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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江月亭前桦烛香,龙门阁上驮声长。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据《宋史·陆游传》记载,陆游曾数次参与国家军政事务,还亲自领兵上前线和金兵交战。他四十六岁时,到四川夔州做官。夔州任满后,四十八岁的诗人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欣然接受力主抗战的川陕宣抚使王炎的邀请,被委任为干办公事襄理军务,并随王炎到了当时抗金前线的南郑一带。诗人在这里接触了抗敌的人民、勇敢的士兵、英雄的将领,也间接了解到了中原的情况,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他披甲戴盔,身着戎装,驰骋在边防线上,走遍了以南郑为中心的西北边防一带,亲自领兵驻守边防要塞大散关,勘察地形,绘制地图,制定作战方案。边防战斗生活的洗礼,使陆游的创作在这时产生了飞跃。“中原久丧乱,志士泪横臆。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念昔少壮时,从戎何壮哉,独骑洮河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1)

陆游留给故道成州的千古绝唱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2)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据《宋史·陆游传》记载,陆游曾数次参与国家军政事务,还亲自领兵上前线和金兵交战。他四十六岁时,到四川夔州做官。夔州任满后,四十八岁的诗人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欣然接受力主抗战的川陕宣抚使王炎的邀请,被委任为干办公事襄理军务,并随王炎到了当时抗金前线的南郑一带。诗人在这里接触了抗敌的人民、勇敢的士兵、英雄的将领,也间接了解到了中原的情况,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他披甲戴盔,身着戎装,驰骋在边防线上,走遍了以南郑为中心的西北边防一带,亲自领兵驻守边防要塞大散关,勘察地形,绘制地图,制定作战方案。边防战斗生活的洗礼,使陆游的创作在这时产生了飞跃。“中原久丧乱,志士泪横臆。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念昔少壮时,从戎何壮哉,独骑洮河马,涉渭夜衔枚。”(《岁暮风雨》)这是他当时军旅生活的写照,他后来回忆起这一段战地生活时写到:“我昔从戎清渭侧,散关嵯峨下临贼。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山荞畲粟杂砂碜,黑黍黄 如土色。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赤心唯报国。”(《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这些诗是陆游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

陆游的诗保存至今的约九千三百余首,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产量最丰富的一位诗人,他的诗始终贯串着炽热的爱国思想,然而就其全部作品而言,题材仍是很丰富的,咏史怀古,山水田园,咏物言志,无不具备。陆游继承发展了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传统,把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时代的高峰,给予后代很大的影响。

就在陆游领兵驻守边防要塞大散关时,在一个雾霾苍茫的夜晚,诗人因军务来到了大散关古道西段的山城两当。这一夜所见所闻使他感受良深,时过境迁,多少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犹在眼前,于是在一个风雪之夜,他浮想联翩,吟成《雪夜感旧》一诗:

江月亭前桦烛香,龙门阁上驮声长。

乱山古驿经三折,小市孤城宿两当。

晚岁犹思事鞍马,当时哪信老耕桑?

绿沉金锁俱尘委,雪洒寒灯泪数行。

这是一首感旧诗,诗中所写正是诗人当年在戎马秦陇时军旅生活的片断,首联写在大散关古道上看到的情景:“江月亭前”(当指大散关古道上的驿亭)以桦树皮点燃为烛,那种特有的照明方式透露出军旅生活的艰难;“龙门阁上”(当指大散关古道上的关隘)马帮驮队在夜色中接踵前行的吆喝声,影射出备战的紧张气氛。颔联写由嘉陵江水道蹍转进入故道陆路的情形:“乱山”起伏,“古驿”相连,崎岖古道,一波“三折”,山中“孤城”竟如“小市”,从一个侧面衬托出了“孤城”两当暂时的平静。颈联抒发诗人的感慨:虽然到了“晚岁”,仍心系国事,“犹思”“鞍马”,不忘抗金复国大业。遗憾的是当时自已只想着英勇杀敌,精忠报国,“哪信”人到暮年会回乡“耕桑”送老。尾联写作者此时的伤感,呼应首联所展现的备战时情景:只见架上杀敌用的“绿沉”枪和院中练功用的“金锁”子,都落满了岁月的尘埃;夜来难眠,踯躅院中,纷纷大雪中“寒灯”朦胧,诗人孤怀悲怆,老泪纵横……在痛吟苦咏中,一个矢志报国、壮心不已的志士形象跃然纸上。

在南宋抗金的艰苦岁月中,陆游还曾有幸和成州(今成县)结缘,与时任督统制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的大将吴挺不期而遇,并成为知音。

一天,陆游去参加吴挺在成州举行的私宴,为增添欢乐气氛,吴挺提议每人即席赋诗。陆游撩衣捉笔,一挥而就:

参谋健笔落纵横,太尉清樽赏快晴。

文雅风流虽可爱,关中遗虏要人平。

此诗以赞美参谋高子长的笔法和都统制吴挺饮酒赏天的潇洒风度开头,接着语气一转,说你们这些风流人物虽是可爱的,但是不要忘记收复失地、拯救百姓的神圣职责。这首文情并茂的七言绝句,成为爱国诗人陆游在陇南大地上留下的又一著名诗篇。

杜甫爱国精神和人本意识的写照 ——杜甫陇南行踪考释及诗歌赏析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3)

