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三大遗憾（张爱玲重新走红之谜）
张爱玲的三大遗憾（张爱玲重新走红之谜）写过《张爱玲传》的于青回忆，自己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定：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 “夏志清在这本书里面推出了四个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前三个人因此名声鹊起并在海外引发研究热潮，台港一些著名作家如李昂、白先勇等人都对张爱玲推崇备至，这股风潮回过头来影响内地。” 1961年，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夏志清，出版了英文著
著名学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于上世纪80年代传入内地，使得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
由此，便有了《收获》刊出的《倾城之恋》以及文学界的相关评论。
其后，张爱玲迅速走红，形成内地的第一次 “张爱玲热”。一批被尘封已久的作家，如钱钟书、沈从文等人，也因为夏志清的推崇而同期走红。
夏志清用42页论张爱玲
1961年，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夏志清，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首次进入中国文学史。
1979年，这部书的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并于 80年代初引起了内地学者的注意。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与香港的交流逐渐增多，许多学者从香港带回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此，张爱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作家止庵说，自己从一篇文章中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了26页论鲁迅，却花了42页论张爱玲，就很关注张爱玲， 1991年到香港，自己专门去买了夏志清的这本书。
“夏志清在这本书里面推出了四个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前三个人因此名声鹊起并在海外引发研究热潮，台港一些著名作家如李昂、白先勇等人都对张爱玲推崇备至，这股风潮回过头来影响内地。”
写过《张爱玲传》的于青回忆，自己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定：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
《收获》让张爱玲浮出水面
真正促成张爱玲进入内地文学评论界和作家关注的，是《读书》和《收获》。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又同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自此，张爱玲作品进入大众视野。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回忆说，柯灵《遥寄张爱玲》在写完以后，被当时《收获》杂志的负责人肖岱看到了，当时，这篇文章已经被《读书》约走了，肖岱认为柯灵的文章写得很好，考虑到《读书》和《收获》的读者对象不同，加上当时《收获》有一个介绍作家的作品专栏，每期推出一个，在刊登一篇作品的同时，也刊登一篇有关作家创作的评论。就这样，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和《倾城之恋》一起刊登在《收获》杂志上。
程永新记得，“我们发表张爱玲作品，还是有一点点顾虑的。但是，她的小说确实很好，估计发出来即使有一些争议，问题也不大。”
《遥寄张爱玲》发表后，看过文章的张爱玲的姑妈和姑夫一起找到柯灵，感谢他为张爱玲说了公道话。
而作家阿城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九八四年底，我在《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完纳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
作家苏童将张爱玲的一部作品选入“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称张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苏童说，“我读张爱玲的作品，就像听我喜欢的音乐一样，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交响乐，而是民谣流派，可以不断流传下去的。”
作家叶兆言甚至认为，张爱玲的作品让寝室的夜晚不再孤独。“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们一样，或是觉得张爱玲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
贾平凹把张爱玲称作“会说是非的女狐子”，看了她的散文，叫好不迭，又去找她的小说，在香港访问期间单挑张爱玲的书买。“当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深。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要读。”贾平凹坦诚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迷恋。
