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大历史的经典著作)
万历十五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大历史的经典著作)应该这么说,无论着墨多少都无法说明张居正在明朝历史上,特别是在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要影响和历史地位。1587年,即张居正死后的五周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是明朝历史的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万历皇帝励精图治;在此之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不立储、不上朝、不批准奏章、不候补官员,也因此,这段历史被后世历史学家广为批评。 万历皇帝,大名朱翊钧,1563年出生,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隆庆皇帝驾鹤归西,朱翊钧开始登基当皇上,直到1620年驾崩。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没有之一。万历皇帝画像万历登基后的第一个十年,是欣欣向荣的十年。他早年励精图治,聘用大学士张居正做老师,实行了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重用戚继光抗击倭寇,巩固边防。
第一次读《万历十五年》是在2005年,那年我20岁,读完这本书用了4、5天时间。读完后,对书的主旨及逻辑结构,总还是模模糊糊,可能是因为年龄原因和生活阅历有限,对此书没有太多的体会和感悟。
第二次读《万历十五年》是在十五年后的2020年年末。十五年前没读懂的,想在十五年后搞明白,所以又通读了一遍,这次是细读、精读,前前后后竟然读了半个多月,这次总算是对这本书有了一些理解。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采用了非学术历史、非常规文学的写作手法,选取了明朝万历年间在一些人物上发生的故事,我将其概括为万历皇帝一生中5个最重要的男人和4个重要的女人,围绕这几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来说明万历十五年对明朝历史的影响,并以此为视角,来说明中国古代用道德代替法治、文官和武官之间、君与臣之间、道德和律法之间的种种关系和矛盾。
为了弄清楚这本书到底讲了些啥,我将采用简单化的表述来对本书进行拆解,本书大概讲了这么几件事:
一、 万历皇帝本人万历皇帝,大名朱翊钧,1563年出生,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隆庆皇帝驾鹤归西,朱翊钧开始登基当皇上,直到1620年驾崩。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没有之一。
万历皇帝画像
万历登基后的第一个十年,是欣欣向荣的十年。他早年励精图治,聘用大学士张居正做老师,实行了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重用戚继光抗击倭寇,巩固边防。
1587年,即张居正死后的五周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是明朝历史的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万历皇帝励精图治;在此之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不立储、不上朝、不批准奏章、不候补官员,也因此,这段历史被后世历史学家广为批评。
二、万历皇帝身边几个重要的男人1、言行不一的首辅张居正应该这么说,无论着墨多少都无法说明张居正在明朝历史上,特别是在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要影响和历史地位。
张居正
对于幼年的太子时期的万历而言,张居正是他在文华殿接受教育的老师;
对于9岁登基帝位的万历而言,张居正是辅佐他在朝堂上做国家治理决策的良臣;
对于14岁大婚后的万历而言,张居正是帮助他树立爱民观念的人生导师;
张居正深受万历皇帝和太后的信任,被万历皇帝授予了“太师”的头衔,可别小看这个头衔,要知道,在明朝不设宰相的年代,这个头衔可是文官能够做到的最高职位。
活着的张居正,对万历皇帝而言,是辅助他走上人生正确道路、进行大刀阔斧改革、被极度信任的太师、首辅;
死后的张居正,对万历皇帝而言,是迫使他认为对太师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
活着的张居正满口仁义道德、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逼得贵为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连赏赐宠臣和宫女都因为银两不够而只能打欠条。
死去的张居正,被倒张派满庭举报,一张纸举报张居正的奏章如雪花般飘进万历的宫殿,万历不得已而对张居正开展清查,这一查,却让万历皇帝意外发现,这个满口仁义道德、反对铺张浪费的太师张先生却是个言行不一的人:他家财万贯,极度奢侈、贪图美色。万历皇帝气急败坏,也因此,万历皇帝收回了加封给张居正的“太师”头衔,将其后人发配边疆充军,就差把张居正的坟给挖出来掳尸了。