唐乾元二年(759)初秋,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开始了漂泊陇右的流寓生活。杜甫辞官的原因,《新唐书》说“关辅饥,辄弃官去。”其实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对于新称帝的肃宗的失望。天宝十五年(756),太子李亨在灵武自已宣布继承帝位后,与远在四川的父亲玄宗之间产生龌龉。房琯是玄宗的旧臣,此时在肃宗处官居宰相,请自帅师讨安禄山,肃宗便允许了他。那知房琯兵败陈涛斜,肃宗大怒,罢免了房琯的宰相之职。房琯布衣时与杜甫友善,两人相交甚厚,在其遭受贬谪时,身为左拾遗的杜甫上疏言房琯有才,不宜罢免,这就更加激怒了肃宗,即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出面言救说:“甫若抵罪,绝言者路。”肃宗才赦免了杜甫,但以后便冷淡疏远了他。鉴于此,杜甫一向奉行的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根本难以实现。于是,他对肃宗寄予的厚望至此也彻底破灭,因此选择了辞官。房琯被贬使杜甫在政治上丧失了出路。他在《秦州杂诗·二十》中写道:“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这是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后的揶揄之作。

  

自相州唐军败后,河南骚动。辞官后的杜甫不能回洛阳的老家,又没钱居住在生活昂贵的京都长安。这时因为他的从侄杜佐在秦州东柯谷有几间草堂,他便决定把家搬到秦州去。他携家带口翻越陇山,一路风餐露宿,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史书上说,这地方山路九转,翻越殊难,从东方来的人到这里常常踌躇不前。杜甫在秦州住了不满四月,觅居不成,衣食不能自给。正在走投无路时,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有位“佳主人”来信说,同谷可居,辞意恳切,好像曾经相识一般。他又听说同谷一带的良田里出产薯蓣,山崖里有丰富的蜂蜜,竹林里有新鲜的冬笋,于是打算离开秦州,举家南奔同谷。杜甫在冬初十月,从秦州西南的赤谷起程,历铁堂峡进入长道境,再经盐井进入上禄境,沿寒峡、法镜寺、青阳峡,终于来到同谷西70里的龙门镇,这是杜甫入同谷后的第一站。接着他又从龙门镇东北方向沿崎岖的山路辗转跋涉,经石龛、积草岭、泥功山,最后到达同谷县东南飞龙峡口的凤凰村。在寓居同谷的日子里,杜甫曾到过栗亭,并专程前往两当县琵琶洲探望侍御史吴郁,有《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一诗纪其事(《地舆志·卷十五》)。在这期间,杜甫先后写了20余首沉郁顿挫、忧愤深远的杰作名篇,为我们展示了盛唐巨变的缩影。由于他对社会生活许多层面具有特殊的敏感,寄以沉重的感慨,体物甚是工致,抒情颇为深刻,因而其作品富有人情味,读来令人唏嘘,令人铭心刻骨。在这些诗里,他感慨人民的惨遇,伤感山河的破碎,怨恨官府过重的赋役,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突破儒家忠君思想的束缚,在思想极度苦闷中去寻找一种支持自已的精神力量。

  

杜甫在上禄、同谷等地写的诗中,涉及僧徒、寺庙,甚至整首诗与其有关的就有10首之多。杜甫与著名僧人赞公的交往,更能说明问题。他俩人都是亲近房琯、后来都被贬谪的铮臣。先前,杜甫在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不幸被俘,是赞公冒险把杜甫化装,杜甫才得以逃出长安。赞公早于杜甫先期到了同谷,不久杜甫也流落到这里,在生活上得到赞公和尚很多的帮助。他入蜀前与赞公话别,写有《别赞上人》一诗:“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飘荡,何时有终极!赞公释门老,放逐来上国。还为世尘婴,颇带憔悴色。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云,安可限南北?异县逢旧友,初欣写胸臆。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野风吹征衣,欲别向矄黑。马嘶思故枥,归鸟尽敛翼。古来聚散地,宿昔长荆棘。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从诗里可以看出,杜甫与赞公的交往友好,决非出世求佛,而是入世过程中到处碰壁产生的苦闷彷徨。此时此刻,这种情绪可以使在现实生活中深感痛苦的诗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并借此排遣心中的苦闷。

从杜甫流寓同谷的行踪路线看,诗人自进入上禄县境,直至同谷,所经过的寺庙就有7处之多,即法镜寺、青阳寺、龙门寺、石龛(又称圣泉寺)、开元寺、凤凰山寺、利泽寺。而且几乎每座寺庙,都作纪行诗一首,以抒发对国事民生的忧虑。很明显杜甫这时期的崇佛,只是在思想极度苦闷之中寻找一种支持自已的精神力量而已。他痛感自已的理想不足以战胜黑暗生活中的苦难,无奈只得求助于当时广为流行的佛学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佛经典籍,有玄妙的佛理,有优美的文辞,有生动的故事,他只想在佛理中找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因为杜甫毕竟有坚定的儒家思想立场,他的致君尧舜,心忧黎民的入世思想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

  

杜甫到龙门镇时只见眼前“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石门云雪隘,古镇峰峦集。旌竿暮惨澹,风水白刃涩。”进而看到的是戍守士卒军威不振、士气低落的情景。这凄惨的画面勾起了杜甫的诸多联想:史思明的判军远在洛阳一带与官兵交战,而朝廷却把军队驻守在这里,相隔数千里之遥,毫无战略意义。他在诗中流露出了对朝廷在远离战场的龙门镇屯兵戍守的愤懑,表达了对那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白白在荒山寒夜受苦士卒的同情。在石龛,呈现在杜甫眼前的更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苦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诗人通过对当地山民为残酷的徭役所迫,长年累月攀崖伐竹的悲惨生活的描写,对战乱带给人民的痛苦深表同情,对安史叛乱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控诉。

