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为什么失去皇位(恭亲王曾与皇位擦肩而过)
恭亲王为什么失去皇位(恭亲王曾与皇位擦肩而过)之后,他选定了昌平麻峪村东北的翠华山麓为自己的“万年吉壤”之地。奕訢在世时,先是选中了北京戒台寺下方的古刹-西峰寺为墓地,并修建了地宫,地宫旁还有一棵宋代“银杏王”。后来,奕訢想起七弟奕譞陵的一棵古银杏被慈禧砍掉一事,遂决定放弃此处。奕䜣,是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六弟,也是晚清最后两个铁帽子王之一。他曾发动“辛酉政变”主政中国,因为思想开明又经常和洋人打交道,因此被送外号“鬼子六”。1898年病逝后,亦訢就葬在麻峪村。这座石牌楼是曾经规模宏大的陵墓中,被唯一保存下来的地上建筑。
在北京昌平崔村镇的麻峪村,有一座孤零零的石牌坊立在农田中。2012年的一天,有几个陌生人突然来到这里,他们攀上牌坊,开始动手给石牌坊顶上的四个石狮子缠绷带,准备拆下来运走。
这些人的行为引起了村民的警惕,于是上前盘问。这几个人拿出几张证明材料,说自己是文物局的,要把这些文物运走保护。
牌坊顶部的石狮子
但这伙人的行迹实在太可疑,村民们还是报了警。警察一来,伪装马上被戳穿,原来这些人是文物贩子,此行的目的是要盗取这四座石狮,所谓的“证明材料”也全系伪造。
文物贩子们归案后,昌平区文物保护部门马上在石牌坊附近安装了多处监控,以防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那么,农田里为什么会有一座估孤零零的石牌楼呢?
原来,这里曾经埋葬着一位差点当上皇帝的铁帽子王——恭亲王奕䜣。
奕䜣,是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六弟,也是晚清最后两个铁帽子王之一。
他曾发动“辛酉政变”主政中国,因为思想开明又经常和洋人打交道,因此被送外号“鬼子六”。
1898年病逝后,亦訢就葬在麻峪村。这座石牌楼是曾经规模宏大的陵墓中,被唯一保存下来的地上建筑。
奕訢在世时,先是选中了北京戒台寺下方的古刹-西峰寺为墓地,并修建了地宫,地宫旁还有一棵宋代“银杏王”。后来,奕訢想起七弟奕譞陵的一棵古银杏被慈禧砍掉一事,遂决定放弃此处。
之后,他选定了昌平麻峪村东北的翠华山麓为自己的“万年吉壤”之地。
从奕䜣生前的地位来看,他的墓规格绝对不会低。虽然陵墓如今已无存,但在《清代王爷坟》一书中,仍有清晰的记载。
“东边与履郡王的四爷坟地搭界,南边至大道,西边是大沟,北边为翠华山,占地十几顷。坟地风水取得较远,东青龙,山上有龙泉寺,西白虎(峪),背靠翠华山,南有影壁——大汤山。
坟地最南边有三间四柱石牌坊一座。北行有石券桥一座,下有文河,原计划将龙泉寺的泉水引下来,未果,实际是旱河,雨季时东边由太平峪来水。
过石桥为碑楼一座,内立光绪谕祭碑一方。碑楼后边有东西茶饭房,再前行有石狮子一对,挨着宫门三间,旁边有红墙开有东西角门。
东西墙与两边水沟相距十四丈六尺。进宫门有享殿五间,享殿后月台上有宝顶一座,除正坟葬有奕䜣和嫡福晋瓜尔佳氏外,其余两座为大、二侧福晋墓。后罗圈墙到山脚九十丈四尺。山后盖造花厅一所。”
《清代王爷坟》中记载的陵寝大致占地面积
由此可见,恭亲王墓落成后的规模是相当宏大的。
围绕恭亲王墓,还建有福晋、三子载濬、四子载潢,以及几个女儿的坟墓。遗憾的是,清亡以后,这些坟墓陆续都遭到了破坏。
按照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优待清室条例》,清廷宗庙陵寝应当永受政府保护。但随着时局日渐动荡,民国政府对于清代各处陵寝的保护力度不断下降。
1920年代,北京周边的盗墓风潮已日渐猖獗。1922年,《京报》就曾哀叹,因为“生计困难”竟然“盗墓案也出来了”。
1926和1927年,《益世报》相继报道北京东郊、西郊出现盗墓案,墓主为官宦人家,陪葬品如宝石小手串、鼻烟壶、朝珠等均被匪徒盗走。
1928年,军阀孙殿英以演习为名,盗掘了清东陵中的乾隆、慈禧陵寝,震惊中外。
东陵盗墓案发生后,溥仪身着孝服并派宗室成员前往东陵处理善后事宜,同时也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对孙殿英等人予以严惩。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东陵被盗事件采取了消极处置的态度,使北京周边的盗墓风潮愈演愈烈,其中,为数众多的清代王爷坟成为盗墓者觊觎的重点目标。
