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封疆大臣真容（晚清贵州出去的封疆大臣）

晚清封疆大臣真容（晚清贵州出去的封疆大臣）小站是荣亲自指定的练兵试点，袁世凯乃荣一手提携的军事将领，虽“津门官绅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但丝毫动摇不了荣回护之意。说白了，这次赴津办案，纯属走过场。不过这对于陈夔龙而言，不啻是一次展示自己、博取荣禄好感的机会。途中，荣问陈年岁几何，补缺约计何时。陈对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叙补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须八年始能叙补。恐此生以冯唐老矣。”荣云：“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未可躁进。”所谓“骨相气色”，恐怕是三分经验七分忽悠，并不靠谱。然其弦外之音则至为明显：陈若听命行事，不节外生枝，保你补缺升官。陈自然参透荣之暗示，一路察言观色，唯唯诺诺。当检阅操练时，荣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其

有清一代，直隶屏蔽京师，拱卫皇城，形势较他省为要，体制亦较他省为肃，直隶总督因之堪称八大疆臣之首。晚清以降，清朝特设北洋大臣，由直督兼之，其地位愈加显赫。故一旦出任直督要缺，便意味着距离进入中枢、登阁拜相已不远矣。然历数清末这几届直督，似皆非众望之选。恰如彼时清流翘楚胡思敬所评，“内地六总督缺愈要者才愈下，品愈污”，前后两任直督杨士骧、端方，“皆佥人也”。陈夔龙亦是如此，观其宦途，迹其平生，这末代直督也是捞足了官运，耗尽了国运。

"飘零书剑老风尘"

陈夔龙，字筱石，一作小石，号庸厂（庵）、庸叟、庸龛、花近楼主，贵州贵阳人。据他自己归纳，其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孤苦时代、沉滞时代、忧患时代与衰病时代。所谓孤苦，即指陈夔龙出身贫寒，并无特殊背景。八岁那年，陈父病逝，“陈夔龙兄弟三人，迭丁不造，孤立茕茕。先母姜太夫人辞甘茹苦，伤亡念存，特延师课读于家，虽饔飧不给，而馔食必丰”。有人劝三兄弟弃学经商，其母回复：“一息尚存，不忍使廉吏之子沦于驵侩也！”于是陈夫人以“纺绩得赀，藉供馆谷，往往机杼之声，与余兄弟诵读之声彻于达旦，虽陶称截发，欧美画荻，曷以逾焉？”虽生活艰辛，陈夔龙倒也安之若素，日复一日挑灯勤读，希望通过科考改变处境。起初陈的文运颇旺，连战连捷，十九岁便高中举人。孰料好运却忽而戛然而止，“南宫累次报罢”，屡屡名落孙山，其人生陷入沉滞时代。

帝制年代，读书人若想求得荣华富贵，科举无疑乃正途。陈夔龙虽饱读诗书，但心思极为灵活，善于联络人脉、疏通关系。加之其自身条件突出，“美风仪，能文词”，是一名仪表堂堂、文采奕奕的美男子，自然深受黔地大户小姐之青睐。陈遂决定攀援权贵，走裙带关系上位。功夫不负有心人，二十二岁那年，陈拜见贵州知府周继煦，周“一见许为大器”，赞赏有加，并将次女许配给陈。陈顺理成章入赘周府，成为其乘龙快婿。怎奈何佳期如梦，不及两年，周夫人便一病呜呼。而此时长兄夔麟科场折桂，喜登二甲，这让陈夔龙心中不免既喜又急，他只得一边备考，一边寻觅更大的码头停靠。四载后，陈进入川督丁宝桢幕府(丁是贵州人)，为其掌管文书。很快，陈博得丁之赏识，再度入赘，与丁之养女结为连理。谁料丁夫人亦是一支病秧，婚后甫至两年即亡。而接连丧偶的陈夔龙，似乎并未因此消沉，反倒愈挫愈勇，三十二岁之际，他再度抱得美人归。这第三任许夫人，来头更响，其兄是许庚身，历掌几部尚书，曾任军机大臣，可谓当朝一品（仁和许氏乃武林望族，科第传家，一时乡里有“五凤齐飞入翰林”之誉）。同时连襟廖寿恒官居刑部左侍郎，政途一片光明。陈与之“重重姻娅，交谊弥敦”。由此，陈夔龙终于借助联姻跻身晚清高官家庭生活当中。他俨然欲把“夫人路线”进行到底。