在张居正被清算后,被张居正提拔的、重用的官员也都受到了牵连查办,自此,万历算是真正摆脱了张居正的影响,但他很快发现,摆脱了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非他自己,而是倒张派的官僚集团。
2、和事佬继任首辅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死后,次辅张四维替补接任,而上任没多久,其父去世,按照历史道德规范,张四维停职回乡守孝三年,谁知道守孝结束没多久,自己也死去了。
内阁无人,次次辅申时行继任。
申时行
皇帝虽然知道申时行是张居正提拔的,属张派,但申时行却也在几个重要场合帮助过皇帝,是可以改造和培养的,况且眼下内阁无人,只能让申时行替补继任。
申时行这个人,老成练达,不事张扬,人称“和事佬”,他的处事方针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在群臣和皇帝之间,扮演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复杂的“调和”角色,他要调和文武百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让这种关系保持一种平衡。他也曾在限制皇帝发挥个性,让皇帝在四书五经的“道德礼制”框架内行事,不声不响的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说起申时行的历史政绩,有两件事不得不说起:一是,经他举荐,皇帝任用了被称为“治水专家”的潘季驯治理黄河泛滥,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后人治理黄河泛滥提供了创新思路;二是,在他的八年任期内,北方边境竟也安然无事。
以后世之观点来回看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他的人生也有最大的一个败笔,而这个败笔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朝灭亡的一个萌芽种子:1587年,辽东巡抚发现建州的一个酋长正在开疆拓土,吞并附近村落,于是辽东巡抚派兵围剿,但出师不利,汇报给朝廷,弹劾下属执行不力,当时的首辅申时行认为互相弹劾是在内卷,不如大事化小,于是继续采取和稀泥的方法。谁知道这位酋长名叫努尔哈赤,即后来的清太祖。
3、最有才能的武官戚继光戚继光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下美名,其实和张居正密不可分,因为戚继光受到了时任首辅张居正的重用,张居正非常欣赏和信任他,将其称为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
戚继光
戚继光虽为一介武夫,但他与其他武官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不但识字,而且会总结创新,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应用,用我们现在的时髦词就叫“创新”。在繁忙的军务之外,他不但写了两本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还写了一本文集《止止堂集》,就凭这一点,戚继光不但让其他武将失去颜色,就连一向瞧不起武将的文官们也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五大三粗式的武夫。
在军事创新方面,戚继光主要是对用兵阵型进行了创新:在南方抗击倭寇,戚继光采用的是“鸳鸯阵”。所谓的鸳鸯阵,其实是以小股步兵为主的阵型,这种阵型适应了南方的地形;在北方的蓟州(今天津一带)重要任务是防御北方蒙古铁骑的入侵保护首都,因此戚继光采用的是战车方阵。不得不说,这种适应性改造,取得了良好的战果。
作为武将的戚继光,一生战功显赫,最大的战绩可以总结为:他在担任蓟州总兵三年后,以前经常骚扰北方边境的游牧民族立誓不再入侵;南方倭寇(也可以叫日本海盗),不再入侵。
戚继光通过张居正的支持,整顿军备,训练军队,但是在明朝中后期的官场当中,却是重文轻武,武官永远要比文官低一个等级。1588年,戚继光去世,这使明朝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最好时机。三十年后,努尔哈赤帅侵犯边境,明朝军队已无戚继光式的将领,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
4、道德楷模文官海瑞黄仁宇先生用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来说海瑞,可见,黄仁宇对海瑞的评价并非是完全褒扬的。
海瑞是一个历经三朝皇帝的文官:嘉靖、隆庆、万历,直到1587年去世。
海瑞最初是作为一名儒学教授出道的,他张口孔子,闭口孟子。然而在仕途道路上,他属于大器晚成类型的,在45岁时候才担任了一个县的县长。
海瑞直言不讳的性格让其在历史上出名,是因其在嘉靖皇帝期间,上书之言嘉靖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皇帝。嘉靖对此十分愤怒,摔了奏折,但冷静之余,他却未立即责罚海瑞,而是命令东厂将海瑞关了起来,东厂侍卫提议处死海瑞,嘉靖皇帝未作批复,就这样一直关了10个月,直到嘉靖皇帝病死,隆庆皇帝继位,海瑞才被释放。
如果用四个关键词来形容海瑞的一生,那就是:廉洁自律、惩治贪腐、犯言直谏、心系百姓。
海瑞
在《万历十五年》中,海瑞虽被人仰慕,但却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出了一个以儒家道德最高标准来要求文官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对于一个朝代来讲,却很微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的行为准则。
