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朝代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历史的尘埃夏朝时期的农业）

各朝代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历史的尘埃夏朝时期的农业）夏代的农业生产比过去有了大的发展，《史记。夏本纪》说禹在治水的同时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氵一丝土）。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这说明禹在治水的过程之中推广了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夏代农业生产已能提供余粮造酒，《世本》载夏代杜康造酒，少康作林酒。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酒器有陶制的觚、爵、罂（lei）和青铜爵等酒器，说明夏代确已有酒。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证明，夏代豫西、晋南、陕西等地的农作物主要仍是粟、黍。另外，麻、菽（大豆）也已出现，《史记。周本纪》载，尧时作农师的周祖后稷小时好种树麻、菽（大豆），麻菽美。麻是食用、油用和作纤维用的植物，仰韶文化陶器底部常发现的布纹，被认为是大麻布，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和浙山吴兴钱山漾良堵文化遗址等地都出土有麻织物，说明早在夏代以前麻已出现。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菽（大豆）就已出现。水稻在新石器时代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已普遍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史记。夏本纪》注引《集解》等书说，夏代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471年。《汉书。律历志》引《帝系》说，夏代历432年。大约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共450年左右。

夏朝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河南西部颖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及山西晋南地区。这一地区夏代的文化遗址，有豫西偃师二里头文化与晋南夏县东下冯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在河南、山西南部陕西发现的达100余处。其中，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现的数十处，晋南地区以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也有30余处。与夏代文化遗址同时存在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址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地区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吴、越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等。

夏代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数量较多的石`，石刀等收割工具。庄稼以「畎（音「犬」quanˇ）亩法」进行种植，就是在两垄之间留一条沟，庄稼种于垄上。夏代的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产量迅速提高，饮酒之风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手工业的发展，在夏朝时金属器皿已经出现。

货币的产生传说产生与夏朝，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称为「三品」。此说法恐不可信。就现有数据来看，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为贝币，它萌发于原始社会末期，盛于商代。

农业

在夏代，农业文明有较大的发展。《论语·泰伯》载禹尽力乎沟洫，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其实水利技术的应用是黄河流域人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慢慢积累开发出来的，并非大禹一人所为。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酿造酒，夏后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原文化中的龙山文化就有了酿酒的习惯，到了生产力更强的夏代，酿好酒、饮好酒变成了一种权力和财力的象征。古文献中记载到的杜康造酒、仪狄作酒、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等传说都可以佐证酒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夏商西周时期的酒均为度数不高的粮食酒，并不浓烈。《礼记·玉藻》中记载古人饮酒饮三爵后依然肃静脑明。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可能是在夏代编成的。畜牧业有一定发展，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在甘战败后，被贬为牧奴从事畜牧工作。三代庶民的主食是由各类谷物做成的粥饭。将黍、粟、稷、稻煮成稀粥、浓粥食用，社会上层则多食干饭，偶食青菜。只有在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时才宰牲，礼肉置于鼎内在地下储藏。在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都有发现黍壳、稻壳的遗存。

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证明，夏代豫西、晋南、陕西等地的农作物主要仍是粟、黍。另外，麻、菽（大豆）也已出现，《史记。周本纪》载，尧时作农师的周祖后稷小时好种树麻、菽（大豆），麻菽美。麻是食用、油用和作纤维用的植物，仰韶文化陶器底部常发现的布纹，被认为是大麻布，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和浙山吴兴钱山漾良堵文化遗址等地都出土有麻织物，说明早在夏代以前麻已出现。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菽（大豆）就已出现。水稻在新石器时代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已普遍种植，一般有籼稻（早熟无粘性的稻子）和粳稻（粘性强的稻子）两种。从二里头文化遗址看，当时的农具主要是石器，如石铲、石镰，以及蚌铲、骨铲、蚌镰和木制耒、耜等。

夏代的农业生产比过去有了大的发展，《史记。夏本纪》说禹在治水的同时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氵一丝土）。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这说明禹在治水的过程之中推广了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夏代农业生产已能提供余粮造酒，《世本》载夏代杜康造酒，少康作林酒。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酒器有陶制的觚、爵、罂（lei）和青铜爵等酒器，说明夏代确已有酒。