然而对于个人仕途而言，这“夫人路线”之效并不明显。众所周知，丁宝桢在晚清以刚直不阿著名政坛，自不会昧着良心替女婿打通关节、谋取肥缺。而许庚身、廖寿恒身居要职，似也不甘为妹夫的前程走后门、冒风险。于是乎，陈氏沉滞时代的另一窘境便是“埋首郎潜又十余载”。1886年，而立之年的陈夔龙终获科名，但以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兵部。按“京师习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惟礼、兵二部为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常年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一同中式的贵州老乡赵以炯、李端棻等，均入翰苑，平台高，声誉佳，职责轻，补缺速，这着实令陈夔龙情何以堪！

"一生知己两文忠"

在兵部一待便是十个春秋。陈主事终盼到了否极泰来之日。

甲午之后，久蜇西安数年的荣禄，在恭亲王力荐下，重回中枢，出掌兵部。而恰值同时，连襟廖寿恒接替故去的许庚身，进入军机。陈夔龙于是恳请廖代为向荣禄举荐自己，此刻位高权重的廖，一改往日做派，欣然允做说客，在荣面前一番美言（廖此举或许亦含有向荣禄示好之意味）。不久，荣禄便亲点陈同其赴津查办小站军民纠纷一事。

小站是荣亲自指定的练兵试点，袁世凯乃荣一手提携的军事将领，虽“津门官绅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但丝毫动摇不了荣回护之意。说白了，这次赴津办案，纯属走过场。不过这对于陈夔龙而言，不啻是一次展示自己、博取荣禄好感的机会。途中，荣问陈年岁几何，补缺约计何时。陈对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叙补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须八年始能叙补。恐此生以冯唐老矣。”荣云：“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未可躁进。”所谓“骨相气色”，恐怕是三分经验七分忽悠，并不靠谱。然其弦外之音则至为明显：陈若听命行事，不节外生枝，保你补缺升官。陈自然参透荣之暗示，一路察言观色，唯唯诺诺。当检阅操练时，荣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其实若按兵部条例，仅新军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袁世凯便可遭到严惩。但陈曲意迎合荣禄，在撰写奏稿时笔下留情，淡化过程，抹去罪证，终至此案不了了之。待此事办妥，“事竣还京，司吏来告，余名已列第三。迨至七月杪，竟列第一。八月缺出，居然顶补”。可见荣禄已暗中运作停当。

借此机会，陈得与荣禄之心腹、北洋新锐袁世凯混熟。陈通过进士同年徐世昌与袁结识。据《韬养斋日记》载，1898年1月19日，“陈小石、恩俊叔自京因公来，慰廷约陪，夜深始眠”。此后陈与袁、徐更是来往频密，关系日渐熟稔。

高人举荐，善于揣摩，极力逢迎，广交人缘，陈夔龙正是凭借这一套组合拳，博得荣之信任，成为其亲信。1896年春的赴津查办事件，则乃陈一生发迹之肇端。难怪时隔近十年，当陈再赴津门，不禁赋诗道“当年秉钺拥前驱，容我车茵醉不休。黄霸重来领京兆，收之一梦觉扬州。爱才谁继平津相，尽瘁公如忠武侯。今日再经旧门馆，岂惟腹痛泪先流”。

既然是荣禄门下之心腹，自当替主子献计献策、排忧解难，陈期间之表现堪称精彩。戊戌政变后，慈禧命荣禄入辅，以大学士职兼理兵部，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近畿各军统归其节制。“责任优隆，仿佛惠邸之于咸丰朝，恭、醇两邸之于同治朝”。在陈看来，既然荣已操用人大权，实不该再预闻军政，二者不宜兼得，毕竟“地近则侵官，功高则震主。虽云殊遇，实蹈危机”，这甚合荣禄心意。但两宫谆谆付托，荣不便固辞。于是陈随即就如何有效统辖各军密呈一折，建议“中军但立一最高幕府，仿前代旧制，更番调各军入卫。凡调京操练者，即为中军。彼服其劳，我享其逸；彼分其任，我合其群。相习相亲，庶可收指臂之效”，荣禄亦深以为然。

