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语言不通怎么沟通(古代又没普通话)
古代皇帝语言不通怎么沟通(古代又没普通话)地方大了,即使同一种语言,也难免音调众多,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一个东北人恐怕也是听不明白粤语的。不过不要紧,咱有普通话啊!实在不行,写字总是能看懂的嘛!这就是中文的巨大优势了。面积和人口与中国处于同一量级的印度,因为本土的语言实在太多,达到了1652种(1961年数据),使用人数上百万的也有29种,以至于实际上无法找出某一种来充当通用语(印地语虽被定为官方语言,但实际上以此为母语的人不到40%),直到今天也只能拿殖民者强加的英语凑合。现在都这样,古代印度就更像一个大拼盘,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调——统一?说个话都费劲,拿什么统一?先来讲讲今天的“普通话”。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被确定为“普通话”(普通 = 普遍 共通),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所以,普通话
【军武次位面】作者:杨树
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能讲普通话,总能和人交流,哪怕是一口川普或广普。这是我们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寻常到熟视无睹,不以为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普通话的古代,不同地方的人,应该讲什么话才能交流呢?
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就是说“河南话”,但详细说起来,又有点复杂。
▲等下,不辣说的是湖北话
先来讲讲今天的“普通话”。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被确定为“普通话”(普通 = 普遍 共通),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所以,普通话和北京方言的发音非常接近,这同样是我们习以为常的。
这种习以为常,其实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渊源,而且实在是意义非凡——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了文明的延续,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是不可想象的。
▲印度语言之复杂,足以令任何领导人崩溃
面积和人口与中国处于同一量级的印度,因为本土的语言实在太多,达到了1652种(1961年数据),使用人数上百万的也有29种,以至于实际上无法找出某一种来充当通用语(印地语虽被定为官方语言,但实际上以此为母语的人不到40%),直到今天也只能拿殖民者强加的英语凑合。现在都这样,古代印度就更像一个大拼盘,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调——统一?说个话都费劲,拿什么统一?
地方大了,即使同一种语言,也难免音调众多,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一个东北人恐怕也是听不明白粤语的。不过不要紧,咱有普通话啊!实在不行,写字总是能看懂的嘛!这就是中文的巨大优势了。
▲我好不容易把文字统一了
你们还不满足啊?
起源于甲骨文的汉字,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实现了统一,这极大地降低了帝国内部的交流成本。不过,这只是文字,想必大家对各地的那许多听不懂的方言也是非常头痛——要是秦始皇把语音也早早统一了,现在会不会麻烦就少得多?
这事可能有点难为秦始皇了……
虽然这位千古一帝决心够大,手段够狠,但要把当时天下人的口音也统一起来,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能熟练使用文字的人,仅限于官吏和士(知识分子),而普通的“黔首”,基本用不上文字。所以,只需要搞定一小部分“体制内”人员,就能现文字的统一。
但语音就不同了,不是人人都识字,可人人都要用口语啊!因此,要想统一语音,就得搞定每一个人,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事实上,在文字早已统一的前提下,中国各地的方言依然顽强的坚持到现在。
不过,话又说回来,语音也确实有统一的必要——至少,皇帝接见大臣,碰上个来自边远地方的,总不能每次都来个笔谈吧?即使到了近代,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梁启超时,听着二人拗口的广东话,基本上是一头雾水,连比带划也搞不明白,实在费劲,以至于光绪帝兴致大减。
▲光绪帝基本上听不懂他俩在说啥(照片其实是伪造)
其实,说话这个事,还真是个问题。光绪之前的许多皇帝,都面临着怎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臣们交流的难题。如何解决呢?
既然绝对统一天下语音是不可能的,那就来个折中方案——大臣,官员,都是有学问的人,以皇帝为准,以京城为准,这总办得到吧?
事实上,古代中国还真就一直是用的这个办法。早在秦始皇之前的商周时代,其实就已经出现了“雅言”这种“标准语”。雅言的具体发音今天已经很难得知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雅言流行于中原地区,也可以说,商周时代的“普通话”,就是“河南话”。
周天子(东周)所在的地盘,文明发达,地位尊崇,当然天下都要以此为准了。根据历史记载,孔子周游列国,似乎从未遇到过语言问题,可以推断孔子所使用的正是在各国都能通行的雅言。
按此规律,大体可以摸到古代“普通话”的规律了。从周、秦、汉到隋唐,统一王朝的首都不是长安就是洛阳,所以官府或皇家的通用语言,不是“陕西话”就是“河南话”。东汉以来,洛阳音最受推崇,成为士人和贵族的身份象征,也是国家统一的标志,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就曾写道——
“中原唯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
不难看出,这种统一还是限定在官员和知识分子这样的少数人范围内,难度显然比搞定天下万民要小很多了。
我们很熟悉的“方言”一词,早在汉代就出现了,最早来自于西汉末年的语言学家杨雄所著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就是《方言》),这是中国第一部记录各地方语音的著作。
▲《方言》一书的宋刻本
在这部书中,就记录了当时的“普通话”——通语(又名“凡语”、“凡通语”、“通名”),并与各地方的语言进行了对比,比如“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
有了相对通用的语音,配合早已统一的文字,至少在帝国的“体制内”,行政效率提高了很多,沟通成本小了很多,大大有利于统一。
至于各地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芝麻官,临时学学当地方言,配个翻译,问题也不大。而老百姓们,除少数商人需要经常出门以外,大多终生不离本地,会方言就够了。就这样,形成了中国古代“官话”与方言并行并存的有趣现象。
当然,随着历史变迁,“通语”本身也要变化。
晋末天下大乱,南渡的晋室和贵族将中原雅音带到了南方,形成了“金陵雅音”。隋唐时代的韵书《切韵》(有据可察的最早韵书),就是综合了洛阳音和金陵音,规定了标准音。到了宋代,又有官方的《广韵》,仍然是以洛阳音为准。
元明清时期,由于政治重心东移,官话又变成了以北京音为主。明朝最初定都南京,所以明代的标准音是以南京音为主,北京音为辅,当然,南京音其实还是中原或者说洛阳语音的传承。
▲据说这就是唐音,试着念一下?