在大云寺,杜甫拜访了与之有莫逆之交情谊的赞公和尚,赞公即赞上人,原京都大云寺住持,因同情房琯替其说情被贬谪到成州大云寺安置。清乾隆六年(1741)黄泳编纂的《成县新志》记载:“释赞上人精内典,善诗辞,在长安时与杜甫相契,后住锡县东大云寺,天宝之乱甫从兵马中来,寓峡口时与往还赋诗,寄赠甚多。”《成县新志》又载:“大云寺,县东南七里,俗名睡佛寺,即杜子美与赞上人相聚处,赠答有诗。”在成州大云寺,杜甫和赞上上久别重逢,感慨万千,他为生逢乱世,无法“致君尧舜”而感伤,当返回草堂时,看到远处一座状肖风冠的山峦时,杜甫的心情豁然开朗。《水经注》云:这地方“汉世有凤凰栖其上,故谓之凤凰台。”身临如此仙境,观赏如画风景,品览多娇江山,领略优美传说,杜甫不禁诗兴大发,吟出了《凤凰台》一诗:“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凤声亦悠悠。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翮长,纵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这是一首和《义鹘行》具有同样风格的寓言诗,全诗充满神奇壮美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诗人爱国精神和人本意识的又一生动体现,也是杜甫一生孜孜不倦,奔波不息为国效力的真实写照。

苏轼与仇池的不解之缘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4)

仇池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的生地。据汉《遁甲开山图》载:“仇池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宋罗泌撰《路史》又载:“伏羲于生仇夷(仇池),长于成纪。”自汉建安时白马氐杨氏据仇池建国,界居陇蜀,事更数朝,中间屡蹶屡兴,长达385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氐族杨氏以仇池山一带为根据地,在甘、陕、川毗连地区,演绎了一幕幕威武雄性、石破天惊的历史话剧,为中华民族大融和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亘古以来,仇池山以悠久厚重的伏羲文化、仇池文化、宗教文化和优美绝伦的瑶琳仙境,曾吸引不少文人雅士写下千古传诵的翰墨华章。

有趣的是,继诗圣杜甫之后,才倾京国的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曾有幸与仇池结缘,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传奇佳话。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世称三苏,都以文章知名天下。苏轼元祐初试礼部第一,历官翰林学士。长期以来,由于朝廷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党派之间的斗争,苏轼承受着四面八方的打击,先后被排挤到杭、颍、定等州任地方官,而且一贬再贬,从岭南的惠州到海南的儋州,甚至熬过冤狱和流放,一直被压抑到病死。苏轼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自已的一生。他不仅是才华横溢的诗人、词家,也擅长散文,又是书法家、画家,同时亦精于金石鉴赏,是一个具有多方面艺术才华的大家。他在文、诗、词、书、画等方面,不但都取得了当时水平的最高成就,而且确实提供了前人还没有提供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对当代和后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身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长期游宦各地,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物,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他虽未曾亲自到过仇池山,但因受少陵诗“何时一茅屋,送老百云边”的感发而产生了对这块世外桃源的遐想。他在《和陶读<山海经>》第十三“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句下自注云:“忽忆颍州日,梦至一官府,环视堂上,榜曰‘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杨难当所保,余何为而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畤者曰: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社子美尝去:‘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

这条注说明苏轼对仇池的史迹与形胜早已了如指掌,再加上杜诗的渲染,经梦境所诗化的仇池就更让苏轼心驰神往了。

元祐八年(1093),苏轼在《过杞赠马梦得》一诗中写到:

万古仇池穴,归心负雪堂。

殷勤竹里梦,犹自数山王。

雪堂为黄州东坡雪堂,为苏轼友人马梦得资助修成,山王指金山涛、王戎。诗意是说:归心难留,“万古仇池穴”才是我的去处,因而辜负了你帮我修筑雪堂的美意,但我们的友情胜过竹林七贤,是永远忘怀不了的。

绍圣三年(1096)三月,苏轼在《和桃花源》诗前有一小引,再次述说他的那个难忘的梦:予在颍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曰:“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杨难当所保,余何为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畤者曰:“公何向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诗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从这一小引中可以看出,苏轼把他梦中的仇池视为避世立身的桃源仙境了。

绍圣四年(1097)苏轼由惠州贬所再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在宦途中,有《次前韵寄子由》一诗:

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

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

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

泥洹尚一路,所向余皆穷。

似闻崆峒西,仇池迎此翁。

崆峒山为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位于泾河之滨的平凉,相传是黄帝广成子学道之处,仇池方位正好在崆峒之西。身在左迁途中的苏轼,即将投向荒凉偏僻的儋耳,此刻,他仿佛听见崆峒西边的仇池有人在迎接他了。每当他身遭踬碍时,梦中的仇池便成了他精神的寄托。

苏轼一生未能涉足陇上,当然也就无缘登临仇池去观赏它的气势,领略它的神韵,但他对仇池的朝思暮想逐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印象。所以当他于元祐七年(1092)赴官扬州,得到一块朋友相赠的奇石,该石色彩深而艳丽,质地光滑细腻,既有优美的图案又有奇特的造型,向以爱石赏石藏石为癖好的苏轼不禁欣喜若狂,对此石视若拱璧,宝爱有加,并以萦绕于他梦际的仇池命名,为纪其事特写下《双石诗》并序:

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颍州曰,梦人请往一官府 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迟,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

梦时良是觉时非,汲水埋盆故自痴;

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

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

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

从此,这块仇池石成为苏轼几上的至宝,既写诗赞誉,又邀友观赏,他的好友钱穆父(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后知开封,越州)、蒋颖叔(户部侍郎知熙州,历官陕西副使,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同知枢密院事,元丰四年曾游成州大云寺、狮子洞,有题刻两处传世)、王仲至(工部侍郎)等人都次韵奉和他的仇池石诗。苏轼又原韵奉和:

上穷非想亦非非,下与风轮共一痴。

翠羽若如牛有角,空瓶何必井之眉。

还朝暂接鹓鸾翼,谢病行收麋鹿姿。

记取和诗三益友,他年弭节过仇池。

该诗首联引佛经语,说天上地下原本一般。颔联引杜诗及汉书典故。翠羽指孔雀,孔雀渴饮寒泉为牛所抵。瓶为汲具,处高临深,动常近色。意思是说世间险恶,人情诡异。颈联言自已身在朝廷心系江湖。尾联感谢三位诗友的和诗,并表示以后如有机缘路经仇池时一定要弭节专程前往凭吊杜公遗踪和仇池古迹。

