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历史上有哪些人有过力挽狂澜（章夫读史先秦1）

战国历史上有哪些人有过力挽狂澜（章夫读史先秦1）对于信陵君的这两件事，唐代大诗人李白特地创作一首《侠客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自己的崇拜之情。诗曰：“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第二件事是“窃符救赵”。公元前257年，秦昭王派兵攻打赵国，赵国屡屡战败且处于危命之际。赵国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秦兵围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但因恐惧秦国，只是作壁上观。屡次请求，魏王均不相救。信陵君便决定带一百多辆车骑去跟秦军死拼，侯赢见势不好，献出“窃符救赵”之计，此举威震天下，不仅挽救了赵国和魏国危局，还将秦国的统一大业向后推迟了数年。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在于，有两件事让信陵君在“朋友圈子里”名扬天下。第一件事是“礼让侯赢”。魏

章夫/文

李白堪为信陵君的“铁杆粉丝”

公元前243年，中国的版图上发生了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其一是秦始皇公开挂牌“叫卖” 官爵，并明码实价：“粟千石，拜爵一级”，此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卖官先河”；其二是信陵君去世。信陵君何许人也？他的死何以可以与的“卖官拜爵”相提并论？

信陵君本名魏无忌，战国时代魏国人，魏昭王的儿子。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官至魏国上将军，公元前276年，被封信陵，被后世称为信陵君。

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在于，有两件事让信陵君在“朋友圈子里”名扬天下。

第一件事是“礼让侯赢”。魏国有个有名的老头名叫侯赢，虽有一腔抱负，但因家贫，一直是大梁夷门的守门小吏。信陵君知道侯赢是一个非等闲之辈人物，携礼前去拜访，侯赢拒不收礼。信陵君设筵席大会宾客，都已坐好，他才带领随从的车骑，亲自去接侯生。侯生整理破旧的衣冠，并不谦让。还故意刁难，说要见他的“屠户朋友”朱亥，信陵君亲自握着马缰，越发恭敬。信陵君向宾客隆重介绍侯嬴，又起立为侯嬴敬酒。侯赢视为知己。

“礼贤下侯赢”，让信陵君的名声不胫而走。以“礼”闻名，宽厚待人，对贤能之人都谦逊待之，绝不会因自己位高权重而蔑视。信陵君广招门客，麾下许多贤能之人都忠心耿耿。各诸侯国的有贤之士听闻后，纷纷归附其门下。鼎盛之时，贤士多达三千之众。各国诸侯都忌惮信陵君和魏国的势力，十多年间不敢举兵犯魏一草一木。

第二件事是“窃符救赵”。公元前257年，秦昭王派兵攻打赵国，赵国屡屡战败且处于危命之际。赵国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秦兵围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但因恐惧秦国，只是作壁上观。屡次请求，魏王均不相救。信陵君便决定带一百多辆车骑去跟秦军死拼，侯赢见势不好，献出“窃符救赵”之计，此举威震天下，不仅挽救了赵国和魏国危局，还将秦国的统一大业向后推迟了数年。

对于信陵君的这两件事，唐代大诗人李白特地创作一首《侠客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自己的崇拜之情。诗曰：“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诗开头四句从侠客的装束、兵刃、坐骑来刻画侠客的形象，紧接着描写侠客高超的武术和淡泊名利的行藏，之后再引入信陵君和侯嬴、朱亥的故事，进一步歌颂侠客，同时也委婉表达自己的抱负，最后四句表示，即使侠客的行动没有达到目的，但侠客的骨气依然流芳后世，并不逊色于那些功成名就的英雄。

意气慷慨激昂如白虹贯日，许下比五岳还重的诺言，赞扬朱亥挥锤击杀晋鄙而震惊赵国。作为唐代豪放派诗人的典型代表，李白被信陵君、侯嬴和朱亥的大义和感情所动，是他，无意放大了战国时期“侠士”的风骨。

是“四公子”也是“四君子”

群雄并举的战国时期，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人才。招揽人才成为各国的国策。

国家的行为影响到国相等实权人物，他们一方面为国家，一方面也为自己。正是出于国家和个人的双重需要，战国四公子以礼贤下士、广招门客闻名于当时，门客都达三千之多。他们的这种嗜好可以说是战国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

虽然人们对战国四公子或褒或贬，但有一点却不可否认，那就是他们在当时利用收养的几千门客，对内维护自己的势力以对付政敌，对外与敌国作政治、军事上的斗争，他们都是战国时期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他们一旦联手，其力量是任何人都不可小视的。

与信陵君一样，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齐国孟尝君田文，他们都是门客盈门，乐善好施之人。他们的地位相似，都是本国的卿相，都“争相倾力待士”，都对国家有过贡献。平原君合众楚国制秦，信陵君率五国之兵破秦军河外，春申君雄辩秦昭王，使其“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秦，约为与国”，孟尝君曾任齐相，使秦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秦国。