要说推广古代“普通话”最上劲的,还得数雍正。1728年,雍正帝下令将北京话定为官方用语,北京话的地位迅速提升。他在召见闽广一带的官员时,因为听不懂,非常生气——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事,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判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工晓乎?”
于是,雍正帝下令,福建、广东两省的督抚要建立正音书院,聘用教官教授官话,童生、秀才、举人们,八年内必须学成,否则就不许参加科举——学不会,就别想当官了!
有此政策驱动,那些想当官的读书人,自然学起官话来动力十足。
不过,在更广大的民间,方言仍然是主流。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对此就颇有感叹。柳宗元出生在京城长安,老家是山西运城,既懂山西话,又会官话。但他到柳州当官后,发现与当地人说话打交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愁向公庭问重译”——为了能正常办公,不得不设了个“重译”(翻译)的岗位。
在明末的农民起义战争中,首任闯王高迎祥就吃了语言不通的亏。明朝调来辽东边军镇压农民军,史载“边军无通言语,逢贼即杀”——边军听不懂农民军的西北方言,逢敌必战。
▲你说啥?听不懂……砍砍砍!
不过,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逢敌还能不战,打之前还要沟通一下?
事实上还真是如此,农民军其实战力有限,每逢官军,往往先使出心理战法,阵前喊话谈条件,官军收到条件后就要考虑一下,要么撤要么降,谈不拢再打。
但碰到言语不通的辽东边军就不一样了,因为听不懂喊话,心理战也就失灵了,边军又比一般官军凶悍,农民军损失惨重,高迎祥也在被俘后处死——他要是会讲当时的官话,说不定就没李自成啥事了,历史也许又会是另一番模样。
▲施美夫(George Smith),
香港现代教育的创始人之一
清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施美夫曾有记载,当他在1845年抵达吴淞口时,“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与船工、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在宁波,“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层次越高,官越大,和上层统治者打交道越频繁,就越需要掌握“官话”。对于不愿意也很惧怕与官府打交道的民众来讲,方言足够用了。
▲这二位的口语,搁现在的
北京也没几个人能听懂
光绪皇帝召见康梁时的“听不懂”,就源于此。二人虽然也有求官干事业的愿望,但身份低微,突然成了维新变法的中枢,纯属火箭提拔,还没来得及把北京话练熟,在只能和皇帝、同僚进行纸上沟通的基础上(同乡或许没问题,但更大范围就不行了),就要去搞改革,难免要出问题。
▲清末的“官话班”
改革不成,大清也亡了。但统一语音这个事,大清在最后一年还是办了一点——1911年,清朝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经过后来的民国和新中国的接力,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普通话。
▲以北京音为代表的北方官话在中国具有
碾压性的优势(图片来自新华网)
关于民国和新中国确定标准音,各地都有诸如广东话(西安话、成都话、武汉话……)“只差一票成国语(普通话)”的传说。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自己就是广东人的孙中山,也是力挺北京音的。这不是不爱家乡,而对国家负责——北京音,或者说北方官话覆盖的地域和人口更多,发音也更简单,推行成本低啊。
▲试念一下“老国音”?
当然,争论不是没有,但并不是北京话和广东话之争,而是民国初年的“老国音”和“京音”之争。老国音就是1913年民国教育部审定的标准音,“折中南北,牵合古今”,在各地的方言之间搞了个中间方案,其实是一种人造语音,而“京音”则基于天然形成的北京话,更加简单。
两派曾争得不可开交,但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京音占了上风。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1932年,“新国音”被确立为汉语的标准读音。
▲中国通用语的大致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也沿袭了以北京音为基准的传统,这并不是因为首都定在北京,而是北京音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优势地位。至于所谓“票选普通话”,“只差一票”的段子,皆为谣传,只能理解为各地“爱家乡”的表现。
所以,中国历代都有“普通话”,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是河南话、陕西话,或是北京话。这是中国历代王朝能够有效管理广大的国土,拥有高效的动员能力,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原因——这可不是随便哪个文明、国家、民族能办到的。
▲两个文明,两种命运,
罗马帝国的消亡伴随着拉丁语的衰落
军迷们往往会艳羡强大的武力,但比武力更加强大的是文化和语言,这是不可忽视的软实力。古罗马的统一有赖于拉丁语的助力,英美的崛起也与相对简单易学的英语有关。在世界的东方,如果语言不统一,中国就会变成印度,或是奥匈帝国那样四分五裂。
▲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得到保留
语言的统一很重要,不是说方言就应该被消灭。事实上,中国有不少方言各自保留了一些古音,有自己独特的神韵,许多民间艺术、地方文化,其魅力都和方言紧密相关——非要把“外婆的澎湖湾”改成“姥姥的澎湖湾”,是不是总觉得哪里不对?
所以,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方言依然有保留的意义。即使是在现代战争中,拥有众多的方言也是一种独特的优势,能起到糊弄敌人的作用(关于方言在战争的妙用,和奥匈帝国的故事,请看《打仗时语言不通有多可怕?有的国家竟因此而分裂灭亡》)。
最后,别想那么多,先练好自己的普通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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