这一诗人间的互相唱和,使仇池进而名扬天下了。

更为有趣的是,苏轼还以仇池作为自已的书名。他的家乡是仇池之南的四川眉山,他便把自已的笔记定名为《仇池笔记》,作为《东坡志林》的姊妹篇。为何书名定为《仇池笔记》?这是苏轼的志趣、心性为基础的。

《仇池笔记》二卷和《东坡志林》五卷互为补充,是宋人笔记中的精华,所收都是笔记、杂感、史记一类文字,虽卷帙不多,但内容丰富,无论经史子传、制度风俗、轶闻趣事、山川风物、佛道修养、阴阳术语、凡有所感,均录之成文,不假雕饰,自然成趣,如石晶珠母,自见光泽,而以“仇池”命名,足见“仇池”二字在历代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感召力。

李白《蜀道难》诗中的“青泥”之谜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5)

  

陇南位于中华腹地嘉陵江上游,这里苍茫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地域文化,历来为骚人墨客所青睐,成为他们寻幽探胜、吟咏抒怀的理想之地。故自唐代起,不少诗人如李白、杜甫、元稹、李商隐、薛逢、雍陶、武元衡、陆游、贺铸、宋琬等,都曾徜徉于陇南的山色水光之间,通过诗歌抒发仕途失意之怨、生离死别之悲、他乡作客之愁,使陇南的历史文化益增光宠,成为弥足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

李白《蜀道难》诗中的“青泥”之谜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他本人出生于西域的碎叶(在今吉尔吉斯坦境内,唐时属安西都护府)。约5岁时,随父迁居绵州隆昌(今四川江油)青莲乡。青年时正值盛唐“开元之治”时期,便热切希望“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怀揣“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之志。希望像管、晏、诸葛那样自布衣一举而为卿相,辅佐君主,实现自已的政治理想。李白25岁时,毅然离开蜀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想在广泛的交游中树立声誉,得到举荐,有机会进入朝廷。在这一时期,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许多名山大川。素称“陇蜀咽喉,甘陕通道”的青泥岭,自然不会例外。正因为李白在这里获得了对青泥岭山川地貌的感性认识,才给他后来创作《蜀道难》提供了丰富的比兴素材。

经长期漫游,李白于天宝元年(742)才得到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唐玄宗召见入长安,供奉翰林。这时唐玄宗已不思励精图治,“渐肆奢欲,怠于政事”(《通鉴》卷二百十四)。召李白进京,在玄宗来说,是要把这个“名播海内”(段成式《酋阳杂俎》)的大诗人收拢到朝廷,以点缀升平,显示自已的“开明”。这时的李白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但朝廷昏庸,权贵排斥,他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施展。李白不满这样的环境,对腐败权贵更是鄙视轻蔑、嬉笑怒骂。因此受到朝廷中腐朽势力的种种诋毁,终于在天宝三年(744)被排挤离开长安。这使李白无比激愤,他在诗中写道“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但是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并没有使他放弃自已的政治理想,他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同上)。

宦海沉浮,仕途失意,虽未能使胸怀“上为王师,下为伯友”(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壮志的李白去实现自已“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大鹏赋》)的伟大抱负,却使他在诗歌艺术的创作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就在这一时期,李白满怀悲愤地写出一系列揭露唐朝统治阶级的黑暗,表达拯物济世理想和反对黑暗现实、蔑视权贵的佳作名篇,《蜀道难》即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蜀道难》这首诗,大约是李白被贬谪出长安时写的。诗人用浪漫的手法展开丰富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峥嵘、险峻、突兀、崎岖等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并从中透露了对国事的忧虑和关切。全诗大体按照由古到今,自秦陇入蜀的路线,把传说和想象、现实和历史融为一体,并加以充分的夸张和渲染来进行写景抒情,表现蜀道之高峻险恶:“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鹰坐长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正确解读诗的内容,深刻领会诗的意境,踏勘考察实地实景,可知这首惊世之作,实际上是以“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多逢泥淖,故号青泥(《元和郡县志》)的青泥岭和青泥河(今甘肃成县东河下游)”为比兴素材创作的。据考,青泥岭即徽县南之铁山,唐时曾在此设有青泥驿。近代甘肃著名学者张维所著《陇右方志录》载:“铁山在徽县南40里,悬崖万仞,其色似铁,上多云雨。宋刘子羽谓蜀口铁山栈道之隘,即此。”据陕西《略阳县志》载:“青泥岭为唐时入蜀要道,李供奉(白)经此,作《蜀道难》。”另据明清《徽县志》记载:“青泥岭位于县南40里处,远看疑是山体破裂,近看石峰耸立,直插云霄,山上松柏参天,山腰白云缭绕,山巅恍若仙境。唐代诗人李白往返蜀陇间,经此曾赋《蜀道难》,传为千古绝唱。”史籍和地方志所载完全一致,说明诗人李白经此入蜀完全合乎情理。正是由于诗人在该地区以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感,获得了山川地貌之感性认识,再联想自已坎坷的际遇,便激发了创作灵感,从而写出了《蜀道难》这首令人惊心动魂的诗篇。