这些盗墓贼中,有平民、土匪,更有军人和民团。比如东北军于学忠部就把庄亲王家族墓劫掠一空。
1930年,《新天津》报道,位于北京房山的镇国公载泽墓被盗,“所有珠宝尽失”。随后县警在长辛店一带抓获外号“大锤子”的石匠郭某,此人正是盗墓贼。
郭某供称,他曾负责修建载泽墓,在修建过程中产生了盗墓的念头,因此就在陵墓宝顶石槽后留下一孔,以备日后盗墓。后来他因生计困难,就与他人一起盗掘了载泽墓,并将墓中所得珠宝平分。
当时,《申报》《益世报》等报刊频频使用“大规模之盗墓”“盗墓匪势甚猖獗”“盗墓案,层出不穷”等词语形容北京地区的盗墓现象。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华北一带多古代帝王陵寝,年来盗墓之风日甚”的情况,委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拟定盗墓人犯加重处刑办法。北京地区的警察局也不断对盗墓贼进行抓捕。
1936年《华北日报》报道称,“更有三名盗墓贼被枪决”。不过,这些举措并未能有效遏制北京地区的盗墓风潮,盗墓之风愈演愈烈。
率先盗掘奕䜣墓地的人,是住在附近大辛峰村的侯显文。他在1932年率领当地自卫团200多人,公然进行大规模盗掘。据说,侯显文盗坟前曾威胁麻峪村的看坟住户,“谁出家门就打死谁。”
1935年7月19日的《申报》,曾报道过此事。说恭亲王奕訢墓被二百余人盗掘,墓中贵重财物被劫掠一空,据传还有一颗慈禧赠予奕訢的大珍珠。
麻峪村有一位80岁的杨老先生,祖上就是为恭亲王守陵的。据他回忆,恭亲王墓被挖开以后,可见墓室有三丈多深,里面还有一条10米宽的暗河,河上有一条小船,要乘小船才能到达对岸的棺床。
陵墓被盗掘后,值钱的珠宝被哄抢自不在话下,就连墓里的衣服也都被人捡走,因为有人说衣服是用金丝缝的,用火就能化出金子来。
恭亲王的尸骨也被四处乱丢,后来被村里的老人就地掩埋了。也有村民想到昌平县去报案,结果被侯显文的爪牙在半路抓住,没少挨打。
经历这次洗劫之后,奕䜣的墓地又先后被盗过三四次。面对如此猖獗的盗挖,京城里恭王的后人也无力看护,既然陵寝已经被盗,他们也只好把地面阳宅拆卖、再把陵墓中的树木全部砍伐,七尺一截用车拉走,卖给了木器厂。
到1945年,奕䜣墓中仅存的享殿等建筑也陆续被拆除。据说,当时各村村民都来拆砖卸料,到解放前夕,几乎所有地面建筑都已经荡然无存。
50年代,为了修建十三陵水库,奕䜣墓残存的石料以及两个大狮子也被运走了,坟也基本成为平地。当时原本是想把石牌坊也一起运走的,后来因为没有大型吊车,这才作罢。
如今,规模宏大的恭亲王墓仅存这一座孤零零的石牌坊,在庄稼地里诉说墓主人曾经的显赫声名。
说到这座石牌坊,也是件稀罕物。
它是京郊各亲王坟中唯一的一座汉白玉牌坊,坐北朝南,四柱三间三楼,高13米,宽16米。据说是慈禧破例为恭王陵所建,所用石料为淡青色艾叶青,又名蝴蝶玉。
中间门东柱上书“兰砌常绕和顺气”,西柱书“芝楣永护吉祥云”,中门上方横书“履祥锡祜”。原字涂有绿漆,现在绿漆早已脱落,但刻字仍旧十分清晰。
童年奕䜣的画像
奕䜣死后之所以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除了位高权重,还与他的出身有关。
1850年,奕䜣的父亲,69岁的道光帝驾崩。在他留下的遗诏中,写着两句话:第一句:“皇六子亦訢封为亲王”。第二句:“四子亦詝立为皇太子”。
在一份传位御书里同时写下两个人的名字,这在清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可见道光帝在立储一事上的犹豫。虽然他最终选择了更为持重的亦詝,却在传位御书中特意将奕䜣封为“亲王”,似有补偿之意。
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道光“立储不察”,选错了接班人。这是因为,咸丰帝亦詝在位十年一事无成,不但引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还放纵慈禧介入最高权力,贻害百年。
