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究竟告诉我们什么（用场域理论解读鹿鼎记）
鹿鼎记究竟告诉我们什么（用场域理论解读鹿鼎记）《鹿鼎记》虽然号称武侠小说， 却把笔触伸向了江湖以外的世界。一个在扬州妓院长大的小流氓， 竟然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皇帝、大侠都解决不了的难题， 韦小宝却能信手拈来， 轻而易举地解决。 在这种荒唐的 “传奇” 面前， 历史的严肃与庄重被化解得荡然无存，是对封建王朝历史和政治的莫大讽刺。金庸的很多作品都沿袭了传统武侠小说模式，而《鹿鼎记》却是冒着极大的艺术风险， 脱离传统武侠小说近乎 “完美” 的既定轨道， 讲了一个让那些看惯传统武侠小说的读者们一下子难得要领的荒唐故事， 一段无赖式的主人公韦小宝发迹的历史。作为一个时评人，金庸对政治十分敏感。体现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同样暗藏对政治的隐喻。他用一种狂欢式的叙述，将神圣庄严的政治拉下神坛，将以往被等级社会抛去的市井、江湖、平民重新整合，完成了对庄严政治的对抗。宫廷也是一个江湖，一样通行江湖市井的游戏规则，充满虚伪和狡诈，暴露了
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鹿鼎记》一反以武功为主、英雄为主的格局，一个武功低微、毫无真才实学的市井混混，因精于人事关系而一路飞黄腾达，可算得是金庸小说中的另类。
金庸小说中的”侠“，都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他们为国为民，本身无欲无求，闪耀着道德的光芒。而《鹿鼎记》的主角韦小宝不仅武功稀松平常，且没有丝毫文化涵养，脏话连篇，人品与一般的价值观念不符，与“侠”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在面对危险时，他的手段只是骂人祖宗乱敌心神、 趁人不备向人眼睛撒石灰、 钻人裤裆、 躲在桌下伺机剁人脚板等下流手段。虽然金庸解释说：”一个作家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但《鹿鼎记》在情节设置、人物描画以及文化的思考等方面都逸出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结构，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武侠”的武侠小说。
一、《鹿鼎记》借写韦小宝的奇遇。将康熙年间文字狱、诛杀鳌拜、定三藩、收复台湾，签订尼布楚条约等历史事件连接起来，并在其中掺杂了顺治帝出家、李自成未死等野史传说，可以说是一部对历史的戏仿之作。
戏仿将荒诞不经的故事煞有介事地升格为史实，颠覆了人们对正史的认知。《鹿鼎记》正是在对历史的反讽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何谓”历史“？二十四史保留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然而一代代人的话语记述，是否就是真实的“历史”? 是否能够真实呈现五千年文化和精神的实质?
作为一个时评人，金庸对政治十分敏感。体现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同样暗藏对政治的隐喻。他用一种狂欢式的叙述，将神圣庄严的政治拉下神坛，将以往被等级社会抛去的市井、江湖、平民重新整合，完成了对庄严政治的对抗。宫廷也是一个江湖，一样通行江湖市井的游戏规则，充满虚伪和狡诈，暴露了人性的黑暗。
江湖也并不是一个光明的世界。打着“侠义”幌子的江湖人，一样为了地位和权力你争我夺。以”天地会“、”神龙教“为代表的江湖，背后也接受政治的操纵，不管这个政治是来自台湾郑家，还是来自清廷抑或是沙俄。因此韦小宝这个流氓的角色定位，是对政治强有力的笑谑。混迹于市井街头的韦小宝对政治表现得极为轻车熟路，政治和权威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揭示了政治的虚伪和龌龊。
《鹿鼎记》不是说如何仗义行侠，而是在历史与政治间穿插游走，所有的人和事都与政治挂钩，披着“侠义”外衣的江湖组织，也只是政治集团的代理人。书中唯一一个能代表传统”侠“之形象的陈近南，一生为“反清复明”鞠躬尽瘁，最终却一事无成，被其中一股政治势力的代表暗杀，成为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那个奉趋利避害“市民哲学”为宗旨的韦小宝却名利双收，人生圆满。英雄走下神坛，反映的是以陈近南之能，对政治的反抗也是如此无力与绝望。
金庸的很多作品都沿袭了传统武侠小说模式，而《鹿鼎记》却是冒着极大的艺术风险， 脱离传统武侠小说近乎 “完美” 的既定轨道， 讲了一个让那些看惯传统武侠小说的读者们一下子难得要领的荒唐故事， 一段无赖式的主人公韦小宝发迹的历史。