近些年来,当地研究李白诗歌和行踪遗迹的学者,通过反复踏勘和实地考察,获得了准确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得知李白《蜀道难》写到的7处地名,在今陇南境内就有6处。其中西当、太白、鸟道在今两当县境;青泥即青泥岭,在今徽县境;天梯、石栈在今成县境。高惠祥先生认为,李白《蜀道难》诗中首先提到的“西当”应是“两当”,当属诗人笔误,抑或是后人传抄刊刻之误。因为“西”与“两”字形相近,容易混淆,故应以“两当太白有鸟道”较妥。至于“天梯”、“石栈”,在今成县东南70里的石门峡中确有所指。史载:“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进兵汉中时遣张飞、马超等将屯兵下辨(今甘肃成县)东南关隘固山,以固汉中。”当时的固山,即今龙泰山,又称神仙梁,俗称没主意梁,为下辨、河池、沮县接埌之地,形势异常险要,历史上曾为军事要塞。张飞、马超屯兵固山时曾于此筑砌营垒,开凿天梯(当地俗称石梯子)、石栈、石灶,古时的遗迹至今犹存,悬崖峭壁上还能看到斑驳的斧凿之痕,其景况与李白《蜀道难》诗中描写的情景相吻合。

李白《蜀道难》诗中提到的剑阁,在今四川广元市南,历史上是中原通往西南的咽喉要道,李白由陇入川,这应是7处险隘中的最后一处,可见李白笔下的《蜀道难》,其“难”应主要在今陇南不在蜀地。

李白以青泥岭为背景写的《蜀道难》一诗,表面看是写蜀道的奇丽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长期沉沦飘泊中屡逢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正像这位受人世风雨催残的一代才人,在人生的穷途中感到寸步难行时所唱出的一曲慷慨不平的悲歌。

钟情嘉陵山水的歌者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6)

武元衡

早在2300多年前,秦惠王首先在崇山峻岭中修建了纵穿川陕的栈道。这是一种在深山峡谷中的悬崖峭壁上凿石为洞,插木为梁,铺上木板的特殊道路。自秦以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蜀陇间也陆续修建了许多驰道和栈道,如分布于嘉陵江上游地区的故道、青泥岭栈道、青泥河栈道、西峡栈道等,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蜀陇的交通要道。历史上有不少仕宦名人曾穿行于嘉陵山水之间,留下吟咏抒怀的著名诗篇。

武元衡(758-813),字伯苍,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建中进士,历官比部员外郎、御史中丞等职。元和二年(807)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元和八年(813)为宰相。

武元衡在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期间,有一次从长安返蜀时途经两当,夜宿嘉陵江畔驿馆,作为大散关古道中的枢纽之地,这座经岁月尘埃遮蔽的小县,笼罩在空濛的烟雨之中,到处可以看到随风飘动的旌旗。旅途的劳顿,眼前的情景,使诗人的心绪不由得感到怅惘迷茫,于是悟之于心,抒之以情,一首题写《夜宿嘉陵江》的七言绝句随口吟出:“悠悠风旌绕山川,山驿空濛雨似烟。路半嘉陵已白头,蜀门西更上青天”。全诗寥寥28号,通过描绘夜宿嘉陵驿馆的所见所闻所思,抒发了他远离亲人,无所归依的落寞心情,表达了对仕途生涯的担忧。结果两年后,这位富有学识和才干的良相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遣刺客残忍杀害。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7)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武宗会昌元年(841)以第三名举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迁万年尉,崔铉入相,引直弘文馆,历侍御史、尚书郎等职。他为人孤芳自赏,恃才傲物,以议论激切常触犯权贵,故仕途颇不得意。其诗多表现对腐败世事的不满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态。他在迁巴州刺史赴任途中,在两当写下了《题黄花驿》一诗:“孤戍迢迢蜀路长,鸟鸣山馆客思乡。更看绝顶烟霞外,数树岩花照夕阳。”

从诗的内容可知,此篇当作于诗人宦游途中。“孤戍迢迢蜀路长,鸟鸣山馆客思乡”。这两句正是诗人行旅中途经故道的真实写照,故道东起陈仓(宝鸡市东),西南出大散关沿故道水(嘉陵江上游),经凤县至两当。诗人在这里看 到的故道景色,似乎平常,然而细细品味,却有味外之味的意趣:经日跋涉,傍晚来到林树掩映的深山古驿,思乡怀故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些微妙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明朗处情景接人,含蓄处又唤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更看绝顶烟霞外,数树岩花照夕阳。”这两句是写诗人小憩馆中,隔窗放眼馆外,只见高耸的山巅烟霞缭绕,近处峭壁上斑驳石纹,像一朵朵盛开的岩花沐浴在夕阳的余辉中,给人以回味无穷的舒畅之感。

这首诗以清新灵妙的笔触,写出黄花驿一带的山水之美,使人如坠入仙境一般,淡淡的笔墨描绘出一个令人陶醉的如诗如画的境界。

雍陶(805-?),字国钧,成都人。大和进士,历任侍御史、国子毛诗博士、简州刺史。曾多次越秦岭,穿三峡,远游塞北及今山东、湖南、湖北、福建等地,与张籍、王建、贾岛、姚合、殷尧藩等过从甚密。其诗多旅游之作,律诗语言精练,工于对仗。《全唐诗》存其诗一卷。

大和初年,酷爱名山大川的雍陶首次欣游秦岭,途经故道水(嘉陵江上游)畔的江边小驿,写下了《宿嘉陵驿楼》这首七言绝句:“离思茫茫正值秋,每因风景却生愁,今宵难作刀州梦,月色江声共一楼。”

这首寺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一般旅人的某些共同感受。诗中所写的驿馆秋日夜景,似乎带有一点寂寞和忧伤,其中蕴含着一种愁思,不免有身处异乡的陌生感和孤独感,诗人当夜目接神遇之际,其感受和联想本来是浑沦一片,不甚份明,因此笔之于纸,也就和盘托出,不加点醒,构成一种朦胧淡远的境界。

