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浅析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数千年的相融相斥）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浅析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数千年的相融相斥）图1：冯太后与魏孝文帝这种限制贵族功臣权利的政策当然是马上遭遇了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抵制。不过冯太后手段很硬，手起刀落连续处理了秦雍二州刺史李洪之、怀朔镇将汝阴王拓跋天赐、沃野镇将安南王拓跋桢等几大贵族。昔日自由散漫习惯的鲜卑人，在政治高压驱赶下不得不逐渐守规矩，开始每个月领固定工资。随后，冯太后为了抑制土地兼并，摒除“坞壁之患“，澄清户口，均分天下的土地，实行“计口授田”的均田制，“使细民获有资生之益，豪强则无地利可求“，如此一来，以汉族平民为主的普通老百姓获得实际利益，社会内乱因素消减。紧接着又实行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与豪强地主争夺人口、劳动力、财力，进一步和缓农民的反抗，巩固其统治。（1）冯太后推动“汉化“：太和改制到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冯太后是汉人后裔，受过先进的汉文化教育，定调的改革方向是“汉化”——向汉民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周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马背上打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对于新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通过武力手段站稳脚跟以后，面对广袤的领土跟领土上数量众多的汉人，如何实现稳定，实现更有效率的统治，是每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必须面对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权衡四个方面的力量：本族皇室、本族贵族功臣、汉民族精英、汉民族平民，其实质是如何处理结合自身“国情”与汉文明“接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早已封建化的汉文化里有很完整的解决方案，而不同的少数民族对待汉文化的不同做法，也产生了不同的效应。

01两个极端选择：北魏“全盘汉化”VS元朝“拒绝汉化

（一）北魏太和改制

自从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北方先后出现过二十多个政权，大者饮马长江，小者独有一隅。这是一段大小政权相互倾轧的历史，混乱不堪。直到鲜卑人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这个来自匈奴故地的游牧民族，靠掳掠为生，在诸侯纷争的十六国时期，竟然先后征服了后燕、夏国、山胡、北燕、北凉，击败柔然，统一北方，成为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王朝。

北魏建立之初，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统一北方以前，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设为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者，供其驱使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推行宗主督护制，赋税户调居高不下，且地方任意增加临时征调，老百姓负担很重。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 白自立者”。落后的统治方式，引起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

（1）冯太后推动“汉化“：太和改制

到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冯太后是汉人后裔，受过先进的汉文化教育，定调的改革方向是“汉化”——向汉民族的管理方式学习，主要有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三板斧。

首先是针对本族贵族豪强功臣的制约：从发工资开始——俸禄制。在战争年代，鲜卑贵族们都是通过掠夺来充实自己的财富，但到了北方一统后，进入和平年代，战争少了，没有机会掠夺财产，只能通过贪污来获取财富了。为了遏制这种贪污风气，冯太后借鉴汉文明的先进经验，推行“班禄制“，定期给贵族、官员发放钱财，实行透明化、制度化的管理，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者处死。

这种限制贵族功臣权利的政策当然是马上遭遇了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抵制。不过冯太后手段很硬，手起刀落连续处理了秦雍二州刺史李洪之、怀朔镇将汝阴王拓跋天赐、沃野镇将安南王拓跋桢等几大贵族。昔日自由散漫习惯的鲜卑人，在政治高压驱赶下不得不逐渐守规矩，开始每个月领固定工资。随后，冯太后为了抑制土地兼并，摒除“坞壁之患“，澄清户口，均分天下的土地，实行“计口授田”的均田制，“使细民获有资生之益，豪强则无地利可求“，如此一来，以汉族平民为主的普通老百姓获得实际利益，社会内乱因素消减。紧接着又实行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与豪强地主争夺人口、劳动力、财力，进一步和缓农民的反抗，巩固其统治。

图1：冯太后与魏孝文帝

（2）魏孝文帝“全盘汉化“

冯太后死后，其孙子拓跋宏魏孝文帝亲政，他从小跟随奶奶长大，耳濡目染，对汉文化十分仰慕，推崇备至。他亲政后，深感仅在制度层面汉化是不够的，鲜卑民族意识上还停留在游牧文明上，对于汉民族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依然排斥，不愿意被儒文化的繁缛礼节束缚。

怎么办呢？魏孝文帝想到了迁都——迁都洛阳不仅比原来的都城平城更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也更有利于本民族更好接触汉文明，促进交流（汉化）。迁都方案又收到了一大波反对。鸡贼的拓跋宏略施小计，假意要大举发兵南征，扬言要饮马长江，吞并南朝。这很符合鲜卑贵族的口味，你想想，他们可都是通过战争发家的，纷纷跟上。时值雨季，长江流域淫雨霏霏，泥泞不堪，路上都吃了不少苦头，叫苦连天，劝拓跋宏收兵。拓跋宏趁机说不走也行，把洛阳作为首都吧！文武百官早已不堪劳苦，再也没那么多道道，马上就答应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迁都“。