海瑞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四书五经框架下培养和成长起来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在处理政务和司法审判中的的指导作用。他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这充分说明了以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这句话,可以深深体会。
5、哲学家思想家李贽黄仁宇先生之所以选择将李贽放在本书中讲,大概是因为李贽是万历年间影响较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是明朝思想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李贽
李贽本有学霸的潜力,25岁中了举人,奈何他本人好强喜辩,不肯在言辞上为人所屈,和上司也经常对抗争辩,因此他在仕途的道路上颇为不顺,直到50岁时候才做了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开始官运亨通,然而在53岁时候,知府任期已满,他选择了主动退休。退休后,李贽靠朋友中的地主绅士接济维持生活,充当门客和家庭教师。
1588年,61岁的李贽选择了剃发为僧。李贽选择出家,多半是因为他意识到,即便退了休,回到了老家,他仍对家族负有接济照顾的义务,因为在古代的农耕社会,读书人中举做官,背后是几代人的付出和积累,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而当时的李贽,已饱受生活和官场的折磨,又研究过儒家、道家的思想,不愿被生活所拖累,因此剃发为僧,想摆脱世俗困扰。
李贽是一个儒家信徒,然而他并不像海瑞那般恪守儒家教条,清廉克己。他认为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名和利,在微薄的官俸之外,他也和别的官员一样有其他的“收入”,他本人坦荡地承认这一点。这一点,真的和其他言行不一的官员不一样。
对于李贽,黄仁宇先生评价其是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我想,这个“自相冲突”在于其思想的碰撞不成体系。对于这块,我认为黄仁宇先生的描述仍有待深挖。
三、万历皇帝身边几个重要的女人1、生母慈圣李太后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其实最初的身份是一个宫女。在万历幼年时期,生母李太后联合张先生对他制定了教育大纲。李太后对他的教育十分严格,督促其熟读圣贤之书,练习书法。有一次万历被宦官带着出去胡嗨,李太后知道后十分生气和自责,母亲警告年幼的万历皇帝,再这样跟着宦官胡闹,就要联合张先生废掉你这个失德之君。这个警告吓得万历皇帝下跪求情,直到母亲息怒,给之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2、法定妻子王皇后万历9岁登基,14岁时与小其一岁的王皇后(本名王喜姐)结婚。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出自其母亲李太后的主意,太后想早点抱孙子。在册封了皇后之后,皇帝再册立其他嫔妃即为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这样便可使得皇帝的香火永续不断。
王皇后行为端庄,却不得皇帝宠爱,一生只为万历生了一个女儿(长公主),没生下儿子,这也为后来国本之争埋下了隐患。
王皇后虽然没得到皇帝的宠爱,但却把她的婆婆-----慈母李太后照顾地周到体贴,深得太后喜爱。在其死后,被谥为孝端王皇后。
3、生了皇长子的王恭妃王恭妃姓王,本为万历的母亲李太后慈宁宫里的一个宫女,被十岁的万历皇帝偶然宠幸,生下一个儿子朱常洛。事后万历皇帝觉得宠幸一个宫女没面子,被迫封她为恭妃。因为出身卑微,在生下皇子后,万历对王恭妃母子俩也很是冷淡,一度竟忘了他们的存在。可怜的王恭妃在死后,才被她的孙子封为孝靖王皇后,才算是给了她一个正式而高贵的名分。
王恭妃本人在历史上没什么大可书写的,不过大家要记住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她为万历皇帝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且是万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要知道,皇后没有生下儿子,按照历史传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朱常洛身为皇长子,他可是有继承皇位的权利的。
4、最爱的女人郑贵妃郑贵妃,是万历皇帝最喜欢的女人,没有之一。
她聪明机警,喜爱读书,填补了万历皇帝精神上的空缺,是在皇帝众多的女人中,唯一一个不把万历当皇帝而把他当“人”的女人。
她给万历生了第三个皇子---朱常洵,而就是这个儿子,引发了本朝的一次“国本之争”。
在众多女人中,万历皇帝最宠爱郑贵妃,其政治上的地位仅次于王皇后。万历答应了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继承皇位,可这个愿望引发了群臣百官的强烈抗议。
官员们抗议万历皇帝这种“废长立幼”的做法,说其违背传统道德,这让皇帝与臣僚的关系十分紧张。