庚子年正月，朝廷进行京察大典。顺天府丞高燮曾、通政司参议张仲炘，奉旨休致。二君同为湖北籍翰林，在京内薄有清望，不知何故，竟遭罢黜。查吏部则例，府丞出缺，应由内阁侍读学士及五品京堂共列入题本叙补。当时陈夔龙排名第一，鄂籍京畿道胡孚宸位居次席，若按常理，府丞一职非陈莫属。然荣禄首赞枢廷，未能挽救高、张二人，已招致清议不满，如再扶植亲信陈夔龙上台，实难慰众人之心，堵悠悠之口。一边是京师清流，一边是幕中心腹，着实让荣伤透脑筋。陈早已洞察荣之苦衷，遂审时度势，亲赴荣府，送上顺水人情。陈对荣道：“鄂籍科道中，雅负物望者，尚有京畿道御史胡孚宸一员。此次吏部题本，请简府丞员缺，正本中只余一人，照例升授。胡孚宸名在副本中，余情愿让之。如胡孚宸朱笔圈出，楚弓楚得，匪特慰鄂人望泽之心，并可杜谏院多言之口。”这让荣禄顿觉释然。帮领导的当下尴尬解围，无异于给自己的未来仕途铺路，“自古官路十八弯，岂能一步上青天”，陈氏以退为进之计，极其明智。

陈夔龙曾在八十大寿时撰写《八十感怀诗》，其中一句言“一生知己两文忠”，“两文忠”，一为荣禄，另一为李鸿章。李鸿章任用陈夔龙较早，甲午海战时，陈已在李手下负责翻译来往电文。后李因战败暂时失势，被迫出国考察。1896年，李自欧归来，入主总理各国事物衙门，陈谒其于署中，极荷赏识。戊戌年间，荣禄出任直督兼北洋大臣，欲将陈揽入麾下，调至天津。陈对于荣之盛邀，颇为犹豫。而李鸿章惜才心切，出面与荣商议，将陈留在总署。

"谁识当时办事人"

陈夔龙最终摆脱沉滞时代，还是在庚子年。

戊戌政变后，清廷高层集体右转，一味倒退终引发八国联军侵华事件。陈夔龙此时署理顺天府尹，既有安抚地方之责，又当替高层分忧，于是终日战战兢兢，时时面临灭顶之灾。他自己总结，短短不到两月任期，居然“冒三大险”。首先，中外衅端初启之际，成败尚无定数，两宫即命陈筹备大车二百辆，以备万一西逃之用。然彼时“都下风鹤告警，京员眷属纷纷南下，日需车马为数不少。既经出京，一时不能遄回，辇下车马更形缺少。而董福祥、余虎恩所带之兵，到处抢掠。京员自有之车马，大半被劫。总以上情形，一时骤办二百辆大车，甚非易事”。不过陈夔龙就是陈夔龙，他想到京通十七仓俱为大户，每户以少数计，约有大车数十辆或百辆。于是陈假以词色，令其急公奉上，仍从宽给价，“彼既享优价之利，而又得报效之名”，该仓户均各乐从。不三日间，“车辚马萧，辐辏于尹署左近”。陈算是不辱重任。紧接着，各国公使请求清廷派人保护离京归国。当时首辅刚毅命陈夔龙伴送各使，实际等于抛给其一块烫手山芋：倘若违令不送，朝廷将严加治罪；如果遵命护送，则十有八九命丧途中，故看似横竖都是一条死路。陈自然深谙其中利害，更对各国公使之真实意图了然于胸，“各使多疑，虽来函自请离京，特故作无聊之词，为希冀缓攻之计。岂肯自寻荆棘，冒此危险”。故其将计就计，表面积极回应中枢之命，但实际作依违之语，呈观望之态。果不其然，两日后，公使复来一函，告知取消之前要求。陈凭借自己的准确判断，再躲过一劫。然树欲静而风不止，为朝廷辛苦奔波的陈夔龙，却横遭端王载漪参奏，与李鸿章、王文韶等十四人竟因与洋人交涉罪名，请立即正法。幸好荣禄极力维护，才保诸人性命。该事堪称险上加险。历经此三险，陈夔龙深觉代人受过，殊为不值，于是一再请求，终卸去府尹一职。