诗人描写驿楼周围的嘉陵山水时,起笔很是别致,不是先正面写景,而是从抒发内心的感受起笔。第一句“离思茫茫正值秋”,即从感情的高峰上泻落,“离思”二字似不经意写出,含意却极为丰富。古往今来,由亲情、爱情织成的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无不囊括其中。第二句“每因风景却生愁”,顺着首句的势头推出,难尽之愁犹如潺潺溪流,顺着步移景异,将万般愁绪凝结于心头。诗的前两句是写“思乡”、“生愁”,后两句则是抒发仕途艰难、怀才不遇之感。在驿楼倚栏伫立的诗人沉思片刻,脱口吟出“今宵难作刀州梦,月色江声共一楼”的诗句来。诗中所写刀州,是益州的代称,想到“刀州梦”,不由使诗人想起那脍炙人口的传说。《晋书·王氵睿 传》载:“氵睿 夜梦中看见卧室屋梁上悬挂着三把刀,须臾又益一刀,氵睿 警觉,意甚恶之。醒后,主簿李毅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又加一刀是益的意思,明府其临益州乎?’……果迁睿 为益州刺吏。”这个传说,后常用为地方官吏升迁的典故。诗人本想能早点进入仕途,以实现其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坚贞宏愿,而此刻“刀州梦”不过是渺芒的理想而已,眼前的情景只是皎洁的月光合着震耳的涛声,不时呈现在驿楼的窗幔上。他的希冀是因为世乱飘荡还是另有别因所阻,这一切都隐藏在诗的背后。让人完全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诗人提供的广阔天空里自由飞翔,充分领略这首吟咏嘉陵山水小诗的幽韵和醇美。

元稹《青云驿》诗题考释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8)

 

唐元和十年(815)三月,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再度入蜀时,离开京都长安,沿秦岭古道西行,途经河池(今甘肃徽县)南境青泥岭,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青云驿》。一千多年来,研究元诗的古今学人对“青云驿”究竟在何处,均含糊其辞,众说纷纭。近代著名学者苏仲翔选注的《元白诗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2月第一版),对“青云驿”的注释亦无定论:“青云驿,青云喻高位。驿在青云岭,青云岭所在高山往往有此名,此不知何指。或在蓝田山,或在荆楚,皆不可知”。

关于“青云驿”这一地名,其实元稹在诗中早埋下伏笔,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

昔游蜀关下,有驿名青泥;闻名意惨怆,若坠牢与狴;云泥异所称,人物一以齐。

诗人在其《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戏诮青云驿,讥题浩庙祠”句下注云:“余途中作《青云驿》诗病其云泥一致,作四浩庙诗,讥其出处不常。”“有驿名青泥”、“云泥异所称”两句对青泥驿作了很明析的注脚,也就是说,青泥驿为青云驿之本名,青云驿只不过是青泥驿的异名而已。到这里,这个令人莫衷一是的话题,应该就此廓清了。原来,历史上的青泥驿在河池(今甘肃徽县)南40里,古为旅人往返陇蜀的必经之地。史籍记载:其地“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多逢泥淖,故号青泥。”《元和郡县志》早在唐初这里就已经建驿,有不少因仕途失意的名士曾经过青泥驿。

那末,元稹缘何要将青泥驿表述为青云驿呢?这得从元稹坎坷的仕途和累遭贬谪的境遇说起。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洛阳市附近)人。贞元十年(794)以明经擢第,十七年(801)中拔萃甲科。十九年(803)授秘书省校书部,元和元年(806)授左拾遗,翌年授监察御史。在御史任上因弹劾贪官,触恕权贵,遭到贬谪。继起任工部侍郎,拜相,出为同州刺史,改授浙东观察使,又官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元稹在中唐诗坛上,和白居易是同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互相唱和较多,诗风也较接近,世称“元白”。他们二人交谊甚笃,在仕途上同样有遭逢贬谪、天涯沦落的经历。元和五年(810),元稹奉使东蜀,使还分务东台,为监察御史,期间,因弹劾和惩治不法官吏,触怒宦官,被辱驿门,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白居易上疏论救,伪善的的统治阶级有意疏远白氏,以照顾其贫困为借口,嘱其自便,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元白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元和十年(815)三月,元稹又改授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司马。是年六月,白居易上疏急请严缉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到当权者的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候,元白二人都被贬斥离京,远谪异地,在政治上极不得意,身心倍感交瘁。面对人世间的屈辱沉沦,元稹在入蜀中百感交集,万般愁思一齐涌上心头,于是写下了“青云驿”一诗:

岧峣青云岭,下有千仞溪。徘徊不可上,人倦马亦嘶。

愿登青云路,若望丹霞梯。谓言青云驿,绣户芙蓉闺。谓言青云骑,玉勒黄金蹄。谓言青云具,瑚琏并象犀。谓言青云吏,的的颜如珪。怀此青云望,安能复久栖?路途信不易,风雨正凄凄。已怪杜鹃鸟,先来山下啼。归家尘雾暗,忽遇蓬蒿妻。延我开荜户,凿窦宛如圭。逡巡来叙别,头白颜色黧。馈食频叫噪,假器仍乞醯。向时延我者,共拾藿与藜。乘我牂牁马,蒙茸大如羝。悔为青云意,此意良噬脐。昔游蜀关下,有驿名青泥。闻名意惨怆,若坠牢与狴。云泥异所称,人物一以齐。复闻阊阖上,下视日月低。银城蕊珠殿,玉版金字题。大帝直南北,群仙侍东西。龙虎俨队仗,雷霆轰鼓鼙。元君理庭内,左右桃花蹊。丹霞烂成绮,素云轻若绨。天池光滟滟,瑶草绿萋萋。众真千万辈,柔颜尽如荑。手持凤尾扇,头戴翠羽笄。云韶互铿戛,霞服相提携。双双发皓齿,各各扬轻袿。天祚乐未极,溟波浩无堤。秽贱灵所恶,安肯向黔黎。桑田变成海,宇县烹为齑。虚皇不愿见,云雾重重翳。大帝安可梦,阊阖何由跻?灵物可见者,愿以谕端倪。虫蛇吐云气,妖氛变虹霓。獲麟书诸册,豢龙醢为臡。凤凰占梧桐,丛杂百鸟栖。野鹤啄腥虫,贪饕不如鸡。山鹿藏窟穴,虎豹吞其麛。灵物比灵境,冠履宁甚睽?道胜即为乐,何惭居稗稊。金张好车马,於陵亲灌畦。在梁或在火,不变玉与鹈。上天勿行行,潜穴勿凄凄。吟此青云谕,达观终不迷。