群臣反对万历立三皇子朱常洵为太子,而万历为了表示抗议也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十年之久。万历找的借口是,皇后还年轻身体尚好,只要皇后为本皇帝生下一个儿子,那就万事大吉,皇后的儿子做太子,大家谁也不用争了。
然而在这十年间,文官也不是一点动作没有。眼看着皇长子朱常洛一天天地长大,都9岁了,还没开始进入文渊阁接受教育,文官们担心朱常洛即便某一天被立为储君继承皇位,但因为受教育太晚而丧失了智力的开发,立了也白立。于是官员们不断上书,万历接到奏折不做表态,他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这种做法,让文官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批评他的理由。一些官员受不了万历皇帝的这种态度,提出辞职,解甲归田,万历皇帝还是不表态,他既不同意,也不挽留,辞职的官员索性自己离职而去。对于辞职走了的官员,万历皇帝宁愿让那个位置空着,也不再任命空缺的职位,就让他空着。文官们看不到升迁的希望,逐渐人浮于事。
万历越发对朝廷感到心灰意冷,厌倦,不想上朝,开始缺席早朝,开始缺席其他礼仪活动。就这样,万历开始了默默的罢工,这一罢,就是三十年。大明王朝的气力,也在这三十年里消耗殆尽。
国本之争,最后以万历皇帝的妥协宣告终结。在慈母李太后的劝说下,万历放下了皇长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的身份,立朱常洛为储君,而立他最爱的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福王。
四、从这本书中读到了什么1、 文官和武官的关系可以这么说,自明太祖朱元璋之后,后世的守成君王逐渐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原则。而在万历年间,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武官的社会地位降低到历史最低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可以这样来理解:明朝的文官倡导中庸,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来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非要动用武力,则属于平衡被打破,对他们来说即是失败的象征。他们有一种坚持了几千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自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2、 阴与阳的关系自张居正死后,倒张派的一张纸奏折打破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也让原本想励精图治,做一个像尧舜禹一样的一代明君的万历皇帝看到了他不愿看到的一面:上至太师张居正、下至九品芝麻官,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私人利益,阳奉阴违。他们表面上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这种阳一套,阴一套,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正常状态,万历无法改变。
3、 君与臣的关系君与臣,表面上是你上我下的地位,而实际上却是一种互相迁就,互相让步的关系。如果不是,一方坚持大义,另一方就只能消极怠工。臣子不爽可以辞职,而皇帝却不能辞职。
以万历为代表的皇帝是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权威性象征,真正掌控帝国的是历时两百年发展成熟的文官集团:他们以道德伦理为说辞,力求将皇帝的行为规范在四书五经设定的框架里。然而以孔孟圣徒自我标榜的这群人,“阳”为天下黎民,“阴”为个人利益,以道德作为工具(而不是法律),操纵着国家的命运,在道德伦理、四书五经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任何和文官集团共同习惯及利益不符的改革,注定都要失败。
4、 道德和律法的关系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以道德代替法治,由明朝而极。我想这样来理解:以海瑞为代表的文官,是在四书五经的道德伦理框架下培养起来的。一个地方政府的文官,虽然缺乏法律条文的专门训练,但常常会同时兼任地方政府的司法审判官。他们重视大明律法的作用,但也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海瑞曾说过,可以按照常识直觉将人的行为大体归纳为善恶两个道德范畴内,所有的诉讼,十之六七,可以立即判定,但凡判案中有可疑之处宁说弟弟错,不说哥哥错;宁说侄子错,不说叔伯错。宁说富人错,不说穷人错。在儒家道德与大明法律冲突时,无论谁对谁错都是以道德第一,法律第二来判案。海瑞一生的经历,都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和写照。
回到我的标题,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我认为他是选择一个时间切点,将其切开,拿着显微镜去看这个横截面里面的细胞结构,把在这个横截面上的人和事串起来,分析其在整个历史横截面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