傀儡皇帝溥仪的憋屈事儿（傀儡皇帝溥仪的憋屈事儿）

傀儡皇帝溥仪的憋屈事儿（傀儡皇帝溥仪的憋屈事儿）王庆祥认为，“溥仪身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连选择谁当伪总理的任命权都没有，显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傀儡！”据王庆祥讲述，1935年5月日本众议院代表团访问“满洲国”，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应询发表意见说：“日本扶助满洲国，有如子女，太溺爱了。如今‘满洲国’独立三年了，也应该让它学着走两步了。”这话传到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那里，他认为郑孝胥有“抗逆情绪”，便向溥仪说“郑总理倦勤思退，可让他养老，另换一位总理大臣”。溥仪也早想换掉郑氏，于是向南次郎推荐“民政部大臣”臧式毅继任 却被南次郎拒绝，说“另有人选”。郑孝胥被迫辞职，在上辞职“奏折”时，还附上了一份“内阁”改组名单，举荐“间岛”省长蔡运升为继任“总理”，可是关东军司令官提出继任“总理”是“军政大臣”张景惠，溥仪只有依从。1935年5月21日郑孝胥辞职照准，张景惠于22日继任伪总理兼“协和会长”。溥仪的父亲载沣溥仪只好派人向关东军司令部道歉和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今天的长春“道台府展览馆”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本想借助日本势力复辟的溥仪事与愿违地陷入了憋屈不断的泥潭中，在背叛祖国、违背祖制的道路上越跑越远！

憋屈一：“爹来了”竟引发外交冲突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溥仪虽继承的是光绪的帝位，实际上却是光绪同父异母兄弟载沣的儿子。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介绍，1934年7月，溥仪由“执政”登基为“满洲国皇帝”之后不久，父亲载沣和弟妹等人从北平来到长春看他，溥仪为了隆重迎接，派出“宫内府”的护军，由佟济熙率领，到长春火车站列队欢迎（那时的长春站也叫“日本站”，属“满铁”的范围）。

第二天，关东军司令部派人以“日本大使馆”名义向溥仪提出抗议说：“铁路两侧的范围，是‘满铁’的附属地，除日军外任何武装不准进入，要保证今后再不得发生同类事件。”

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的父亲载沣

溥仪只好派人向关东军司令部道歉和做了保证。“在当时的情况下，‘满铁’和伪满洲国是两个独立的主体，溥仪带兵进入满铁附属地就表示他带兵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了。”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对此点评到，“关东军拿‘皇帝’开刀，目的是为了表明满铁附属地的神圣不可侵犯，也是在警告溥仪——你已经是伪满洲国的君主了，要注意与过去划开界线。”

憋屈二：“金口玉言”的威力不再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每一言每一行都会被史官记录在档案里，而且还具有无比强大的威力。身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清朝末年也曾享有过这样的“尊荣”。然而，在伪满洲国想一切都重温旧梦的“康德皇帝”却再也没有机会修炼“金口玉言”的功力了。这一点，从他无权选任“国务总理”这件头等大事上看，尤有代表性。

据王庆祥讲述，1935年5月日本众议院代表团访问“满洲国”，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应询发表意见说：“日本扶助满洲国，有如子女，太溺爱了。如今‘满洲国’独立三年了，也应该让它学着走两步了。”这话传到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那里，他认为郑孝胥有“抗逆情绪”，便向溥仪说“郑总理倦勤思退，可让他养老，另换一位总理大臣”。溥仪也早想换掉郑氏，于是向南次郎推荐“民政部大臣”臧式毅继任 却被南次郎拒绝，说“另有人选”。郑孝胥被迫辞职，在上辞职“奏折”时，还附上了一份“内阁”改组名单，举荐“间岛”省长蔡运升为继任“总理”，可是关东军司令官提出继任“总理”是“军政大臣”张景惠，溥仪只有依从。1935年5月21日郑孝胥辞职照准，张景惠于22日继任伪总理兼“协和会长”。

王庆祥认为，“溥仪身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连选择谁当伪总理的任命权都没有，显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傀儡！”