图2：魏孝文帝迁都

魏孝文帝迁都后，颁布了北魏七大法令，大力推行“汉化改革”：禁胡服、断北语、改汉姓、定门第、倡通婚、改籍贯。具体包括：

①鲜卑贵族不准穿本民族的胡服，必须穿汉族衣服；

②鲜卑贵族不准将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

③鲜卑姓氏一律改成汉族姓氏，把皇族由姓拓跋改姓为元；

④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

⑤采用汉族管制、律令；

⑥学习汉族礼法，尊孔尚儒，以孝治国；

⑦照搬晋朝“门阀制度”，在鲜卑人中也按尊卑贵贱排序，大姓家族享有特权，小户人家地位低下。

在冯太后和魏孝文帝两代人的努力下，北魏王朝的“汉化运动”全面推广，游牧民族完成了向农耕民族的过渡。显然，农耕更有利于稳定发展人口、经济，北魏王朝也迎来了经济与人口的大发展，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了一倍多达到500余万，经济实现了腾飞，“于时国家殷富，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校数”，“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百姓殷富，年登俗乐”。

图3：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但是，汉文明也有糟粕。北魏全盘继承了汉文明的文化制度，获得了经济之利，也失去了自身的特质。北魏所效仿的是西晋的文化制度，那恰恰是汉文明里最糟糕的时期，尤其是最为人诟病的“门阀制度”被照搬了过来——我们在别的文章说过，门阀制度造成了社会阶层固化，正是西晋动荡的根源。同样的因必然结出同样的果，北魏王朝也很快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局面，社会上层与下层百姓完全隔绝，而且鲜卑贵族们也学着晋朝士族终日清谈，不务正业，腐朽不堪，就连佛门境地，都"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翻改契券，侵蠹贫下"，可见其是腐败入骨，病入膏肓了……慢慢地连赖以立国的“武功”也荒废了，北魏的战斗力下降，魏文帝后仅三十余年，就一分为二，在历史车轮碾碎。

（二）元朝“拒绝汉化“

游牧文明发展的巅峰，就是元朝。元朝的武功可谓空前绝后，始终对周边国家和政权发动侵略战争，南下中原，西进欧洲，征服了欧亚大陆，建立了四大汗国。元朝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对中原汉文化兴趣不大，虽然也元仁宗、元英宗曾主张以儒治国，但因“南坡之变“失败。元朝历代统治者对于汉文化大多数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拒绝汉化，甚至还尝试过把中原“游牧化”。

早在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攻占中原后就有位大臣提出将当地汉人驱赶后把中原变成蒙古人的大牧场。实际上，蒙古王公贵族圈占民田，而且占而不种，广大黎民百姓却无地可种，“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统治者不重视农耕，农业生产破坏，加上连年战争极度消耗国力，仅1280年统一中国后，有记录的元朝战争就已达近200多场，穷兵黩武造成了经济衰退，其经济实力远不如前朝。

元朝还存在严格的等级歧视制度。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将臣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种划分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中，把这回群体分为十个阶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还对汉人严加防范，严密监视，禁止汉人打猎、学习拳击武术、持有兵器（例如几家才可共用一把菜刀）、集会拜神、赶集赶场作买卖、夜间走路。杀蒙古人的偿命，杀色目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 ，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

在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蒙古人如此压迫汉人，当然是不能长久的。经济落后，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迫举行起义。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次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率教众发动起事，郭子兴等人也纷纷加入，彭和尚亦在湖北扶助徐寿辉起义。以战功立国的大元，却被农民起义的战火埋葬，不可不深思。

从元世祖忽必烈定都汉地，1271年将国号改为大元后，直到1368年元惠宗出亡为止，元朝统治不到一百年，就被汉人推翻，赶回了草原。

北魏与元朝，一个全盘汉化，一个拒绝汉化，两者在对接汉文化的过程中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最终前者在门阀制度中积重难返，后者在此起彼伏的汉人起义中轰然倒塌，都走向了灭亡。在接受现金的汉文明与保有自身民族特色之间，游牧民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02辽国、金国、满清的尝试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游牧民族与汉文明“接轨”中，全盘汉化与拒绝汉化两个极端，都存在巨大的风险，最终导致了北魏与元朝的覆亡。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之间融合与同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是历代少数民族政权必须面对的历史性难题。对此，辽国、金国、满清也做了不同程度的尝试。