自古富贵险中求。正是陈夔龙常在刀尖上当差，却精明能干、屡屡化险为夷的表现，使得慈禧对其刮目相看，命陈出任留京办事大臣，专门负责与各国谈判媾和及善后事宜，而陈是八名大臣中唯一一名汉人。陈当然牢牢抓住这次机会，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不久，陈更进一步，如愿以偿地外放河南布政使。对于陈之外放，起初李鸿章并不赞同，宣言“陈筱石外放藩司，我不赞成。目今外交才少，此人应留京大用”，愿其担纲外务部侍郎一职。然陈执意为之，加之其间人事变动，终得以离京。陈缘何钟情于外放，民国掌故家徐一士先生之剖析颇为到位：

论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禄则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补矣。以夔龙论，河南布政使与外务部侍郎，“厚”与“尊”二者不可得兼，夔龙宁愿舍“尊”而取“厚”，未几径擢漕督，抚豫苏，督鄂直，固“尊”“厚”兼致，名实俱优矣。使果以外务部侍郎而长居京秩，宦囊殊为减色耳。

"居然满汉一家人"

1903年，荣禄病逝。靠山倒下，陈夔龙仕途依旧光明，因其已受奕劻这棵大树庇护。

陈之所以能与庆王来往甚密，尚需从荣禄与奕劻的交谊谈起。荣、奕二人结识甚早。当奕劻尚为贝勒时，已对荣禄这位满族青年英才很是钦佩，与之订交，以“仲华二哥”相称。甲午后，二人同朝为官，皆为慈禧宠臣，且无利益纠葛，故互为奥援，结成盟友。庚子年，奕劻留京善后，其子载振逃往西安。奕爱子心切，专程写信给荣，言“现时小儿载振，随扈行在当差，年幼无知，务恳推情关垂，随时指教，有所遵循，俾免愆尤，是所切祷”，将儿子托付于荣禄，可知二人交情之深厚绝非常人可比。

也正基于此层厚谊，荣禄常将心腹推荐给奕劻，供其驱使。戊戌政变时，奕劻奉旨领衔审讯六君子。领命不久，奕即派人赶在天亮前督促陈夔龙赴庆王府商议案件。按常理，涉及如此机密，唯有奕劻心腹才有资格参与此事。陈乃荣禄门人，一向谨小慎微，之前尚曾婉拒张荫桓之笼络。故若非荣禄推荐或默许，奕劻万不会邀陈入府议事。可知陈夔龙是荣、奕皆资信赖的手下，甚或在荣禄授意下，担当沟通与奕劻关系之角色。由此亦可理解缘何庚子年奕劻单单留下陈夔龙这么一个汉族大臣作为助手处理善后事宜。

不过，陈夔龙能跃升为奕劻之嫡系，泰半功劳还应记在其夫人许氏头上。前文言及，仁和许氏乃晚清政治大家族，陈夔龙这位爱妻长期耳濡目染，自然默会于心，亦是一朵奇葩。徐氏不仅“读书知大体，工诗画，性爽而德淑，治家事咸井井有条”，更善于出外交际，与京城各大王公贵族之眷属熟得一塌糊涂，其中便包括庆王府的老福晋。据时人所记，许夫人与老福晋极为“投缘”，索性认其做干娘，奕劻遂理所当然成为陈夔龙之干老泰山。与庆王攀上了这种关系，陈官途可谓一路顺风，先是出任漕运总督，接着依次巡抚河南、江苏两地。1907年，朝廷擢升陈为川督。这本是喜事一桩，然许氏嫌蜀地偏远，恐水土不服，居然一面劝陈乘慈禧寿辰之际，进京密见张之洞、袁世凯、那桐、荣庆、铁良诸人，运作调任之事，一面亲自出马，于庆王府内频繁走动。果然，在干岳父协调下，赵尔巽以两湖让陈，而锡良以四川让赵尔巽，许氏如愿留在中原富庶之地。难怪胡思敬喟叹：“以一女子之爱憎牵动数省督、抚，当时用人之得失盖可睹矣！”

