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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张家湾环湖历史(舳舻千里的历史回响)

通州区张家湾环湖历史(舳舻千里的历史回响)明代张家湾的大事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张家湾建城。大学士徐阶曾作《张家湾城记》,详细叙述了建城的背景与过程。三个月建成张家湾城张家湾镇位于通州区中部偏北、北运河西侧,地处永定河、潮白河冲积平原交汇处,北运河(潞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玉带河贯穿全境,是水陆重要码头和军事要塞,曾经商业繁盛。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张家湾得名是由于“元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张瑄初为海盗,后追随元朝受封为沿海招讨使。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因海道转运粮食封为海道运粮万户。元代漕船自天津进入内河后,在张家湾停航等待。海道万户府派人检查和清点船只及漕粮,之后放行至通州。元代海运每年在春夏季节进行,海运繁忙时节,张家湾每天舳舻众多,人声鼎沸,等待验看放行。明代为了缓解通州漕船聚集、搬卸粮食困难,正统十年(1445年)在张家湾建粮仓储藏漕粮,粮仓名为通济仓。通济仓可视为通州仓的备用粮库,当通州仓粮满

通州区张家湾环湖历史(舳舻千里的历史回响)(1)

张家湾古镇旁、运河岸边,正在建设占地面积超过11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马文晓/摄

通州区张家湾环湖历史(舳舻千里的历史回响)(2)

李诚

张家湾曾是古运国脉的文化精髓,如今已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将会加强张家湾古镇的整体保护,文化休闲城镇的定位也将带动古镇的绿色发展。

因张瑄督海而得名

张家湾镇位于通州区中部偏北、北运河西侧,地处永定河、潮白河冲积平原交汇处,北运河(潞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玉带河贯穿全境,是水陆重要码头和军事要塞,曾经商业繁盛。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张家湾得名是由于“元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

张瑄初为海盗,后追随元朝受封为沿海招讨使。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因海道转运粮食封为海道运粮万户。元代漕船自天津进入内河后,在张家湾停航等待。海道万户府派人检查和清点船只及漕粮,之后放行至通州。元代海运每年在春夏季节进行,海运繁忙时节,张家湾每天舳舻众多,人声鼎沸,等待验看放行。

明代为了缓解通州漕船聚集、搬卸粮食困难,正统十年(1445年)在张家湾建粮仓储藏漕粮,粮仓名为通济仓。通济仓可视为通州仓的备用粮库,当通州仓粮满后,通济仓开仓贮粮;通州仓缺粮时,则由通济仓放粮转运。随着通惠河日渐淤塞,至嘉靖六年(1527年)御史吴仲建言重修通惠河,才将河道改在通州城北的石坝与白河合流。

三个月建成张家湾城

明代张家湾的大事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张家湾建城。大学士徐阶曾作《张家湾城记》,详细叙述了建城的背景与过程。

嘉靖四十二年,蒙古骑兵再度攻入京城近郊,劫掠顺义、三河、密云等地,京师戒严。鉴于京城附近缺少攻守兼备的屯兵地点,次年春,顺天府尹刘畿开始修建张家湾城。建城所需木石来自营建宫殿的剩余材料及废弃的道路桥梁,建城费用由朝廷光禄寺支出。取材便捷、百姓支持,张家湾的建城仅历时三个月。

张家湾城周长约为3000米,城墙包砖,四周有瓮城,以潞河等为护城河。除城墙四门外,另辟便门一座,水关三处,并有常驻军队五百人。在徐阶看来,张家湾城的兴建俨然成为了京城的“犄角之助”。建城后,张家湾不再是单一功能的转运码头,来自江南、山东等处商人日渐聚集,商业日益昌盛。

张家湾城的繁华,得益于重要的地理位置。明代樊阜曾作诗“朝发燕山阳,暮宿湾河侧”,张家湾是出入北京的重要通道,也是旅人商贾的暂歇所在。明代张家湾的长店村设有大通关,时称“百货汇集”于此地。张家湾的商税数目已达税银二千余两,钱二千八百余贯,税额是京师最重要的崇文门税关的六分之一,可见商贸之盛。

明代在张家湾设置了多种机构,如巡检司、提举司、宣课司、盐场检校批验所等,管理着张家湾的治安、课税、漕运等。为满足城市建设,张家湾还设有料砖厂、花板石厂等。民户的聚集,也促进了城市设施的完善。明代张家湾城有广福寺、圆通寺、佑民观等建筑。因城四面邻水,张家湾城周桥梁遍布,最为有名的是张家湾城南的通运桥。在张家湾城南门外,逢单日便有菜市、猪市、草市、骡马市等集市,是通州除城关外规模最大的市集。

漕运沉船赔偿参照长江黄河

清代,张家湾仍是漕运体系的重要一环。清代帝王沿运河南巡时,御舟曾多次停泊在张家湾,皇帝由此舍舟登岸,进入通州城。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要求直隶总督李卫等查勘漕运河道。李卫等奏称自天津溯流而上,只有守卫河道的兵丁,却没有官员管理,治理河道难免有名无实。此后设置漕运通判一官,驻地为张家湾,专门管理河道疏浚工程。