夏代已有农田的排灌沟渠，《论语。泰伯》载孔子的话说禹尽力乎沟洫。《史记。夏本纪》则说禹浚吠（quan）浍（kuai）致之川，《集解》注引郑玄说吠浍，田间沟也。这就是说禹疏浚田间吠浍使之达于河流。这里就有排与灌两方面的问题。

夏代人们在农业活动中对物候（生物、非生物对节气、气候变化的反应）的应用，比以往也有较大的进步。我国对物候的观察、应用是很早的，《左传》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载稍后于黄帝的少（白皋）（少昊）以鸟名官让玄鸟（家燕）氏司（掌管）春分、秋分等时节的变化，这与玄鸟春来秋去习性正相吻合。少看白皋以鸟名官的传说反映出我国原始社会已用物候来区分节气了。原始社会中以物候指时的经验留传于后世，并有所发展，西周至春秋时杞国使用的《夏小正》，讲到物候的有60条，其中属动物物候的37条、植物物候的18条、非生物物候的15条，不但每个月都有物候指时，而且一个月中有几个物候来指时。这说明那时积累的物候知识已相当丰富。

夏代可能颁布过历法，相传夏禹时曾颁夏时于邦国，孔子曾说吾得夏时焉。传世的我国最早的历书--《夏小正》，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夏代的历书，保留着夏历的基本面貌。《夏小正》一年12个月都有明确区分，每个月中都有一定的农事活动，对一年12个月的农事活动已有全面安排。这说明，《夏小正》这部中国最早的历法一出现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夏小正》对一年12个月的农事已有全面安排，颇似后世《月令》。如《夏小正》载每年正月中年初要视察田器（初岁祭耒），准备农具（农纬厥耒），准备春耕（农率均田）；二月要在黍田春耕[往耨（you）黍蝉]；三月要为麦祈实（祈麦实）；五月要种黍、菽、糜；七月粟熟（粟零）；九月种麦（树麦），准备冬衣（王始裘）等。值得注意的是《夏小正》中除了农业之外，还有家畜饲养、其他副业的安排，如正月有孵小鸡（鸡桴粥）、菜园见韭菜，二月有饲养小羊（初俊羔）、采白蒿（采蘩），三月有整理桑树枝条（摄桑）、养蚕（妾子始蚕），十一月有狩猎，十二月有捕鱼等活动的记载。总之，《夏小正》是一部以安排农事活动为主的中国最早的历法，其中一些内容是夏代从事农业活动的反映，因此在探讨夏代农业活动时对此应予以重视。《夏小正》的出现，正是夏代农业经济显著发展的重要表现。

夏代在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他地区农业经济也在发展之中，如分布在黄河上流及其支流渭河、湟水流域，时间上大约与夏同时的齐家文化就是如此，齐家文化因1924年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主要遗址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等350多处。齐家文化的经济生活也以农业为主，部落、氏族居民过着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主要农作物是粟，大何庄遗址出土的陶罐中就发现了粟。生产工具为石器、骨角器，挖土工具为石铲、骨铲，有的石铲用硬度强的玉石作成。收割谷物多用磨光穿孔的石刀、石镰。加工谷物用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家畜饲养以猪为主，还有羊、狗、牛、马等，据皇娘娘台、大何庄、秦魏家三处遗址统计，即发现猪的下颚骨800多件，说明养猪在经济生活中有重要作用。

夏朝的北方，约在今内蒙赤峰一带、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分布着一种首先发现于内蒙赤峰夏家店村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碳14测定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前1600年左右，恰在夏王朝统治时期与商朝早期。考古资料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部族先民以农业生产为主，过着定居生活。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有打制石锄、磨制石铲、磨制石刀，谷物加工有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

长江中游、汉水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约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夏代前期，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进入了石家河文化阶段。石家河文化曾一度被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主要遗址有湖北郧县青龙泉、房县七县河、天门石家河等，因后者更具代表性，故称之为石家河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400年前后，晚期已进入夏代。这一文化据说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苗蛮集团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先民在农业方面以生产水稻为主，在遗址中发现大片红烧土夹着大量稻壳和茎叶就是明证。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有长方形无孔石铲、打制双肩石锄、长方形带孔石刀、蚌镰等。家畜饲养业也在向前发展，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发现了猪、狗、羊、鹿的遗骨。各地发现的动物遗骨以猪骨为最多，在墓葬中大量随葬，说明以家畜为私有财产的现象在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