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刘备评语（品三国志质直中有态度）

三国志刘备评语（品三国志质直中有态度）但是，在这一总的立场下，陈寿写史，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态度的，他虽然也尊魏为正统，但在具体述史时，却能坚持客观的态度，他将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客观现实地记述三国鼎立的局势，并表明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平等”地位，这种尊重事实的态度是很难得的。比如，在《先主传》和《吴主传》中，陈寿所采用的编写方式，用的是“年经事纬”的记录方式，与描写曹操的本纪没有不同。陈寿只是在名称上做出了区别，如此处理很可能只是为了应付当时当局的审视。 首先，陈寿述史较客观，质直说史，但颇有卓识，对待历史是有他的态度的。陈寿编写《三国志》时已四十八岁，而晋灭蜀时陈寿三十一岁，陈寿属于三国时人，但是，他算是晋臣，而晋承魏而拥有天下，所以，在《三国志》中，陈寿尊魏为正统，这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陈寿是晋臣，他站在尊魏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在《三国志》的《魏书》中，他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

陈寿遇上罗贯中有些吃亏，他编著的《三国志》的影响被《三国演义》严严实实给盖住了，更有甚者，在大众眼里，《三国演义》中的事件、故事、人物等，就是三国时发生的历史事实，忘记了罗贯中文学的描写和夸张，而《三国志》所记载的史实反而少人问津了。出现这一状况，主要原因在于《三国演义》写得太好了，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太大了，它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高峰，其历史小说的创作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写历史小说的作者，都须向罗贯中学习，学习他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学习他如何在保留、接受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文学描绘和夸张，如何根据史实讲出精彩的故事。

陈寿雕像

当人们把“曹魏占天时，孙吴占地利，刘蜀占人和”这一精彩的主题传播开来时，很多人赞叹《三国演义》蕴含着古代深刻的哲理观念；当读者们通过“空城计”（诸葛亮）、“群英会”（周瑜）、“草船借箭”（诸葛亮）、“火烧连营”（陆逊）、“病诈曹爽”（司马懿）等欣赏谋略故事时，人们感受到《三国意义》所蕴涵着的古典智慧。《三国演义》将历史、文学与谋略、兵法等融为一体，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然而，如果你兴趣史书，精读过陈寿的《三国志》，你便会感到，在二十四史中，陈寿的《三国志》完全有资格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它既是正史名著，也因其纪传体史学著作而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样，属于私人编修的史书，虽没有官方的口气，但却是严肃而可信的。

《三国志》

历来，对《三国志》的评价是比较好的，比如，在陈寿去世后，晋尚书郎范頵曾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晋书》卷八十二）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文献统考》卷一百九十一） 历代史学家、学者们对陈寿的评价是褒多贬少。《三国志》确实有其精彩之处，它的一些优点是《三国演义》所无法代替的。

陈寿故居万卷楼

首先，陈寿述史较客观，质直说史，但颇有卓识，对待历史是有他的态度的。陈寿编写《三国志》时已四十八岁，而晋灭蜀时陈寿三十一岁，陈寿属于三国时人，但是，他算是晋臣，而晋承魏而拥有天下，所以，在《三国志》中，陈寿尊魏为正统，这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陈寿是晋臣，他站在尊魏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在《三国志》的《魏书》中，他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写《先主传》，记孙权写《吴主传》。陈寿的这一立场表明，编史是很难避开政治立场的影响的，陈寿与历史上大多数史学家一样，立史难避政治。正是当时的政治局势让他没有办法换别的立场来写史。

但是，在这一总的立场下，陈寿写史，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态度的，他虽然也尊魏为正统，但在具体述史时，却能坚持客观的态度，他将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客观现实地记述三国鼎立的局势，并表明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平等”地位，这种尊重事实的态度是很难得的。比如，在《先主传》和《吴主传》中，陈寿所采用的编写方式，用的是“年经事纬”的记录方式，与描写曹操的本纪没有不同。陈寿只是在名称上做出了区别，如此处理很可能只是为了应付当时当局的审视。

显然，陈寿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关于魏、蜀、吴的描写，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这表现了他对历史的理解是有卓越见识的。了解陈寿编写《三国志》的时代背景，就不难发现，他以如此方式写史，实属不易。因为陈寿编写该史书时，是在晋灭蜀后不久，要知道，编《三国志》写的可是当时的“现代史”。在晋王朝统治者的眼皮底下，在晋王朝当时正大力压制和抓捕不同政见者的恐怖气氛中，陈寿能如此客观地去叙述魏、蜀、吴的历史，是需要有很大胆识的，所以，陈寿编史是不容易的，质直中有态度，值得点赞。