《鹿鼎记》虽然号称武侠小说， 却把笔触伸向了江湖以外的世界。一个在扬州妓院长大的小流氓， 竟然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皇帝、大侠都解决不了的难题， 韦小宝却能信手拈来， 轻而易举地解决。 在这种荒唐的 “传奇” 面前， 历史的严肃与庄重被化解得荡然无存，是对封建王朝历史和政治的莫大讽刺。
历史被荒诞地改变和创造， 实则是对武侠和历史的双重讽刺。金庸认为传统武侠小说的情节构架随着读者水准的提高，必须要做出改变。作为 “反武侠” 的武侠小说代表，《鹿鼎记》 对传统武侠小说的解构中，包含着对传统文化中正统思想的理解和批判，对传统的儒家文化具有无情的解构和深刻的反思意义。
韦小宝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民族大义、 满汉之争、 国计民生这些儒家眼中重于泰山的问题，他的理想只是娶阿珂做老婆。但是他以一套流氓泼皮的生存逻辑，却能够屡立奇功甚至创造历史，儒家终身追求的治国、 平天下的最高理想， 被他在无心插柳间完成，使人不得不感叹支撑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原来如此脆弱。
康熙是封建社会最雄才大略的皇帝之一，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 让”反清复明“这一明末儒家坚持的理想受到了空前的质疑，汉民族正统论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为什么要反清复明， 难道天下在姓朱的皇帝治下就比现在好？ ”这是个对几千年来汉民族正统地位的反问，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不但韦小宝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陈近南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甚至金庸本人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三、什么是”江湖“？江湖是中国武侠小说构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是武侠小说家们极力营造以适应侠客生存发展并可纵情恣意的场域，是一个理想化、不受惯常法律和道德约束、游离于朝廷官场和世俗平民社会的另类虚构空间。
我们可以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把江湖看成是一个”场域“。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以解释。
江湖是一个特殊的”场域“，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它遵循侠义以及道德理想的规约：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惜名誉，重信义。
在传统江湖场域中，”侠“可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公义而舍命付出，而且不会追逐权势。《鹿鼎记》中的江湖场域，突破了江湖场域中凭借武功修为和侠义精神确定的位置，同时将朝廷加入了场域之中，改变了以往传统江湖场域参与者的数量、位置与结构，延展了江湖场域的空间，改变了场域力量对比。
生于妓院这个特殊场域，以及特殊的成长经历，造就出韦小宝头脑灵活、爱占便宜、溜须拍马、泼皮无赖又胆小怕事的禀性。所以韦小宝的“义气”是以不妨碍自己的利益为大前提，与江湖英豪所推崇的“侠义”并无多大关系。这也导致韦小宝的行为及性情疏离于传统的江湖秩序和侠客之侠义精神。
然而，通过种种奇遇，韦小宝却在江湖场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具有相当的场域权力，把持着江湖场域中的最大利益，并且与包括康熙在内的其他场域位置的关系一直处于支配地位。这些东西虽然是韦小宝用不见得正大光明的手段获得的，但却使得韦小宝游刃于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这都归功于金庸将江湖场域中引入了朝廷这个场域，并重组了场域结构。场域结构被重组的江湖背离了原有的场域逻辑，江湖不再是那个江湖。
《鹿鼎记》是一种狂欢化意识形态的产物，将人的本相拉长、缩短、扭曲，人性黑暗自私的一面被充分曝露出来。韦小宝是一面镜子，照出腐朽封建文化下“自私”、“贪婪”、“虚荣”、“阴险”的人性真实。
韦小宝无赖气十足的 “英雄” 传奇， 以及它所附载的精神意蕴， 撕毁了武侠文化的传统认知和庄严的面 具， 宣告平平常常甚至身份低贱的人也同样可以改造历史。一个人无论有没有特长，有没有知识，只要愿意为多数人谋利益， 都可以称之为”侠“。这也许才是武侠文化的本真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