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市有哪些特点（明清时期的江南盛景）

明清江南市有哪些特点（明清时期的江南盛景）明代中期的饼肥掀起了一场“肥料革命”，这是农业上重要的技术进步，到清前中期普及开来。同时普及的，还有自明末推广的一年两作制，这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亩产。农作物产量提高，棉花从明末的亩产80斤提升到清中期的亩产100斤，水稻则从明中期的亩产1.7石提升到2.5石。美国学者帕金斯认为，中国的农业是很成功的，从明朝到二十世纪，中国的人口在不断增长，这是世界上任何地区不能比的。在六个世纪里，中国农业成功养活了增长到八倍的人口，亩产也达到了原来的八倍，并且没有应用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吴冠中画笔下的江南。历史话语中的“江南盛景”所谓“江南”的地域概念，一般指环太湖流域，也就是长江三角洲区域。明清时期的江南涵盖江南六府，即苏、松、常、杭、嘉、湖，外加太仓州，有时也称“八府一州”，即在江南六府的基础上加镇江、江宁，更大一点的范围则涵盖现今的沪宁杭地区。明末时（1620）江南人口约有两千万；太平天国

历史的进程不允许重来，也正因如此，过往的人类社会“是否有别的可能性”、“是否有某些历史内在规律”等问题一直为学者们所探讨与争论。就中国而言，自宋代以来，江南一直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孕育了近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但一直以来领先于西方的中国，何以没有真正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并在近代全面落后于西方，导致中西发展的大分流，这不能不让人关注，由此而有了学界的大分流辩论。

传统观点认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一批中外学者先后对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他们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在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江南经济甚至多方面优于英国，而后者是当时西欧最发达的国家。在这批学者看来，中西历史的大分流并非由社会发展的内部要素导致，而是更多地受外部的、偶然的要素影响。

关于大分流问题，建投书局于4月6日举办的“建投读书会·江南经济史第四讲”活动中，邀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昶，主讲题为“明清江南与中西历史大分流”的讲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昶 图片来源：建投书局

历史话语中的“江南盛景”

所谓“江南”的地域概念，一般指环太湖流域，也就是长江三角洲区域。明清时期的江南涵盖江南六府，即苏、松、常、杭、嘉、湖，外加太仓州，有时也称“八府一州”，即在江南六府的基础上加镇江、江宁，更大一点的范围则涵盖现今的沪宁杭地区。

明末时（1620）江南人口约有两千万；太平天国前夕，江南人口数量达到高峰，有三千六百万，耕地面积则有四千五百万亩左右，具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耕地。江南农业之发达，早在隋唐，便已是国家粮仓，宋代时则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大运河的开凿使得南粮北运得以实现，国家财政收入、军事物资补给均得益于此，唐代李敬方有诗：“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即说的是大运河。

吴冠中画笔下的江南。

明代中期的饼肥掀起了一场“肥料革命”，这是农业上重要的技术进步，到清前中期普及开来。同时普及的，还有自明末推广的一年两作制，这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亩产。农作物产量提高，棉花从明末的亩产80斤提升到清中期的亩产100斤，水稻则从明中期的亩产1.7石提升到2.5石。美国学者帕金斯认为，中国的农业是很成功的，从明朝到二十世纪，中国的人口在不断增长，这是世界上任何地区不能比的。在六个世纪里，中国农业成功养活了增长到八倍的人口，亩产也达到了原来的八倍，并且没有应用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

明代以前，中国主要的织物是麻。元末，黄道婆从海南黎族带回棉纺技术，于是明清时代江南棉纺织业崛起，麻纺逐渐边缘化。这又是一场“棉花革命”。江南纺织品行销全国，出口日本、东南亚，有“衣披天下”之称，松江更是成为棉纺中心，有“织造尚松江”的说法。过去认为江南每年输出棉布4000万匹，据刘昶表示，最近一些学者认为实际上约有一个亿。而明后期，光是松江一地，其商品棉布产量就有2000万匹，价值约白银330万两。

与此相应的，江南的经济模式也有所变化。在江南，棉花的市场率是100%，水稻的市场律是50%，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江南的农业产品的高度商品化。由于人口倍增，而耕地增长几乎停滞，人均粮食产量实际有限，这使得明清之际江南非但不是粮仓，反而还需要从两湖等地大量进口粮食，以布易银，以银易粮。一部分银子用于缴纳地丁银，而粮食除了食用，更多地是完成朝廷的漕粮指标。

在这种模式下，江南经济不再是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经济，而是和市场紧密联系的。这也常成为学者论述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据之一。而自1500至1900年代，江南的市镇数量由200增长到974，也一度被认为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

不仅在经济生产上，在文教上江南也有盛景。明清两代自洪武四年（1371）首科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末科，共举行殿试201科，外加博学鸿词科，共录取进士51681人（明24866，清26815），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明3864，清4013），占总量15.24%。而论及状元，明代状元89人，江南八府有21人，占四分之一左右；清代状元112人，江南有58人，占半数以上。明清时期的江南，毋庸置疑属于我国最有潜力迈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地区。

被夸大的江南经济：“有增长，无发展”

江南的繁荣，在中国后来的衰败下显得颇为可疑，其五六百年的商品经济发展并未带来真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萌芽永远在萌芽状态。传统观点认为，尽管宋代以来，尤其明清时期，江南的经济高度发达，中国经济实际上却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或者如历史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