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包括学士、方士、策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

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秦军进围赵都邯郸，赵王派平原君向魏和楚求援。九年，食客毛遂自告奋勇，说服了楚王，派春申君率军救赵，是为“毛遂自荐”。援军到来之前，邯郸城内兵困粮尽，平原君尽散家财，发动士兵坚守城池。直到楚军和魏信陵君援兵赶到，解邯郸之围。

齐国宗室大臣孟尝君田文，用鸡鸣狗盗的故事与秦人斗智斗勇。春申君黄歇年轻时曾四处拜师游学，见识广博，以辩才出众深得楚顷襄王赏识。楚考烈王元年，秦军围攻邯郸时，春申君带兵救援，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下，一举击溃秦国，解除了邯郸之围。

当然，影响最大的要数信陵君。信陵君在秦汉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太史公自序》称：“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之”。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开封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孟子以仁义说惠王于宫廷，邹衍、淳于髡受礼遇于梁都。张仪相魏亲秦，苏代有“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的劝诫。地处东西南北交汇之地的大梁，成为辩士的乐土，游侠的天堂。最难忘的是信陵君，他在大梁建府邸，备车马，敞胸开怀，开游侠养士的时代风气。

千千万万的新潮青年，视信陵君为偶像，视大梁为时尚的圣地。

他们当中，最为著名的，要数汉高祖刘邦，他为了“习染先人遗风”，也也为信陵君忠实的追随者。刘邦少时，“数闻公子贤”，当皇帝后，每过大梁，常祭祀信陵君。汉高祖十二年，刘邦为信陵君“置守冢五家，年年四时举致祭”。

这样超豪华的规格，已经接近于圣人了。

司马迁更是把信陵君作为一个礼贤下士的人物来写。他认为信陵君的“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名冠诸侯”，都实有不虚，所以将信陵君排在四公子之首。

他们是中国古代先贤真正的男人，他们没有主子，没有约束……天地间独来独往，任我逍遥。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人生。

因为有了制作他们的土壤，有了诞生他们的气场，他们才可以无所顾忌。

俗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士者得民心。”战国末期，中原诸国为了抵制强秦的侵越，网罗了很多人才，形成了为各自君王尽力的贵族团体。战国四公子的人才观和影响力，对后世无疑影响深远。

与其称他们为“战国四公子”，我更愿意称他们为“战国四君子”。

战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泥沙俱下的战国，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历史舞台，赌徒、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其间有唯利是图的小人，有毫无底线的赌徒，有厚颜无耻的流氓……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

“四大公子”如此仗义疏财，其胆识，其涵养，其名望，令李白这样的人都钦羡不已。我们不禁要问，战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历史学者易中天先生特地概括为“赌徒的时代”和“无德的时代”。他认为，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只不过，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甚至同时也是豪侠。那一份豪情与侠义，依然令人神往，让人心仪。

在易中天眼里，战国还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二百多年间，社会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孟尝君的食客中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也排上了大用场。

政治性的都会，聚集了来自各处的人才，“四公子”门下的游士，集结于各国首都的说客，城镇中的医生和技师。是他们，把战国时代搅得风生水起。

这个时代能走向战国舞台中央的，是士。正如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风流人物一样，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战国的历史，是由士来谱写的。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战国的士，则是精神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

这个时候，多功能的都市已经足以维持许多流动人口的互动和流转。都市里的人群不再归属、认同于过去的族群为标志的血缘共同体。他们甚至不必认同为某一国家，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寄居于都市，或流转各地。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

总体生产能力和生产数量，在战国时期可谓大幅度地成长。这些条件促使了商品经济的出现。各地产品互相交换，货币在区间贸易的广泛使用便是无可否认的证据。活泼的市场经济带动了都市化，城镇的复杂性质及其具有的活力，都不是单纯以农村为基盘的经济形态可以相比的。

易中天说的不无道理，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

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

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在人们眼里，这样的时代没什么道德可言。这个时代的王侯将相，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其实难免存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

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

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常被当作乱世。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一个乱世里，中国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最后整合为秦汉大帝国的基础。

不可否认，“四大公子”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作者简介】

章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成都市有突出贡献专家，首届四川省十佳新闻工作者。成都商报副总编辑，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擅长报告文学和人文历史随笔，共出版各类著作20余本。其中纪实文学《邓小平故居留言簿》荣获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铜奖、四川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和“四川省图书奖”一等奖。《天下客家》（合著）荣获成都市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主编有“成都魂书系”（15卷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天府丛书”（共计12本）副主编。

（本文出处：微信公众号“章夫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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