（一）辽国“南北面官”的制度创新

继鲜卑人之后崛起的契丹人建立的辽国，辽太宗耶律德光吸取了北魏的经验教训，不再搞“全盘汉化”，而是结合自身的基本情况，开创性地提出了“南北面官”的治理方式，“兼治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在这种“因俗而治”的思想指导下，辽国把行政体制分为南北两院，在契丹旧地沿用奴隶社会的部族制，官吏一律用契丹族人担任，掌管契丹的一切军政事务，是辽国最高权力机关，“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而在中原地区则用汉族的方法治理，仿效唐朝官制，设立三省六部，安抚汉族精英，让他们来管理汉族人的事务，“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

由于南院所管理的是被征服的中原汉地，与北方的契丹旧地没有利益冲突。对于契丹旧贵族们来说没有遭受损失，并不关心南方改革。辽太宗从幽云十六州招聘贤才，选拔了一批汉族精英知识分子治理南方，如此一来，契丹贵族、汉族精英都得到安抚，稳定了国内各种势力，可以腾出手来发展经济。辽国的经济文化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镏金、染织、造马具、制瓷工艺精湛，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更被宋人评比为“天下第一”，医药也久负盛名，《脉诀》、《针灸书》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但是“因俗而治”也不是完美的。随着施行日久，潜移默化，北方的契丹贵族意识到南方农业经济发展明显要比北方游牧经济发展快得多，汉文明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与管理制度也要比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要更先进——契丹贵族对于“汉化”的态度随之发生了改变，由反对变为支持，后变为向往，他们开始去了解汉族商品，使用汉族器具，热衷汉族的衣冠服饰、饮食文化……这种渐进式的文化渗透，没有动荡，实现了汉化的和平演变。

但盛世华章里埋藏着衰落的种子，贪图安逸就是败退的开始。强大安逸的经济文化，逐渐蔓延腐蚀辽国统治阶层，尤其是辽宋《澶渊之盟》后，两国130年没有发生战争，曾经尚武的契丹民族渐渐腐化堕落，到辽国后期，皇帝昏庸、诸王骄奢、大兴佛教、腐败横行、内讧叛乱，最终导致亡国。

（二）金国从二元体制到一元体制的演变

灭掉辽国的，是它曾经的臣属——女真人。金太祖完颜旻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于天庆五年(1115年)建立大金。女真族骁勇善战，当时人们就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说法，仅以2500人起步， 1125年灭辽朝，两年后再灭北宋。从立国至灭北宋，仅仅用了十二年，其强悍无敌可见一斑。

金国迅速崛起，在短时间内即吞并了辽国与北宋，同样也面临文化融合的难题。最早的时候，他们试图同化汉人，”金元帅府禁民汉服 又下令髡发 不如是者杀之“，逼迫汉人改穿女真服饰，留女真发髻，这无疑会遭到了汉人的激烈反抗，被迫停止。金国只好折中选择采用了类似于辽国南北面官制的二元政治制度，分而治之，在其东北旧地保持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新占领的燕云地区则承袭了辽朝官制，”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朝廷是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地方政权上州县制与猛安谋克制共存。

这种二元制度，在金国初期同样起到了稳定作用，但是也与辽国的南北面官制一样，其制度本身缺乏稳定性——后来不仅金国最初试图同化汉人的努力付诸东流，金国本身也逐渐被汉文明同化了。女真人很快被汉文明吸引，他们学习汉人喝茶，穿汉人衣服，女真贵族“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大夫游”。到金熙宗时，政治制度也彻底汉化，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这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

随着汉化深入，女真人走上了又步契丹人后尘，日趋文弱化，再也不爱骑马射箭，“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军政不休几十年，缺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疲老之余，不堪战阵“。

金世宗察觉到这个隐忧所在，试图力挽狂澜，他强调女真尚武传统的重要性，“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甚至颁布了一系列政令，提倡打猎等女真旧俗，又“禁女真人学南人装束，犯者抵罪”。虽世宗如此努力，但也难挽颓势，自金世宗金章宗以后，金国统治集团已经腐朽不堪，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之际，其内部却忙于权力斗争，最终在蒙宋的南北夹击中黯然退场。

（三）满清：系统化反思吸收汉文明

金国为蒙、宋所败，但女真人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在金朝灭亡六百年后，金人后裔——满族人再一次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有了先辈第一次入主中原的经验，满族人认真总结了经验，他们承认汉文明的先进性，并不排斥汉文化，同时也对汉文化的消极作用有着充分的警惕。在入关前，皇太极就礼贤下士，招徕了汉族知识分子，如范文程等，充分发挥其才能为己所用，也一再告诫各亲王、子孙要以史为鉴，不要忘记满族的尚武之风，重蹈金国覆辙，“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入关后，满族仅有区区几十万人，要统治中原上千万人口，是很大的挑战。清王朝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前提下，采取了一种更系统的融入方式。