这首诗用比兴的手法和隐悔的语言描绘了作者被贬谪之后,贵贱等观,当朝得意之群小气焰纵横,兴云布雨,朝廷冠履倒置,世事变化无常的景象。作者正是通过对“虎豹”、“虫蛇”、“雷霆”、“妖氛”、“贪饕”等人外之物和自然现象的描写,不加一句褒贬,而寓意自显。点到而不说破,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蓄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诗人笔锋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顾民生,不任贤才的封建统治者。在喻讽的同时,作者又寓有诗人自已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愿登青云路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生发出“路途信不易,风雨正凄凄”、“复闻阊阖上,下视日月低”之慨。元稹对青云驿的描绘同李白《蜀道难》似如出一辙,元稹此时的遭遇与李白贬谪后的情形大致相同,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压抑,正如白居易所言:“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白居易《太行路》)

隐逸诗人同谷子的《五子之歌》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9)

   

在浩如烟海的我国唐代诗坛上,同谷子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诗人。其传世的《五子之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

  

同谷子,唐成州同谷县人(今甘肃陇南成县),因讥讽朝政,激怒权贵。为避杀身之祸,隐其姓名,被世人称为逸士。据《全唐诗》、《鉴诚录》、《新五代史·李茂真传》等史籍记载,唐天复二年(902年) 昭宗李晔游于歧地(即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时四镇节度使朱全忠与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茂真战于凤翔,昭宗欲还车驾,何皇后恃其深宠,不顾阽危,酷好畎游,放弄于两舍(三十里为一舍)之外,践踏庄稼,百里飞尘。同谷子戴以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壶,俱在牛背上,自成州直诣朝,上书二卷,论十代兴亡,叙四方理乱之源。帝览其书,数日减膳,上骠骑赐之酒食,审彼贤愚。同谷子惟吟太康失政之诗,又说褒姒惑君之事,何后虑失宠,潜令李茂真诛之。其事未行,预已奔去。议者谓逸士上书,采而不用,时将尽矣,天使其然。昭宗还京,使人招之,又逃去;恐其迫也,隐其姓名,为汉阳人灌园。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安居深宫,庶民百姓根本无缘与之见面。有时皇帝出行,龙车凤輦经过之处,也是先清跸道,侍卫及大臣前呼后拥,百姓很难近前。但其施政举措良否,百姓心中则有一杆秤。有的也能因利乘便进尽忠言,因而能击中要害,发人深省。不过这样的事,正史一般很少记载,倒是一些野史却有所披露。同谷子犯颜直谏,在唐代即是一例。

  

生活在晚唐时期的同谷子,是一位正直、无畏的爱国诗人。对于国事的忧虑,时时困扰着他的心。诗人所忧的自然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朝政腐败,社会危机深重,国家和人民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他直面昭宗进谏,吐嘱心声,吟出了历古常新、至今广为传诵的《五子之歌》。其以“酒色声禽号四荒,那堪峻宇又雕墙”,婉讽唐昭宗沉缅酒色,与何皇后寻欢作乐的淫逸无度;以“何事十旬游不返,祸胎从此构殷兵”,借斥朝廷的黑暗悖乱与昏庸腐败;以“惆怅太康荒坠后,覆宗绝祀灭其门”,讥刺昭宗重蹈太康失政和褒姒惑君的覆辙,荒疏朝政,淫乐误国的行径。历史证明,同谷子的忧虑不是杯弓蛇影,数年之后,就出现了昭宗、哀帝被弑的惨剧。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从此终于走向灭亡,国家出现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人民遭受了惨重的灾祸。

  

同谷子上书言事的敏锐,来自他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他那种“邦惟本固自安宁,临下常须驭朽惊”的治国兴邦思想,使他始终良知清醒,独具洞烛时局的远见卓识,因而吟出了缱绻壮怀,石破天惊的诗篇。在唐代诗歌的园地上绽出了一朵灿烂的奇葩,获得了光耀千古的成就。

   

同谷子天资聪颖,才华横溢,擅长诗赋,是一位成就卓著,敢为民请命的旷世奇才。他不仅写出了震聋发聩的《五子之歌》,而且在人文品格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坎坷的经历,深邃的思辨,注重个性的抒发和风格的独到,使他具有同时代文人墨客罕有的悲愤狂放的才情。由于受到封建苛政的严厉打击,他与仕途失之交臂,与官场保持距离,不得意的他生活窘迫,跌宕无羁,靠给人务菜园度日,自谓“同谷子”。其诗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桀骜不驯的悲愤,透露出愤世嫉俗、鄙夷权贵的骨气,饱含着怜恤生灵、淡定生死的感情。

  

同谷子根植民间,知遇疾苦,看破红尘,放浪形骸,其遗世独立、蔑视权贵、追求自由、崇尚灵性解放的清逸风骨,在当时文人士大夫中甚为罕见,尤其在封建经济关系尚处兴盛的唐代成州,能从同谷子身上折射出鲜明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同谷子的《五子之歌》,以其鉴诚和警世的深刻思想内容,生动含蓄的语言,真实而完美的体现了诗人炽热的爱国热情和艺术才华,因而他的诗篇在《全唐诗》中占有一席之地是理所当然的。

  

同谷百姓历来对同谷子爱戴敬仰,心存好感,慕其才情,爱其率直,视他为同谷百姓的光荣和骄傲,人们怀着崇敬友善的心情,千年传诵同谷子的传奇故事。

李商隐的圣女情结

陇南古时名人(古代诗人与陇南之缘)(10)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青年时从令孤楚在天平军幕,25岁中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无题”诗很有名气。擅长律、绝,富于文采,具有独特风格。