而在咸丰死后,他的六弟奕䜣出面收拾残局,竟然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局面,二人的执政能力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三月初春,我来到麻峪村,实地探访了恭亲王奕䜣的陵寝故地。此行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历史的无常与悲凉。
当天按照导航指引,很顺利就来到了昌平麻峪村。这里看上去普通而平庸,一副典型的京郊村落模样。进村没多远,我就远远望见了石牌坊。
麻峪村
北京市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高13米的汉白玉牌坊,无声地伫立在村外一处农田里,显得孤单而落寞。
在牌楼下有一块文保石碑,正面写着:“北京市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恭亲王墓-2004年立”,背面则是寥寥几笔简介。
环顾四周,虽然附近都是农田,但可以看到有好几个摄像头,看来安保工作还是到位的。
近处有几个村民在干活,我向他们打听原来陵寝地宫和金水河的位置,村民表示他们也不十分清楚,只是大概指了一个方向给我。
临走有个大姐好奇地问:“你是对这些感兴趣,是吗?”我点点头笑笑,大姐也冲我笑笑,指了指远处说:大概就在那边儿,你自己找找去吧。
由于资料中记载,石牌坊位于陵寝的最南边,因此我就从这里出发,一直向北慢慢探访。一路不走道路,而是按照正北方向横穿农田和果树,边走边看。
终于在一个农民的菜地里,发现了一座石条砌成的小桥,从位置上看,倒也符合原来“有石券桥一座,下有文河”的记载,但感觉过于窄小,应该并非主桥,更像是这条旱河上的的一座便桥。
等我绕到这座桥对称的另一边,竟然又发现一座小桥,位置正好和石牌坊形成等边三角形,这也许是“文河”和河上“金水桥”的残留。
这时,距离石牌坊已有约一公里的距离,已经进了村。村里人不多,初春的天气还很寒冷,只偶尔能碰到骑着电三轮的村民。
在一处小巷外,又碰到一位大姐,向她打听地宫的位置,这次她很清晰地指给我:就在前边路口向北拐,正在盖的水泥房子后边儿。然后又补充一句:没东西可看,脏着呢。
顺着她指的方向,拐了几个弯后,赫然入眼的是一个在农舍院墙裹挟下的大坑,其中堆满了垃圾,这里就是恭亲王亦訢墓的地宫原址。
这就是奕䜣为自己千挑万选的“万年吉壌”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如此景象仍然令人非常意外,我很难将在中国近代史上留有浓浓一笔的“忠恭亲王”奕䜣与眼前的景象联系起来,一时竟有些恍惚。
在晚清历史中,凡是内政、外交大事,几乎都与“恭亲王”奕訢有关。奕䜣的一生,从一位文武双全的青年,到从容威严的外交家,再到唯唯诺诺的垂暮老人,经历了六次大起大落。
从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到督办英法两国和议;从辛酉政变到筹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先后辅佐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皇帝。
在最高权力机构效力的日子里,他成为洋务运动首领,没有他在中央的支持,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料难办成。
亦訢为中国近代工业和教育的进步都做出过贡献,也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
每当国家阴云密布,亦訢就受到信任并被启用,一旦雨过天晴,他就遭到贬斥和冷落。虽然不辞辛劳,但这位恭亲王也只能在慈禧的权术下委曲求全,难怪他晚年会以“卧龙松”自比。
晚年奕䜣
1912年,亦訢离世不到十五年,时间已经进入民国。这年,奕䜣的孙子“小恭王”溥伟,将家中的几十件宝物,以36万大洋的低价卖给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天真的小恭王试图以此结交日本权贵,换得他们对自己“复辟”的支持,也从此开启了变卖祖产之路。
此后,恭王府和鉴园又相继被溥伟抵押。一心想要“复辟”的末代恭亲王,多次在伪满洲皇帝溥仪面前说:“有我溥伟在,大清不会亡”。
然而直到1936年,小恭王也始终没能达成复辟的心愿,在贫病交加中死在东北一个小旅馆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