（1）吸收汉文化集权智慧，稳定朝政

在满族的部落时代，努尔哈赤用“八王共理国政“的原则进行统治，所有军事决策由”八旗“的8个首领共同决策。但是入关以后，战争规模更大，领土、人口也更大，这种制度就造成了八个王爷拥兵自重的弊端。皇太极死后，八旗中力量最强的正白旗主多尔衮就凭借兵权干政，独断专行。这种模式显然不利于统治，所以清朝学习了汉文化中央集权模式，在多尔衮死后迅速铲除了其党羽，将正白旗收归皇帝亲领，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由皇太极亲自统领，是皇帝的亲兵，称为"上三旗"。余下的正红旗、镶红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称为"下五旗"，由亲王、贝勒、贝子掌管，驻守各地，使八旗有了上下之分，最终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上，巩固了大清统治的基础。

（2）以汉治汉，拉拢、吸收、控制汉族精英分子

清朝入关之前，为“蛇吞象“吞并中原，就曾以汉制汉，先后招降了前明汉族重臣还有洪承畴，将领吴三桂、李成栋、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让这些汉族降将为自己卖命，打败了南明、闯王李自成。

图4：康熙皇帝

入关后，又为了长久统治中国，大力尊崇儒学，按历代汉族王朝传统开设科举，从中选拔士人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预防反抗。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可见满清”以汉制汉“政策的高明之处。

在把汉人知识分子通过“博学鸿儒科“纳入体制内，不让他们在体制外造反的同时，清王朝重兵镇压一切汉族威胁势力，毫不犹豫的剪除了汉族”三藩”力量，哪怕是清朝最开明的“康乾盛世”，对于预防思想异端，也是大兴“文字狱”，宁杀错不放过。

（3）血腥强推剃发易服，打击汉民族之精神

为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清王朝血腥推行“剃发易服”政策，要求"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使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日积月累，汉人也就不再把满族视为异类，不再有“华夷之辨”。乾隆皇帝曾对服饰的重要性做过深刻的阐述，他在为《皇朝礼器图式》一书所作的序中提到:” 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袭，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恐后之人执朕此举而议及衣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以绵国祚承”。

图5：乾隆皇帝

不得不说的是，清王朝对于汉文明选择性吸收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王朝在康雍乾三朝走向鼎盛，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较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版图，并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封建专制由此推向了最高峰。但中后期，也同样出现了吏治腐败、军队文弱化等问题，加上政治僵化 、文化专制 、闭关锁国 、思想禁锢、科技停滞等因素，逐步导致落后于西方。

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那一刻，那 “千年未有之变局“，又是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降维打击了。

03总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综观北魏、辽、金、元、清历朝“汉化“进程的选择与结果，我们发现拒绝汉化的元朝虽然武功强大到横扫欧亚，却是里面最短命王朝，而其他选择了汉化的王朝，都迎来了经济大发展，但紧随而来的吏治腐败、军队武力弱化等问题，又慢慢的削弱其国力，最终灭亡。

实际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足。

游牧文明其经济发展的方式主要是依赖掠夺，这就决定了其不得不发展强大的武力以保障其对外掠夺的能力。而随着掠夺的深入，其领土不断扩张，一旦促及地缘边界或者碰到足以与其抗衡的政治力量边界，掠夺活动就难以为继。这时候如果继续穷兵黩武，收益小于支出，必定空耗国力，最终被倾覆；如果休兵止戈，则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最后都走上“汉化”之路的根本原因。

而农耕文明其经济发展又极度依赖稳定的政治环境，所以我们会发现以汉文明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并不好战。在休养生息的稳定大环境中，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产出远远大于游牧文明的掠夺方式，而且更加可持续，所以一旦休战，农耕社会很快就会积累起大量财富，社会经济大发展。但经济上的大飞跃又带来新的隐忧：一夜暴富改变了游牧民族质朴的传统，不完善的监督制度给了吏治贪腐的机会，使其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另一方面，汉化后财富唾手可得，原来能征善战的游牧民族不再愿意像以前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去掠夺，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也被慢慢销蚀，最终因武力衰退，面对周边政权入侵不堪一击。

如果我们跳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历史局限，反观当下，我们正处于由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会发现，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稳定是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伴随工业文明时代到来的也不全适合我们自身，在这个时代节点上，我们不仅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地继承传统文明，也需要以同样的态度去审视“新文明“，才能更好地实现与新时代的“接轨”。

总结历史上这些朝代的“汉化“命运，我们可以借用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言以蔽之，最初是朴素的忧患意识使其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最终又是贪图安逸又使其日渐衰落，山河破碎。后人感慨之余，也当深思借鉴。

参考文献：《洛阳伽蓝记》、《辽史》、《金史》、《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