"头白徒殷恋阙情"

1909年，陈夔龙接替因“拍照门”下课的端方，出任直督，达到其官途之巅。他万万没料到，自己居然是清代最后一任直督（陈病退后，张镇芳仅署理十日，清帝便宣布逊位）。

下车伊始，陈即发觉一屁股坐在火山口上。清末地方政治，可谓乱象丛生，积重难返，直隶更是如此。先是财政亏空严重。李鸿章主政之时，“存款不下千余万金”。然“继任某制军（指袁世凯）藉以为练兵之用，不三年，支销殆尽。复奏准由各省合筹练兵经费，岁约数百万，竭天下之脂膏，供一己之挥霍，而定藏竭矣。厥后继任某制军（指杨士骧），复踵事增华，取携任便。岁入只有此数，出则层出不穷”。陈深知“公帑有限，岂能长此滥支”，于是不顾各方情面，缩减开支，剔除兼差，以改善府库支绌窘境。继之各国领事在拜见问题上又横生枝节。遵循旧制，北洋大臣履新，各国领事应前来拜谒。而前任藩司署理时，“力崇谦抑，先往拜各领事”，领事团遂欲援以为例，欲让陈夔龙来拜见。陈不以为然，采用逐一攻破之策，从美国、德国领事入手，“其余各领事，目见团体已散，遂亦相率来见”。

起初陈尚可勉强应付，之后政情之发展，已超出其能力范畴。陈曾自我标榜曰：“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可见其政治倾向极为保守。然清末局势已至不改革必死的地步，像陈这种官员，敌视新学，拒绝革新，只会激化矛盾，令问题愈加恶化。面对天津绅商学生之国会请愿运动，陈表面安抚，私下命军警强力弹压；武昌首义后，滦州新军起事，陈电请内阁，与陆军部联手绞杀起义；然革命潮流已不可阻遏，当直隶各界人士纷纷恳请其宣布独立时，陈深知个人政治生涯已近终点，于是一面坚称“勿论新党旧党，或官或绅，遇有作乱犯上，扰害地方者，杀无赦。他非所知”，一面反复上书清廷，以病为由，乞假养疴。

1912年2月3日，陈乞病获请，迁居德国租界。9日后，清帝逊位，陈夔龙再无望升迁，遂徒叹无可奈何花落去，化身遗民。

由于历任封疆大吏，陈夔龙宦囊甚丰，故生计颇为饶裕，“声伎遣意，诗酒怡情，娱老有方，耄而犹健，晚境之佳”，实非穷乏憔悴者所能及也。陈青年时即有写诗之嗜好，据其《松寿堂诗钞》自序言：“及客丁文诚公幕府，遇王湘绮姻丈于蜀中。每说诗，讨论源流，多所启悟，诗格一变；逮抚三吴，遇俞曲园姻丈于金阊，相与究论汉魏以来诸家之得失，继以酬唱，诗格又一变。”隐居沪上后，陈积极响应瞿鸿禨之邀，参与组建逸社，终日与一帮海滨遗民吟诗作赋，悠游自在。汪辟疆先生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陈比作“地俊星铁扇子宋清”，评曰：“庸庵诗平澹乏意境，虽喜为之，实不甚工。晚寓沪滨，较前略胜，尚不逮善化相国（即瞿鸿禨）也。”可见陈诗之水平难堪上乘。况且诸位前朝显宦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定期聚会，轮流坐庄，名为诗酒宴集，消磨余生，实则窥伺时局，谋求东山再起，颇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意味。譬如陈夔龙虽自称“闭门却埽，万事不关”，然民国时局之风云变幻，在其诗作中皆历历可见。1914年底，樊增祥赴京任职，陈立即作诗揶揄道：

