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福建籍巡抚（福建籍官员方言很重）
清朝福建籍巡抚（福建籍官员方言很重）只不过，由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教书先生同样存在发音不标准的情况，所以每个地方的考生通过科举入仕后，都带有一口浓厚的家乡音。如果是直隶、山东、河南这些省份，问题倒还不大，南方各省以及云贵地区，则存在较大的沟通障碍。理论上来讲，读书人自《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阶段开始，乃至进入《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这一阶段，每个字都有标准的读音。这一点与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标准发音是一样的。顺治时期以及康熙朝初期，旗人由于长期定居北京，说一口流利的官话已经不是问题，但有很多满员大臣尚不能书写汉文，所以这一时期，满洲、蒙古乃至汉军旗的大臣，通常上奏折都是满文奏折。汉大臣在书写汉文方面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汉臣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在口语方面不少人官员都带有浓厚的方言。尤其是广东、福建、广西以及偏远省份的官员，在奏对时存在障碍，但皇帝也不至于完全听不懂。换言之，清代的官员不管来自哪个省份，他们都是会讲
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所谓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直到新中国成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通话，这一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古代时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那么皇帝与官员之间又是如何交流的，他们之间会不会存在沟通障碍？御史对其他朝代的研究不深，所以不便发表评论，但对清代的情况还是略知一二的。下面就以清代为例，来了解一下当时皇帝与大臣以及官民之间是如何沟通的。
大臣与皇帝之间的交流满洲贵族发源于长白山，努尔哈赤初期，别说是汉语就是女真话每个部落的发音也不一样。统一女真各部后，才开始创立满文，到了皇太极继位时，满文的推广卓有成效，并成为官方的文字。
天聪、崇德时期，一大批汉人降清，满汉交流逐步加深，不少贵族子弟开始学习汉语，至于一般的八旗子弟中很少有人能熟练掌握汉语。顺治元年定都北京后，满汉文化融合，在明朝官话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满文的基因，这就形成了清代的官话。所谓的“官话”，其实已经和现在的普通话十分接近。
顺治时期以及康熙朝初期，旗人由于长期定居北京，说一口流利的官话已经不是问题，但有很多满员大臣尚不能书写汉文，所以这一时期，满洲、蒙古乃至汉军旗的大臣，通常上奏折都是满文奏折。
汉大臣在书写汉文方面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汉臣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在口语方面不少人官员都带有浓厚的方言。尤其是广东、福建、广西以及偏远省份的官员，在奏对时存在障碍，但皇帝也不至于完全听不懂。
换言之，清代的官员不管来自哪个省份，他们都是会讲官话的。这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这条路入仕，自接受启蒙教育那天开始，其实他们就一直在学习官话。所以自宋代开始就有“四方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的说法。意思就是读书人讲的话就是正音。
理论上来讲，读书人自《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阶段开始，乃至进入《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这一阶段，每个字都有标准的读音。这一点与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标准发音是一样的。
只不过，由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教书先生同样存在发音不标准的情况，所以每个地方的考生通过科举入仕后，都带有一口浓厚的家乡音。如果是直隶、山东、河南这些省份，问题倒还不大，南方各省以及云贵地区，则存在较大的沟通障碍。
官员发音不标准的这一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方言这个东西是很难彻底去除的。但是在朝为官者，由于环境的影响，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观，与皇帝沟通基本问题不大。
尽管如此，清代皇帝每次召见大臣时，往往还会配上一个翻译官，通常是由身边的侍卫担任。比如慈禧太后掌权时，召见军机大臣，身边都有翻译官随时待命。
最让皇帝头疼的广东、福建籍官员前面提到，皇帝与官员之间交流基本上都是能听懂的，唯独广东、福建这两个省份的官员让皇帝很头疼。我们都知道，这两个省份就是现在，也是方言口音最重的，很多话依然听不明白。
根据清宫文献的记载，康熙、雍正在召见广东、福建官员时必配翻译。配翻译本来也不稀奇，但是清代的皇帝皇权高度集中，凡军政大事从不假手于人，君臣之间最重保密，所以有个翻译在中间，既瞎耽误工夫，还不利于保密。
雍正皇帝最终还是忍不住了，他于雍正六年下了一道圣旨，说：“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雍正这是要从娃娃抓起，从根子上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从此以后，两省地方官员狠抓官话普及工作，读书人更是不敢马虎，因为不能熟悉掌握官话，连乡试的考场都进不去，何来功名之说呢？
雍正到底还是个务实的皇帝，在颁布圣旨的时候，也令两省官员在地方设立“正音书院”，“正”即矫正的意思，以训练读书人掌握官话。雍正还不放心，特地让当地的驻防八旗当老师，因为他们的人发音最标准。
正音书院的推广，还是很有成效的。自乾隆朝以后，广东、福建籍官员的官话水平显著提高，皇帝单独召见时也就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了。
在很多清代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见到知县老爷在审案的时候，百姓跪在堂下接受问询并进行申辩。这种情况基本和历史真相应该是有不小的出入的。
清代的地方官有严格的回避制度，不允许官员在籍贯地、寄居地任职，一律要实行地域回避。而且地域回避一般都是五百里起步，甚至更远。清代不像明初那样严格实行“南人官北，北人官南”，但跨省任职也是常态。
和读书人不一样，普通百姓根本不懂官话，知县与百姓之间的交流就必须要依靠衙门中书吏的翻译，当然方言与官话接近的省份除外。
知县不能直接与百姓交流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诉讼审案，涉及的方面很广。由于不是直接沟通，便给衙门中充当翻译的书吏有可趁之机。百姓的意愿如果要不折不扣地反映给知县老爷，只有花钱找人以文字的形式上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