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用了哪些计策（三国演义中的成败观）

三国演义用了哪些计策（三国演义中的成败观）总观《三国演义》关于三国英雄人物功业成败的描写，比较强调这些人物自身品质、才能、个性的条件，倾向于得人心、行仁政、重人才、有智谋、行忠义者成，反之则败。书中也注重功业成败的社会环境和机遇的交待，英雄人物功业的成败不仅与他们自身条件相关，也受机遇的影响，受时局和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功业成败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不同表现。忠义勇武的关羽，有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也有降曹操、败麦城的经历。虽有玉白竹节之操，但观其成败与其勇而无谋、傲而少智是颇有关涉的。贤相智圣的诸葛亮，身遇明主，惨淡经营，鞠躬尽瘁，全身心奉献于蜀汉刘备，功业初有所成，然终不能实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统一大业，不仅因为诸葛亮本人智力毕竟有限，更因蜀汉政治状况的恶化，以及三国竞争的过分激烈。他为刘备、刘禅经营的事业，并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他本人可为道德完人，而事业却未能最终成就，他自己最后劳累而卒。至于雄姿英发的周

编者按：

《三国演义》的成败论，具体体现在对英雄人物功业成败分析、战争原因揭示，以及对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汉朝和魏、蜀、吴兴亡的描写等方面。成败论的真谛在于，强调英雄人物自身品质、才能和个性条件的作用，汉末三国兴亡历史则是由政治演变、军事较量所决定的。注重法、术、势对功业成败和国家兴亡的关键作用。而有关天命论的解释，只是其成败论的一层神秘外衣。成败论的主导倾向是唯物的，具有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巨大的认识价值。

//编辑：韩添//

一部《三国演义》，可以视为封建时代汉末三国时期的政治史、军事战争史、外交斗争史，可以视为封建阶级英雄人物功业成败史。其间反映的封建政权的兴亡、战争的胜负、人物功业的成败，无不含有深刻的意蕴，促人扼腕，令人深思。

刘备在引兵攻取西川之前，曾与庞统有一番议论：

庞统进曰：“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 德问曰：“以公之意，当复何如？”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序’，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于是遂请孔明，同议起兵西行。（60回）

这次议论导致刘备作出了进取西川的战略决策，蜀汉立国的大业与这一决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次谈话把刘备的行政处事以宽、仁、忠、信为本的原则与谋士庞统的“天赐”之论、“权变”之说统一起来，解决了适应形势发展与坚持政治原则的关系问题，于是刘备顿开茅塞，决策进兵西川，成就了一番事业。刘备乘黄巾起义、群雄逐鹿之机，与关羽、张飞结为集团以谋大事，又标榜皇权帝胄的正统，与群雄角斗，争取主动。又以忠义为本，行仁厚爱民之政，延揽文武人才，顽强不屈，趁机发展，终得与魏、吴成鼎足之势。然此大业却因彝陵之战而伤损元气。彝陵之战刘备不仅有策略失误，更是战略失误。吴杀关羽，破坏了吴蜀联盟，但如果刘备不把结义兄弟的“小义”置于国家利益的“大义”之上，如果他能够听取群臣的谏阻，采纳群臣的正确意见，采取恰当的战略战术，局面当不至于如此。几十年功业伤损于一战之误，这沉痛的教训使刘备忧愤而死，以悲剧为结局。

忠义勇武的关羽，有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也有降曹操、败麦城的经历。虽有玉白竹节之操，但观其成败与其勇而无谋、傲而少智是颇有关涉的。贤相智圣的诸葛亮，身遇明主，惨淡经营，鞠躬尽瘁，全身心奉献于蜀汉刘备，功业初有所成，然终不能实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统一大业，不仅因为诸葛亮本人智力毕竟有限，更因蜀汉政治状况的恶化，以及三国竞争的过分激烈。他为刘备、刘禅经营的事业，并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他本人可为道德完人，而事业却未能最终成就，他自己最后劳累而卒。至于雄姿英发的周瑜因目光短浅、心胸窄狭而被气死。讨董卓、统帅关东军的袁绍，曾不可一世，然卒败在曹操手下等，《三国演义》都有颇为生动的描绘，他们功业成败的经验教训都沥沥在目，令读者深思。

总观《三国演义》关于三国英雄人物功业成败的描写，比较强调这些人物自身品质、才能、个性的条件，倾向于得人心、行仁政、重人才、有智谋、行忠义者成，反之则败。书中也注重功业成败的社会环境和机遇的交待，英雄人物功业的成败不仅与他们自身条件相关，也受机遇的影响，受时局和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功业成败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不同表现。