憋屈三：“帝室御用挂”事事替溥仪做主

翻阅伪满洲国厚重的史料，人们不难发现，溥仪在伪满洲国的一切行动都是受到非常严密的监视。这种状况，从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溥仪做“执政”时，关东军在溥仪身边设“侍从武官”，由日本人石丸志都麿担任，后来代之以“帝室御用挂”（依照日本皇室制度而来，为“内廷行走”或“皇室秘书”之意）。

“帝室御用挂”，这是一个特别的官职，他是关东军的军代表，是监视、控制、指挥溥仪的人。“御用挂”是日语名词，御用是“事情”的敬语，指皇帝的事情，“挂”是从事办理的意思。伪满“帝室御用挂”为日本人吉冈安直，日本鹿儿岛人，曾任鹿儿岛日军联队大队长，日军驻天津司令部参谋，日本士官学校战史教官等职。由于他与溥仪之弟溥杰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有所接近，便被物色派到溥仪的身边。他有两种身份：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和“满洲国”的“帝室御用挂”。从1935年到任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整整10年，其职位也由陆军中佐升至陆军中将。

吉冈安直对溥仪如影随形，溥仪不但无法摆脱他，而且唯命是从。据溥仪自述“:吉冈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于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前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伪满皇宫博物院内溥仪与吉冈安直交流的蜡像

伪满的“宫内府”设有日本宪兵室，所有进出于“宫内府”的人，都逃不过日本宪兵的监视。而且“宫内府”自次长以下的日本官员都是吉冈的耳目，溥仪的一切行动受到吉冈的限制，1937年“七·七”事变后，限制更为严格。如溥仪所有会见之人，都必须列出名单，由关东军军部核准之后才能会见。会客时，除近亲族人准许谈话之外 其余人等只许可行礼，不准谈话。会客时必须由“帝室御用挂”在旁“侍应”，所有溥仪从外面来往的信件，都须经“宫内府”的日本官员先行检查，再经吉冈核定可以转达的才能送至溥仪手中。

王庆祥认为，“‘帝室御用挂’是在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执行监管溥仪的任务，使得溥仪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

憋屈四：自尊在“认贼为父”中瓦解

自尊，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无需多言。自尊，对于一个“皇帝”而言，更是贵不可言。然而，在那个暗淡的14年中，溥仪的自尊却得不到任何保障，相反在一件件大事小情中不断瓦解。

日本人首先从对溥仪人身自由加以限定开始，不断伤害溥仪自尊。溥仪当了“执政”不久，关东军司令部即以“保护安全”为由，限制溥仪的行动。日本宪兵队和执政府警备队的汽车一步不离地跟踪他，有一次溥仪自作主张出门游玩，执政府顾问上角利一就明确地告诫他说：“为了皇帝的安全和尊严，今后再不要私自外出。”从那以后，除了关东军安排之外，溥仪再没有出过一次大门。

王庆祥认为，1936年春天发生的“凌升事件”是关东军镇压“满洲国”要员最露骨的一例，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原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的顾问，又为伪满洲国成立前“旅顺请愿代表”之一，是“满洲国建国元勋”。溥仪深信他的忠诚，乃将四妹许配给他的儿子。其时，担任“兴安北省省长”的凌升，赴“新京”出席省长联席会议，在会上发言说他：“在兴安省‘有职无权’，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不料一言获罪，立遭逮捕，并被扣以“反满抗日通苏”罪名，由军法审判，当年4月19日处以斩首极刑（同案处死的还有3人），还要对溥仪说“杀一儆百是必要的”。溥仪以帝王之尊，却不能挽救亲家一命，又必须听命于关东军，立即解除了四妹与凌升之子的婚约。

憋屈五：身边的“护卫队”也保不住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能征善战的皇帝，溥仪的祖先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玄烨）也都是马上皇帝。“力图借助日本势力匡复祖业的溥仪何尝不知道军队的重要性呢？他把溥杰等亲属安排在军校学习，也有着建立自己军队的打算。”王庆祥表示“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这个现实却成了溥仪难以实现的梦想。”