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生产力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突破，手工工场的劳动虽然具备了初步的雇佣关系，却缺乏工业化、机械化的迹象。体现在技术上，则是生产技术和动力来源依然没有大的突破。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中国在明清之际并未自主进入近代工业化社会。然而，这是为什么？

刘昶引用美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的说法，认为中国自宋以来发展是停滞的，大量的精力用于提高人力的效率，但实际上劳动力随着人口增长而变得廉价，这种提高由此而显得缺乏性价比。另一方面，耕地面积看似不少，自明到清变化很少，在人口越来越稠密的情况下，人均耕地面积其实不断减少。所谓“成功的农业”，实际上是江南农业的一种假象，它是没有未来的，它不是通过根本上的技术改良来实现农业突破，而是通过不断强化精耕细作的特点与不断投入劳动力来实现单纯产量的增长。

黄宗智区分了三种农业模式：密集化（intensification）、内卷或过密化（involution）、发展（development）。其中，密集化指投入与产出呈现直线关系，产出的增长率是一定的；内卷或过密化，指不断投入可以增加产出，但增长速度不断减慢，土地边际生产率下降，最终无限接近于0；发展，指投入与产出呈现指数增长，增长率本身在上升。江南农业实际是一种内卷的农业，其发展是牺牲边际效益带来的。花费的劳动力增加，收入增加，但收入和支出不成正比。农民家庭里，劳动力不断投入，从壮年男子扩展到老幼妇孺，没有更多剩余来消费，这是仅仅能满足生存需求的商品经济，而非追求利润。

而在纺织业，由于劳动力的廉价，棉纺的纯收入实际上维持在较低的水平，18世纪时纺纱人一天的收入仅够一天的口粮，对于家庭而言，必须将棉纺变成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来补充种植业的收入不足。在小农缴纳了租税后，剩余、积累很少，所以实际上不构成有效的消费能力，自然不能拉动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是奢侈品的消费占比。鸦片战争前夕，奢侈品消费在欧洲远远超过中国。而江南的商品经济在鸦片战争前夕尚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此时市场上交易的依旧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奢侈品消费很少。

就农业生产关系上，江南农民以佃户居多，但长期租种使得其有田面权，即土地永久使用权，这种田面权还可以交易，并成为地主不能轻易剥夺的东西。久而久之，地主和佃户互不相识，地主关于其地产的处理、佃户的交租，均交由租站中介管理，其在地租流动中直接交付地丁银等费用。江南的农业不再简单地体现为地主和佃户的双方关系。而田面权的存在，使得像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难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土地难以被集中以建立现代工厂，这也阻碍了资本主义在江南的发展。更不用说江南严重不均衡的工业结构，轻工业的发展大大超越重工业，重工业几乎不存在，这种“超轻结构”也是江南经济的严重缺陷。

据刘昶表示，同时代的英国，人口总量虽然低于江南，但无论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人均亩产、劳动生产率均优于江南。比如农场规模，英国的在100-150英亩左右，江南的在0.92-1.58英亩左右，前者几乎是后者的百倍，而劳动生产率则是后者的16.7倍。从人均GDP来看，前近代中国远远低于欧美国家，且差距不断扩大。根据麦迪森（Angus Madison）的数据，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只有约英国的40%，1820年则不到英国的20%，1840年则为16%。江南的繁盛，其实颇有些外强中干。

加州学派的论争新见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现了许多对于传统观点的挑战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加州学派。据刘昶所说，加州学派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强调以历史多元论取代单线论；其强调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个体系并非欧洲最初建立并推动；注重比较研究和双向比较，中西互相参照，并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里，探究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一系列都是加州学派在大分流问题上的创见。

该学派的一位学者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挑战了西方中心论，认为欧洲的崛起主要是通过剥削美洲来大量获得美洲白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然后通过介入东方经济来获得巨大利润。尽管有稍欠严谨之处，但却明确表示了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另一位学者彭慕兰认为，欧洲所拥有的煤炭、殖民地使得其可以克服生态制约，实现人口的不断增长。如果不是二者兼备，欧洲或许并不能实现对东方的超越。

而除此之外，大量的学者也从各个角度提出了关于大分流问题的看法。1976年，英国历史学家布伦纳（Robert Bernner）提出，特定的人口和商业变化影响收入分配和经济成长长期趋势的方式和程度是由阶级关系和阶级权力的结构决定的。要充分理解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长时段的经济发展、成长或倒退，就必须分析特定的阶级结构，尤其是特定财产和剩余价值榨取关系得以建立起来的相对自律的过程，特别是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是比较忽略的。

道格拉斯·诺斯（North & R.P.Tomas）在其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强调国家的在场。在他看来，西方世界由国家明确制定了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激励人们将其经济努力集中在特定的经济活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正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会制定这样的制度，才有发展道路的不同。

关于江南的发展问题，欧洲中心学派强调内因，世界体系学派强调外因。后者认为核心区通过剥削边缘区来获得高额利润，用成品换取原料，由此得以发展。但刘昶指出，即使外部因素重要，其逻辑原点依旧是内因，因为正是内部因素使得欧洲变成核心区。本质上，后者还是绕不开前者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现代，正不断有新的理论出来，发掘新的角度，如从中西家庭结构、婚姻关系、儒家思想、国家权力、宗教精神、战争激励、国家分裂与政治制衡……活跃的思想正不断涌入到这个话题中来，酝酿新的解读。历史既已过去，则不可改变，但对于历史的研究却是面向可能的未来情况，也许大分流的争论始终不会有答案，但是依然不能否认其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

作者：新京报记者吴鑫 实习记者陈奎州

编辑：沈河西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