《三国演义》特别注意揭示战争胜负的原因。官渡之战，袁绍“不纳直言”，对谋士“言不听，计不从”；“外宽而内忌”，临战踌躇不决，加之“重敛于民”失去民心；致使贻误战机，失去主动，虽粮足兵众，仍以失败告终。而兵寡粮缺的曹操，却能纳荀彧之言，用许攸之计，劫烧袁绍粮草，乘机果断出击，设奇计，竟以7万众破袁绍百万兵。赤壁之战，曹操计点马步水军共83万，诈称百万，水陆并进，挥戈南下，势不可挡。但曹操却犯了“兵家之忌”，“久于南征”而未及“北土未平”的后患；“舍鞍马，仗舟揖”，忽略了“北军不熟水战”的弱点，失去作战的主动权，是扬短失长；加之“隆冬盛寒，马无藁草”，“中国士卒”“不服水土，多生疾病”，诸多兵家之忌注定了曹操“虽多必败”的结局。而蜀、吴一方，克服嫌隙，批驳了投降主张，统一了抗曹目标，形成了政治结盟。又上下一致，内外呼应，策略得当，因之战争态势发展逐渐有利于蜀、吴，而不利于曹，最终火烧战船，使曹操大败亏输，天下遂成鼎足之势。赤壁之战揭示了重大战役的胜负往往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等各种因素相互配合，制约和影响了战争的结局，甚至思想道德观念也在起影响，关羽义释曹操，即可见其一端。彝陵一战，刘备举兵东下，首先战略上破坏了蜀吴联合；次之不听劝阻，失去政治主动；再次之战术应用不当，于山林茂盛、近溪傍涧之地扎营，种种失误伏下祸根；而东吴则用人得当，起用陆逊，采用以逸待劳、据高守险之策，并抓住有利时机火烧连营，使刘备惨遭失败。彝陵之战，蜀吴相戕，又为魏提供了取吴的可乘之机。

《三国演义》对重大战争的描写往往铺排弘阔，前因后果及中间过程交待清楚，把战争描写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描写相结合，把战争描写与人物性格刻画相结合，使战争描写不仅有战史战例冷静的分析，而且具有英雄史诗高昂的格调。不仅显示了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而且，特别突出地显示了战争决策人员的战略战术运用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作者以严谨的笔法客观描写战争，又以军事家和历史家的眼光对战争胜负双方进行深刻的分析，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很有军事意义和历史价值。

《三国演义》集中描写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和结束的过程。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可从诸葛亮与刘备“定三分隆中决策”（38回）一席谈加以分析。

刘备虽有“伸大义于天下”的雄心壮志，但因“智术浅短”，终未取得主动，得遇诸葛亮，正是补足了自己的不足。诸葛亮虽隐居隆中，实则仍关心天下大势，得遇刘备，也遂了“思得明君”之愿。两人相合，恰似如鱼得水。诸葛亮对汉末的政治形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敌、我、友三方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作了精辟的论断，为刘备制定了据蜀、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又分析了刘备“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等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分析了荆州、益州的地利之便，为刘备规划了争取与曹、孙鼎足而立的发展蓝图和作战计划，故使刘备“顿开茅塞”。《三国演义》展示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过程与诸葛亮的预料完全一致。说明刘蜀集团事业的成功发展首先是依靠了对于汉末政治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发展蓝图和作战计划。诸葛亮在分析曹操、孙权、刘备三方各自的优势时，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决定功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他虽然建议“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而让刘备“占人和”，但在实际的分析中，他是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综合考虑的，把三者综合作为“成霸业”的基本条件。事实证明，刘备的成功也恰恰依赖于这三个条件。同样，曹操、孙权各自的发展，也都程度不同地依赖于这三个条件。

诸葛亮“定三分隆中决策”是为刘备“成霸业”出谋划策。当时形势的发展决定，诸葛亮还不能为刘备作出统一全国的战略设想。诸葛亮的“决策”，还只是“割据论”，而非“统一论”，这一战略构想还有明显的局限性，故在汉末大局中，刘蜀仅能取得一席立足之地，而且三国之中相比之下，刘蜀还处于偏弱的境况中。刘蜀的不能进一步发展是受到汉末各派政治对比发展形势制约的。加之刘蜀后期战略战术上屡次失误，而政治状况也日渐腐败，优势渐失，其失败的结局也就成为早晚之事了。

《三国演义》描写了汉朝和魏、蜀、吴三国灭亡的情形。汉朝的衰败和最终灭亡是政治腐败的结果。“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灵帝即位”，“中涓自此愈横”，因之“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导致了黄巾起义的爆发和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三国演义》虽有汉为正统的思想，但对汉末政治腐败的批评是尖锐的，客观揭示了汉朝败亡的原因。蜀汉的败亡，首先是因为刘备将兄弟“小义”置于国家利益“大义”之上，破坏了蜀、吴联合抗曹的战略方针，造成了彝陵战败，国力伤损；次则因为后主刘禅昏庸，“溺于酒色，信任中贵黄皓，不理国事，只图欢乐”，政治腐败；再次是诸葛亮、姜维屡次用兵，累欲征伐，不恤军士，造成国势衰危，所以魏军一到，后主刘禅即降，蜀国一触即溃。吴主孙皓也因荒淫残暴、政治腐败而失去民心，当司马炎的军队一到，孙皓便率臣投降。蜀、吴的败亡皆因内失于政，外败于军。魏是因魏主势弱，而臣势强大，被迫“禅位”而亡的。蜀后主刘禅、吴主孙皓、魏主曹奂都是暗弱的昏君，他们都没有其先人创业时的远大志向和奋斗精神，没有其先人的政治眼光和策略手段，因此，他们都败在新兴的政治势力的代表者司马炎的手下。司马炎是通过军事的和政治的手段，实现了统一全中国的目标的。

《三国演义》曾引后人诗云：“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以天命观对汉末三国的历史发展作了唯心的解释。但在书中实际的描写中，汉末三国兴亡历史则是由政治演变、军事较量所决定的。《三国演义》很重视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经验教训，但实际的描写则更注重法、术、势对功业成败、国家兴亡等的关键作用。这种客观的描写，才是《三国演义》成败论真谛之所在，而有关“天命”的解释只不过是其成败论的一层神秘的外衣而已。《三国演义》的成败论的主导倾向是唯物的，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而且具有艺术的真实，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