的，那么它们又从何而来呢？其实就是历年“皇室贵族”们与“地方豪强”们“兼并”并“瞒报”了的土地，他们享有“特权”不用“纳税”却拥有“为数众多”的“土地”，中原历代王朝都是以“农业为根本”，所谓“士农工商”“农”就排在了第二位，而这“农”又依赖于“土地”，这“清查”出来的数量巨大的土地于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自然不言而喻？仅此一项所得“税款”可当“大明王朝”全年之“军费”开支。

就是这样一个于国而言“善莫大焉”的改革，依然是没能逃脱“人亡政息”的结局。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那个曾经“炙手可热”“满怀壮志”的“张白圭”死了，第二年他的“好学生”朱翊钧就“抄”了他的家，而他所推行的“新政”也就此“中道而止”。

说实话居正死后遭“清算”并不奇怪，即便是当时居正不死随着小皇帝朱翊钧自身“帝王意识”的逐渐“觉醒”，最后他也终将难以“全身而退”。

一时“人杰”的居正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只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抱负”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自古“变法者”鲜有善终，远有商鞅、吴起者，近有宋之王安石，莫不以悲剧收场。张居正与他们相比，有“幸”与“不幸”。

“幸”者生前“荣宠”以至“善终”，“不幸”者死后其“法”被“黜”。秦之“商君者”其死也惨烈，其生也“辉煌”，秦戮其“身”不改其“法”，以至于能扫除六合，立千秋之伟业，假使鞅之黄泉有知亦当瞑目。

张居正走了，朱翊钧似乎能独自“品尝”权力的滋味了，他下令“抄了”张居正的家，并毫不犹豫的废除了张居正一直以来为之“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的“万历新政”为的就是让天下人看看谁才是大明王朝的“当家人”！是他朱翊钧而绝不是什么张居正！！

可是他错了，从小娇生惯养的他，离开了张居正他什么都不是。慢慢的他发现自己并不能“如臂使指”的有效使用手中的权力，群臣们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乖”（可以参看下万历时期“国本之争”还有“东林党”的兴起）。

他失望了，而且是沮丧至极，渐渐地他懒得上朝了，也不想和他们争执了，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十年。

如果说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的话，那也只有所谓的“万历三大征”了，可这看似荣耀的几场战役却都无不在消耗着大明王朝本就不丰厚的“家底”，打仗是需要钱的而提起这所谓的“银子”又不能不使人想起一个人——张居正。

他这几场“仗”打下来很难说没有张居正的一份“功劳”，他打倒了张居正，抄了他的家，却始终“没忍心”放弃张居正为他“积攒”下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如今倒是派上了用场。

肯定万历皇帝的人大多会拿出这“万历三大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瞧，我就说朱翊钧不是个无能的皇帝，你看那“万历三大征”打的多漂亮！

可他们却绝口不提另两场战役——明缅战争和萨尔浒之战，特别是后者明军所显露出的颓势毫不讳言的说已经注定了“大明王朝的衰亡”，就算是把后世崇祯皇帝换作是洪武皇帝朱元璋也不能保明帝国之万一了。

治国乏术的万历皇帝，个人享受起来却是把“好手儿”，可谓“酒色财气”俱染，连手下官员们也忍不住直言不讳的批评他“贪财好色”。而其中又尤以贪财为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到底这天下是他朱家的天下，是他朱翊钧的天下，可他依旧不懂得爱惜，为了一己之私欲不惜残民以逞。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二十四年间仅所谓“矿税”就达2400万白银，这么多的税收最后却没能进入“国库”反倒进了他私人的“私库”用于他日常的赏赐与挥霍。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昏暗统治无疑使大明王朝自中期以来摇摇欲坠的统治更加雪上加霜，其死后仅仅24年大明王朝便走到了末日穷途为李自成所攻破，不得不说万历皇帝于此也是“居功至伟”的。

说到这里，我眼中的“明朝历史上的三位“败家子儿”皇帝与大明王朝的衰亡”就算告一段落了。

下面就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写他们的缘故，也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明朝这么多“混蛋”加“奇葩”的皇帝我独独选了他们的原因，

下面是一张简表，大家可以看一下：

自制所谓“大明王朝治乱兴衰表”

通过以上表格中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位“败家子儿”皇帝（即“我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镇”、“我大明世宗皇帝朱厚熜”、“我大明神宗皇帝朱翊钧”）的统治时长总共有115年，而明之国祚统共不过276年，这占了明统治总时间的三分之一还多，可以说已经相当接近二分之一了，而他们在这漫长的统治时期都干了些什么，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即便是在这115年中减去所谓“嘉靖中兴”与“万历新政”不超过30年的“治政”时间，再去除明代宗朱祁钰执政的8年时间也还有77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他们三个的治下，“大明王朝”曾有过至少长达77年的“自我堕落期”也就是所谓“大跌落期”。

不消说在这77年中他们的统治对“大明王朝”造成了怎样无法挽回的“创伤”，只这耽误的“宝贵时间”就令人扼腕叹息，如果“大明王朝”在他们统治的这漫长岁月不求有什么“伟业奇功”只求能“安安稳稳”的也不至于是后来那般模样。

除他们“三个”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几个“混蛋”皇帝的统治时长，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加起来不过才44年的时间。当然所谓“大上升期”“平稳上升期”的诸位君主们也有“混蛋”“奇葩”的时候，可是谁又没有缺点，没有脾气呢，与他们创造出来的“良好的帝国秩序”的“贡献”相比，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不和谐”或许可以有“商榷”的余地。

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假，前人“栽不到的地方”或者“栽错的地方”，后人难道就让他“荒着”或者继续“错着”，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是该怪罪“前人”呢？还是所谓“后人”？

又比如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五代之乱”定下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赵宋王朝对外军事上的“孱弱”，后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可是后世的赵宋皇帝无一敢于“改弦更张”，一味“墨守成规”终于酿成了后来的“两宋之乱”，不知是该归咎于早已“作了古了的”宋太祖赵匡胤呢？还是其他？抑或是金国或者蒙元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