溥仪为了保护自己，自从当了“执政”之后，即以由天津带来的10余名保镖为基础，又从北京的皇族、满族和内蒙古王公子弟中，挑选200多人，编成3个队，称为“护军”，由曾给蒙古王公凌升担任过翻译的郭文林统领。这支不属于伪满禁卫军系统的“帝室护军”，乃是溥仪私人出钱所养的武装，训练有素，后来由“宫内府”警卫处长佟济熙指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6月27日（星期天），有一部分护军到“大同公园”游玩，因租借游艇，被关东军穿便衣的军人“找碴”，于是大打出手，日军不敌，便放出军犬咬人，军犬又被护军踢死（因护军练有中国功夫）。等到那些护军冲出重围，逃回队里不久，日本宪兵随后追到，声言要交出闹事的护军。“警务处长”除立即把打架的人送交日本宪兵队外，还央请“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向关东军司令部说情，结果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提出了四项条件：撤换护军领导人；“警务处长”佟济熙须向受伤之关东军（宪兵）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这些人被送入日本宪兵队，便被扣上“反满抗日”罪名，受到灌水逼供和脱衣服操练，加以侮辱）；保证以后永远不发生同类事件。

溥仪全部答应，还将“警务处长”佟济熙革职，改由日本人长尾吉五郎接任，又把护军编制缩小，改称为“帝宫近卫”，护军的武器把长枪换成短枪，原来每人一把的大刀片（大刀）也全部被日军没收了。

憋屈六：“天照大神”被篡改为溥仪的祖宗

中国人对祖先有着一种特殊的敬畏之情，在古代小说和评书中，我们也常常看到某某英雄人物的横空出世，总是发生在认祖归宗的过程中。正是因为有这种情结，在现实生活中，侮辱一个人的祖宗往往被认为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对于当年身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来说，实实在在的遭受到了比被指着鼻子骂祖宗还要难看的奇耻大辱。

1940年，溥仪被迫从日本迎回了“天照大神”。回到“新京”，迎接的车队中第一辆汽车是迎接手捧“神器”的桥本虎之助，第二辆汽车才是迎接溥仪的。那时已在“帝宫”同德殿院内修建了一个木屋，名曰“建国神庙”，把“神器”供奉在那里，以后称“神庙”为“建国元神”。不久，在“宫内府”成立了“祭祀府”，由桥本虎之助任“总裁”（桥本曾任日本近卫师团长 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沈瑞麟任“副总裁”。关东军司令部还特别请了一个著名的“神道家”笕克彦前来向溥仪和伪满大臣“传道”。

关东军规定，每逢月的初一、十五日，所有伪满洲国大臣和关东军司令官都要前去祭祀。1940年7月15日溥仪颁发“国本奠定诏书”，从此明文确定日本的“天照大神”为“满洲国”的“国神”和“国教”。

更伤害溥仪自尊的事情，发生在1942年。当年3月9日是“满洲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为扩大在南岭运动场举行的纪念仪式，溥仪将颁发“建国10周年诏书”。在此前夕，“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对溥仪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为盟邦、友邦，应该称作亲邦。”“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居然把“总理”张景惠和各部“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讲解要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溥仪颁发了“建国10周年诏书”之后，随即写了一封“亲书”，并派出“总理”张景惠为“满洲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到日本去“谢恩”。从此 溥仪正式成为日本的儿皇帝。随后，“满洲国”在日本宣传下，喊出“第二次建国”口号，所谓第二次建国，即是指“日满韩一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传溥仪到日本东京法庭作证。他把日本如何逼他接受“天照大神”的经过说了出来。日本律师说他“对日本天皇的祖宗进行攻击”，溥仪听了便在法庭上咆哮说：“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引起哄堂大笑。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今天我从一个人性化的视角——傀儡皇帝溥仪的憋屈事，解读伪满洲国，其意义绝不仅仅是让人们知道80年前溥仪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溥仪这个当年伪满洲国皇帝的遭遇，告诉世人当亡国奴的滋味，使人们体味到“皇帝”尚且如此，寻常百姓又当是怎样度日如年的一种滋味。

本文摘自《长春历史话题》，为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资源开发立项项目，已获授权，原创内容，请勿转发，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