在研究领域，根据学者艾晓明的回忆，新时期最早重新评价张爱玲的学者是北大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赵园，她写了《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这篇文章比《遥寄张爱玲》还要早两年，后来收入她的论文集《论小说十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地文学评论界内部对于张爱玲的评价也开始发生变化。
1985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首次将张爱玲写入内地的文学史。在这本影响极大，被全国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使用的文学史著作中，吴福辉负责撰写了张爱玲的部分。在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时，本书用了大约800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留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尽管有人后来认为本书评论张爱玲“笔墨相当经济” ，但是无数的大学生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按照陈子善的说法，在高校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中，研究张爱玲的一直名列前茅。
陈子善是被公认为最热心的张爱玲研究专家。他认为，张爱玲热兴起和持续的原因，有很多因素。比如，张爱玲人生经历奇特，富有传奇性，她罕见的文学才华，与胡兰成的爱情和婚姻，以及她独特的个性都很有传奇色彩。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琼瑶热，但是，人们读多了之后，发现琼瑶的作品只是空中楼阁。90年代之后，文学被边缘化，市民社会开始逐渐形成。而张爱玲的作品耐读，有一种历史的价值，她写的人和事，好像就发生在人们身边，她讨论的感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依然是人们所关心的。
当然，张爱玲热兴起后，对其人其作一直存在争议。《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认为，“张爱玲的作品确实不错，但是现在对她捧得太高。她的作品在题材上还是有一些局限，像《色戒》，实际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因为李安执导的电影的走红，有人也评论说这部小说很好。”
“涉张”图书达到近百种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的出版。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的名义，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1986年2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前面还附了作者像。1987年3月，《流年》的影印本出版;《十八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重印；《半生缘》由花城出版社重印。此外，张爱玲翻译的《爱默森文选》由北京三联书店重印出版。”
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大众阅读取向，出版张爱玲著作。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花城出版社、浙江文艺社、台海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四川文艺、三联等都出版过张爱玲图书，总数超过50种。
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张爱玲再次引起瞩目。一些国内报纸均做了重点报道。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扩散到公众领域。据陈子善教授统计，内地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另外，一些研究张爱玲及其作品的书籍，也顺势走红。
在“张爱玲热”中，张爱玲研究者金宏达、于青主编的《张爱玲文集》影响最大，这套正版发行量达五六十万套的书，更引来了遍地开花的盗版。时任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的江奇勇说，盗版远远超出正版，数量无法估计。
《张爱玲文集》是1992年出版的。起初，安徽文艺出版社认为这书很可能卖不出去，把它当作赔本项目，在出版进度上略有延迟。当时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粱长森到中央党校学习，于青特地找到他，说明这套书的价值和意义。最后，粱长森拍板推出。这套书首印5000套。不久，他们发现，必须加印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1995年和1996年，这套书迎来销售高峰。各地发行商和书店先把款打入出版社账户，排队等着发书。由于印刷厂忙不过来，拿不到货的客户非常着急，一再催促，有些书直接就被发行商从印刷厂领走。
因此，《张爱玲文集》盗版书“应运而生”。江奇勇说，不仅外面的人盗版，就他知道的情况，出版社内部有人和外面勾结起来盗版。因为排队等着发货的客户迟迟没有拿到书，而有些书直接就从印刷厂发走了。“张爱玲、李泽厚、傅雷作品，当时是安徽文艺出版社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三块项目。”江奇勇说。
而在上世纪80年代被批判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05年7月终于与内地读者见面。
导演热衷改编张氏小说