为贫而仕本非贫，车马喧阗动四邻。一德格天工献颂，万人如海善藏身。迷途未识今犹昨，宦梦方浓幻亦真。太息楼头双燕子，重来已是别家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于众叛亲离中忧惧而亡。陈闻之拍手称快，拈诗一首：

五载殷忧切，今朝一笑堪。人争弃刘豫，天不祐朱三。九庙神灵鉴，千秋秽德惭。蓬莱春藉榭，即是木棉庵。

次年夏，张勋复辟。陈夔龙喜不自禁，以一首《无题》抒怀：

又见宣光致太平，转因喜极泪纵横。星辰上将纾筹策，车马东都振旆旌。井底子阳销伪号，帐前回绝缔新盟。孤臣卧病沧江晚，头白徒殷恋阙情。

可惜到头来只是一场空欢喜。

由于养生有道，加之上天眷顾，陈夔龙将昔日朋僚故旧一一送走，独享高寿，直至1948年方才去世，此时距离清朝覆亡已整整过去三十七个春秋。对于一个沉迷仕途、热衷权力者而言，数十年远离官场，这是怎样的一种煎熬？陈在《梦蕉亭杂记》里，曾道：

自今以往，为元遗山之忧愤欤？为杨铁崖之旷达欤？抑求为文信国不获，而姑以仁义两言留作千秋正气欤？余不能自知。今之人亦不我知。后世倘有知我其人乎，则其我知视我之自知，为较真切已。

是忧虑，是愤懑，是旷达，抑或庆幸，或满腹悔恨，还是五味杂陈？作为后人，笔者自不敢称知其人也，妄作断言恐有诛心之论之嫌，难称得上“真切”。不过，回望清末官场，类似陈夔龙这等人物，当不在少数，机关算尽，终致官运盈而国运亏。想必在他内心，还是悔恨之意多那么一点点吧？

在明清两朝的贵州人中，官做得最大的要算陈夔龙了，什么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那都是地方官，陈夔龙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就握住中央大权了，要知道这个职位的一把手曾经是李鸿章、袁世凯。陈夔龙是前清封疆大吏中唯一见到抗战胜利的人，同时具有地位高、寿命长、交游广、作品多四大特点。其作品是研究晚清至民国政治、社会和文学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忽略的史料价值和文价值。

然而，陈夔龙坐上这个官位的确不值得夸耀。 真正值得特别纪念的，我认为是以下三点。第一，在五四运动席卷华夏大地的时候，陈夔龙固守传统、敢于保守，这和当时的大势是完全相悖的。五四运动提倡德先生、赛先生，他却坚持三不：“不联络新学家、不敷衍留学生、不延纳假名士”。五四运动要办新学堂、要授数理化，他却坚持认为"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其主张与北大怪杰辜鸿铭如出一辙。不要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角度看待他，如果用“议会制”“民主协商”甚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角度来审视，才能够看到他独立的人格和独到的谋略。

其次，陈夔龙自从踏上仕途，长期在外做官，但对黔山筑地自始至终感念于怀。不以黔为卑反以黔为恩，他公开说道“今日博取功名，确系由黔发迹，黔不负余，余亦不可负黔。”恐怕当今不少在外求学就职的贵州人，由于长期形成的自卑心理之潜在影响，在表白自己来路的时候，也不至于如此决绝和率直。

最后，用事三件可以佐证陈夔龙的“余亦不可负黔”的心志。一是收集、汇编、刊印遵义学者、诗人郑珍的《巢经巢》，使得郑珍诗作及其名声广传于大江南北文人墨客之间；二、宏著《梦蕉亭杂记》特别着墨丁宝桢、李端棻、唐炯等贵州名人的学识人格、情操作风、行事为人，为后来史学界的探索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珍贵史料；三、1907年回乡扫墓期间，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的创办康概解囊，捐银两四千，这所学校就是现在的贵阳一中。

【来源：文/王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