清吴鹏翱编纂的《武阶备志·艺文志》收录了李商隐的《圣女祠》、《重过圣女祠》两首诗,并注明圣女祠即今武都县水濂洞红女祠。关于红女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武都秦冈山悬崖之侧,列壁之上,有神像,状妇人之客。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圣女神。福应愆伟,方俗是祷。按,即今之红女祠也。”由此可知,圣女祠即红女祠之别名。

李商隐缘何要贲临圣女祠,据冯浩撰《玉溪生年谱》和张采田撰《玉溪生年谱会笺》载: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曾推荐李商隐做进士的令孤楚去世,李商隐奉楚丧,从兴元(今陕西汉中市)前往长安,途中第一次经圣女祠,写下了《圣女祠》一诗,“杳蔼逢仙迹,苍茫滞客途。何年归碧落?此路向皇都。消息期青雀,逢迎异紫姑。肠回楚国梦,心断汉宫巫。从骑裁寒竹,行车荫白榆。星娥一去后,月姊更来无?寡鹄迷苍壑,羁凰怨翠梧。惟应碧桃下,方朔是狂夫。”诗中,李商隐反复咏叹圣女寂寞,以自已不得进京做事与圣女不得归返碧落相比拟,甚至以东方朔自况,借酒以浇心头不快。

相距18年后,大中九年(855)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由蜀回长安,再次经过圣女祠,写下《重过圣女祠》一诗:“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这首七律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沦谪不归、幽居无托的圣女形象。古代有不少关于天上神女谪降人间的传说,因此诗人很自然地由眼前这座幽寂的圣女祠生发出类似的联想。诗中说圣女祠建在白石岩上,圣女从上清贬谪下界沦落尘世已经很久了。“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写祠前即目所见,从“白石”、“碧藓”相映的景色中勾画出圣女所居的清幽寂寥,暗透其“上请沦谪”的身份和幽洁清丽的风神气质。

颔联从祠前进而扩展到整个圣女祠环境气氛的描绘上。“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在这里诗人所展示的是一幅春日迷人的清丽画面:如丝春雨,悄然飘落在屋瓦上,迷漫飘忽,如梦似幻;习习灵风,轻轻地吹拂着檐角的旗幡,始终未能高高扬起。但由于细雨轻风连绵不断的态势造成的印象,使人仿佛感到它们“一春”常飘 ,“尽日”轻扬了。眼前的实景融入了想象的成分,意境便显得更加悠远。这一联写得极富神韵,有画笔难到之妙,诗人凝望时沉思冥想之状,犹如就在目前。不过更为感人的地方,还是意境的朦胧缥缈,这如梦的细雨,本来就给人一种虚无缥缈朦胧迷幻之感,再加上高唐神女朝云暮雨的故实,又赋予“梦雨”以爱清的暗示。因此这“一梦春雨常飘瓦”的景象便不单纯是一种气氛渲染,而是多少带上比兴象征的意味。它令人联想到,这位幽居独处、沦谪未归的圣女仿佛在爱情上有某种朦胧的期待和希望,而这种期待和希望又总是梦一样的飘忽渺茫。如细加体味,会隐约感到“尽日灵风不满旗”的描写中暗透着一种好风不满的遗憾和无所依托的幽怨。

颈联又由“沦谪”不归、幽寂无托的“圣女”联想到处境与之不同的两位仙女,道书上说萼绿花年约二十,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于晋穆帝升平三年,夜降羊权家,从此经常往来,后授权尸解药引其升仙。杜兰香本是渔父在湘江岸边收养的弃婴,长大后有青童自天而降,携其升天而去。临上天时,兰香对渔父说:“我仙女也,有过谪人间,今去矣。”来无定所,踪迹飘忽不定,说明并非“沦谪”尘世,困守一地;去未移时,说明终归仙界,而不同于圣女迟迟未归。颔、颈两联,一用烘托,一用反衬,将“圣女”沦谪不归、长守幽寂之境的身世遭遇,从不同的侧面表现的淋漓尽致。

“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玉郎,是天上掌管众仙名册的仙官。通籍,指取得通仙境的资格。尾联又从圣女眼前沦谪不归的处境转想她从前的情况,“忆”字贯通上下两句。意思是说,遥想从前,职掌仙籍的玉郎仙官曾与圣女相会,帮助他登上仙界。那时的圣女曾在天宫的台阶上采取紫芝,过着悠闲自在的仙界生活,如今却沦谪尘世,凄寂无托,难免黯然伤神。未句中的“忆”字唤起今昔之感,“天阶问紫芝”与“岩扉碧藓滋”正构成天上人间的鲜明对照。

对照诗人当时的遭遇和处境,可谓是逆势多阻,就仕途而言已是万念俱灰。所以这首诗实际上是李商隐托圣女以自喻,借咏圣女而寄身世沉沦之感慨。诗中由于融合了诗人自己遇合如梦、无所依托的人生体验,诗的意境在飘缈中显出沉郁,尾联在回顾往昔中所透露的人间天上之感,也隐约有诗人的今昔之感寄寓在里面。

按李商隐这次北归行踪,在过圣女祠前曾途经筹笔驿,并写下《筹笔驿》一诗。筹笔驿在四川广元县北,再前行应当正是入阶州武都必经的燕子砭、阳平关一带,而没有经过江油的武都镇,由此可认为诗前小引中所写的武都,应当是汉水上游的武都无疑。李商隐途经的圣女祠,就应当是《水经注》所指的圣女祠,即今武都水濂洞的红女祠。《武阶备志》收录李商隐的诗,作为诗人对经过圣女祠的吟咏,便是信而有证的事实了。

作者:张忠

(来源:成县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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