1995年，张爱玲逝世。此后一两年时间里，影视界对张爱玲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张爱玲多部著作被改编成话剧、电影和电视剧。
在李安的《色·戒》之前，张爱玲的小说已经四度被搬上大银幕，依次是：《倾城之恋》(许鞍华执导，1984年，邵氏出品)、《怨女》(但汉章导演，1988，台湾中央影业出品)、《红玫瑰与白玫瑰》(关锦鹏导演，1994年，嘉禾出品)，《半生缘》(许鞍华导演，1997年，东方出品)。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观众就开始在各种媒介上接触张爱玲作品：1976年，就有电视剧《半生缘》播映，由钟景辉监制，张之珏编导，包括刘松仁在内的一班演员演出。80年代的戏剧界有海豹剧团的《香片》(也是根据《茉莉香片》改编)，林奕华改编的“进念·二十面体”剧场的《心经》，和陈冠中改编的香港话剧团版的《倾城之恋》。林奕华自己，就曾经有过8次张爱玲作品的改编经历，被香港媒体称为“改编张爱玲著作最多的导演”。90年代还有香港电台由洪朝丰改编、叶玉卿参与的播音剧《倾城之恋》。
从以上影视剧改编的篇目可以看出，导演们的眼光似乎都只集中在张爱玲有限的几个篇目内：《半生缘》、《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张爱玲自认《倾城之恋》是“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有“苍凉的人生情义”，还有“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傅雷当年批评《倾城之恋》——“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却恰好成为今天人们热爱它的缘由。
而《半生缘》，是张爱玲作品中最通俗、最激烈的一个，改编过话剧版的林奕华认为，《半生缘》里的男女主角，是张爱玲塑造过的最淳朴的人物，他们之间，也没有张其他作品中的凉薄和算计，她第一次讲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有最多的改编，电视剧、电影，话剧，还有歌剧。
李安选择《色·戒》真可算是眼光老辣。这部在张爱玲小说中丝毫不起眼的作品相当“闷骚”：张平静、节制的文笔，描述的却是一个有时代背景、有暗杀、色诱，性与情的暗自纠葛，人性的千般复杂都暗流汹涌的故事。
张爱玲的文字魅力太强，她的文字表达的功力、小说的构思、人物的形象、人物的性格、整个小说的精致，而且白话小说这样写法，以前没有人这样写，她实际上把新文学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小说中描写了种种色彩丰富的视觉影像，不易掌握，而张迷又有最挑剔的口味，对于原著有种特别的珍爱，张氏电影最容易受到张迷的批判，所以据说电影圈多年来一直有个“张爱玲碰不得”的说法。
2021年上映的《第一炉香》豆瓣评分低至5.0，虽然导演许鞍华是圈内久负盛名的导演，但由于选角问题，这部电影被嘲为“第一炉钢”。
同年上映的电视剧《情深缘浅》，改编自张爱玲小说《半生缘》，同样存在严重的选角问题，演员和角色完全不贴合，就像让张飞、李逵等莽汉去演西施、林黛玉，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既然拍摄张爱玲的作品要冒着票房和评论的双重危险，为什么华人导演却都乐此不疲地一再挑战？
影评人陈耀成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投文化制度之品味所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张爱玲是被谈论最多的作家，无论商业上是否成功，在电影人心中，张氏作品，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张爱玲一直是走在我们的前面，或者说是走在她那个时代的前面。她描写的爱情，非常符合现代人的观念。张爱玲的小说，写的细致而意象丰富，极富电影感。她的作品着眼于人性的复杂性。这个人性的复杂性，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复杂，不是那么简单地分为好坏、忠奸，这样的两分法是不可以概括人性的。而且她还写出了人在特定环境中，一种超乎常理的表现。张爱玲，成为一种诱惑，一种巨大挑战。这也许是导演们热衷改编张氏小说的重要原因。
唐文标爱死了张爱玲
在内地学者和“张迷”中间，广泛流传着台湾的张爱玲研究专家唐文标先生“爱死了张爱玲”的故事。
从1973年决定研究张爱玲后，唐文标10年之间“足迹几乎遍及诸大洲自由世界各大学图书馆”，1984年，他将收集到了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包括张爱玲的照片，张爱玲画的插图、扉页、漫画、书籍封面，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刊头及发表过张爱玲作品的各杂志的封面及目录页等等，汇总原样影印，印成一册16开，383页厚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在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张爱玲知道以后，认为此事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便让拥有自己作品版权的皇冠出版公司跟时报出版公司交涉，于是，时报公司就停止了这本书的发行。
1985年6月初，时报出版总经理柯元馨打电话给当时住在台中的唐文标，说仓库还有四百本书，你如果要，我就雇一辆车给你送去；如果不要，就准备销毁。因为编这个书很费劲，他说要，于是，出版公司把几百本书拉到楼下，卸在那儿就走了。因为夫人不在家，患鼻咽癌多年的唐文标就自己把书往上搬，鼻咽癌伤口因承受不住重力压挤而出血不止，第二天凌晨三点在台中病发身亡，时年58岁。一位台北文艺界朋友听闻消息后痛哭失声，频频叹息，最后骂道：唉，唐文标，爱死了张爱玲！
止庵说，“真正因为喜爱一个作家而死，这样的事情在别的现代作家身上没有发生过。一个作家到这个份儿上，真的是她莫大的光荣。”
注：本文系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