张家湾的繁荣在清代前中期仍在延续。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江苏泗州的漕船在张家湾遭遇大风,船只损坏十二艘,粮米沉入运河中共有五千二百余石。朝廷表示因风灾造成的粮米损失可以参照漕船在长江、黄河等沉没的成例,免于赔偿。这从侧面反映了运河漕运规模之大。

随着商贸规模的扩大,甚至出现了银钱不够流通的情况,张家湾出现了私自铸钱的现象,所铸铜钱轮廓大小与朝廷认可的制钱相同,私铸铜钱甚至流进了北京城。掌控铸币权的朝廷得知后自然严厉打压。不过,促使张家湾从繁荣走向衰落却另有原因。

张家湾是漕运码头,运河的兴废对其有直接影响。明代对张家湾段河道的整治以疏浚上游河道为主。宣德七年(1432年),侍郎王佐认为张家湾西旧有浑河,应当疏浚补充运河水源,却被明宣宗以差役负担过重而制止。成化年间,鉴于元代开金口河失败的教训,朝廷将水源地改为西山泉源,又对大通桥至张家湾的六十余里河道集中整治,疏浚泉眼三处,增置水闸四座,漕运形势稍为缓解。但是所引泉水有限,河道狭窄容易淤塞。果然不出两年,河道再度壅涩如旧。此后正德二年(1507年)又曾疏浚河道,修闸十二座,建坝四十一处,然而效果有限。

北京第一个“亿元乡”

近代以来,张家湾屡受炮火洗礼。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沿运河向北京进犯,张家湾民众与清军一起英勇抗击英法联军,但因敌人炮火猛烈,被迫撤退。张家湾镇陷落后,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军与义和团在此共同抵抗八国联军,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在此殉国。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时,张家湾是北京郊区较早起义的乡镇,通州起义司令部设在张家湾城。

改革开放后,张家湾发展走在北京郊区乡镇发展前列。1985年,张家湾成为北京郊区第一个“亿元乡”。

水少沙多终被弃

漕运管理不仅包括河道维护,还有漕船费用支出。明代张家湾因是水陆转运码头,更易受漕船价格波动影响。弘治元年(1488年),御史上奏请求增加运粮漕船造价。因为物价上涨,明初制定的漕船价格已远低于实际造价,新造漕船超出的部分转嫁到漕运兵丁身上,兵丁们不得不变卖资产子女来筹钱应对。船至张家湾转陆运时,又多雇用车辆转运,使得本已负担沉重的漕运兵丁还要遭受车主的盘剥。御史请求朝廷增加造船费用,得到皇帝允准。自此之后,每艘经过张家湾的漕船均加银二十两。

清代对张家湾运河沿岸的河堤修缮多集中在春季,这是由于春季雨水未到,因而筑堤更有成效。乾隆十四年(1749年)署理直隶总督刘于义等奏称,在张家湾东南,从木厂至善人桥,共计五里有余的河堤被连年水灾冲塌,急需维修。清代对河堤的维护一般有加厚堤岸、修建闸坝等措施。次年四月,张家湾、通州河堤完工后,直隶河道总督高斌奏称河堤并无官员管理,请求将通州州判移驻张家湾专司河堤维护,得到乾隆帝同意。以管理体系来看,清代张家湾一带的漕运管理有了更为明确细致的分工。

乾隆帝重视畿辅河工,常常亲自查看河道。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在注意到凤河断流后,乾隆帝命直隶总督方观承派员逐段查看断流原因。经仔细查验后,方观承奏称断流原因在于张家湾段河道狭窄,河道曲折,容易淤塞。管河官员采取了深挖拓宽河道及裁弯取直等措施,得到了乾隆帝的嘉奖。

嘉庆十二年(1807年),张家湾处运河已是“到处流沙”,建设闸坝、维护河堤已全然无用。原本弯曲的河道因为迟滞了水流下泄,反而成为了积聚水源、转运漕船的地方。加之上游康家沟河水长期冲刷,嘉庆帝遂命官员疏浚张家湾河道,同时堵住康家沟来水,以保证漕运安全,同时要求整治河道务必在年内完工。不过,河道整治工程并不顺利,次年康家沟水势渐大,已经成为流量较大的河流,而张家湾“正河”却淤积成为滩地,且河底较康家沟高一丈有余。疏浚张家湾运河工程量已远大于利用康家沟水。群臣建议不如将漕船行康家沟,试行一年观察通行效果。

嘉庆十四年,漕运河道的抉择又发生了变化。七月,嘉庆帝指出康家沟本就不是运河的“正道”,虽然水流量大却难避免干旱之年无水可用,嘉庆帝要求河道仍行张家湾处。他的旨意却没有得到地方官的执行。经官员亲自测量,张家湾处河头淤积已相当严重,难以筑坝存水,疏浚河道耗费时日,但漕粮转运又不能耽搁,漕船只能继续在康家沟运行,“再为察看一年”。嘉庆帝拘泥河道走向的意志最终败给了张家湾日益淤积的现实。张家湾河段的小修小补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河身抬升、水少沙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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