其次，与客观述史紧密相连的，是陈寿利用当时所允许的政治气候，非常睿智地在叙事中暗含着深刻见解。坚持“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的史书编写原则。魏晋时的政治思想气氛是非常紧张的，当时，有不少文人士子因政治派系争斗或思想方面的交锋而被捕被杀。如“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就是坚持己见，决不妥协，隐居不仕，屡拒为官，得罪了司隶校尉钟会，被陷害，后来被司马昭处死了。而“竹林七贤”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阮籍，则因为善于谨慎避祸，善妥协，当上了步兵校尉，活得比嵇康自在多了。

陈寿当时的处境也是很不轻松的，他也处于各种复杂关系之中，乱世刚过，晋王朝对外尚没有能彻底消除敌对军事力量，对内，政治派系矛盾异常复杂，处于复杂政治旋涡中的文人，稍不小心便会大祸临头。陈寿作为史学家，他对汉代司马迁的遭遇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族派等问题十分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时，作为史学家，如果在编写史书时直接“秉笔直书”，那简直就是在找死。所以，陈寿只能巧妙地以曲折方式来描写真实的历史，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要不让当时统治者感到刺耳刺眼，这是需要有真功夫真本事的。仔细阅读《三国志》就不难发现，陈寿对汉魏关系的叙述是颇有隐讳的，在措词上微而不诬。在尊魏的前提下，很谨慎地透露出历史真实。

古版《三国志》

比如，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写汉献帝“迁都”许昌，写得让人感到，这似乎是献帝的“主动”之举，而事实上，明眼人都知晓，汉献帝是被逼的，这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阴谋举动，在书中，陈寿没有用明文指明曹操的政治企图，因为当时根本就不允许这么写，这就是隐讳，曹操的阴谋当时是不能揭的。而且，写“迁都”时而不称天子，却说是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显然有微词之意，其指责巧妙地蕴含在微妙的叙述中。

此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陈寿能比较大胆地披露当时的真实情况。留心的读者还可以看出，作为熟知历史、思想正统的文人，陈寿对蜀汉是怀有故国之情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露出偏袒之意，在叙述刘备、诸葛亮时，毫无隐讳地描述其过失，直笔写刘备以私怨杀张裕，诸葛亮错用马谡等。这表明，睿智而有正义感的史学大师，皆能巧妙而有史识地诉说历史。

再次，陈寿虽然在写的是历史，但是，他也在史书中很注意表现魏晋的“时代精神”。在魏晋时代，有一个文化现象是其他朝代所难以超越的，那就是品评人物成时尚。据说，当时“品人”成风，竟有人专门设立了“品人”机构，专门为人写品鉴之语，而得到了品鉴之语，便有了更高品位和地位，从而能更有交际的优势。比如，《世说新语》就描写了很多品评人物的故事，而陈寿在《三国志》中，也表现出对品评人物的兴趣。

在《三国志》中，处处表现了他的精彩品评：刘备属英雄；曹操乃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而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乃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属于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等等。

品，即是以精辟的词来鉴评，陈寿对三国人物的评点，这不是表现出非常有见识吗？作为史书，《三国志》能有这样对人的品评，不仅相当深刻，而且也非常有趣。陈寿的这些精彩品评，其精彩程度不逊于《史记》中“太史公曰”中的评论。可见，《三国志》反应了魏晋的“时代精神”。

最后，《三国志》叙事虽质直准确，文笔简洁，但又不失生动和妙味，叙述看似直白，但细品能读出深意。就叙述语言而言，《三国志》堪与《史记》《汉书》相媲美。据说，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了《魏书》，当他看到《三国志》后，便觉得陈寿写得太好了，于是，他便不再写新的史书了，而且还果断地毁掉了自己已写的史书。陈寿之后，仍有一些史学家写三国的史书，但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三国志》流传下来，并倍受推崇，其他三国史书，几乎都被遗忘了。

南朝文论名家，也是语言表达十分了得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评价说：“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迁、固，非妄誉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过很多书，眼光非常厉害，他说陈寿“文质辨洽”是符合事实的，史书能像《三国志》这样质直朴实而又有文采和韵味的，既能表述得“文质彬彬”的，是非常难得的。

精读《三国志》，仔细琢磨，能感受到陈寿在描述历史时，常常蕴含着深刻的见解，他没有明说，但却能让读者听到了真诚的劝诫之音。让人感到，读史不只是了解史实，而且，还能通过历史来进行借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