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后三位锦衣卫(废丞相制和设锦衣卫)
明朝最后三位锦衣卫(废丞相制和设锦衣卫)虽然早在商周时代已有太宰、尹、太师之称,这些官职虽有辅佐天子管理国家之意,但尚不具备国家机器中最高行政长官的性质。因为在秦以前的殷周时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通过分封诸侯进行统治的,商朝的王或周朝的天子不能干涉分封国的内政,又因分封国的国君由贵族世袭,所以天子无权解除他们在分封国的统治权力。宰相联称始见于《韩非子·显学》:“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起於卒伍。”本为掌握政权的大官的泛称,后来用以指历代辅助皇帝、统领群僚、总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对最高行政权力的官员的一种通称或俗称,并非具体的官名(只有辽代以其为正式官名)。在一般人看来,中国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宰相或丞相,这两个官职概念是相同的。其实,宰相与丞相并非一个概念,两者即有联系又有区别。“宰”的意思是主宰,在古代是官吏的统称,见于《周礼》。“相”,本为相礼之人,字义有辅佐之意。商代有伊尹为相,周代周公为太宰,太宰与
(剧照)
废丞相制和设锦衣卫:明朝三位丞相的最后“政治遗产”
文/老张在路上
01宰相与丞相
在一般人看来,中国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宰相或丞相,这两个官职概念是相同的。
其实,宰相与丞相并非一个概念,两者即有联系又有区别。
“宰”的意思是主宰,在古代是官吏的统称,见于《周礼》。“相”,本为相礼之人,字义有辅佐之意。商代有伊尹为相,周代周公为太宰,太宰与相合称为宰相。
宰相联称始见于《韩非子·显学》:“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起於卒伍。”本为掌握政权的大官的泛称,后来用以指历代辅助皇帝、统领群僚、总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对最高行政权力的官员的一种通称或俗称,并非具体的官名(只有辽代以其为正式官名)。
虽然早在商周时代已有太宰、尹、太师之称,这些官职虽有辅佐天子管理国家之意,但尚不具备国家机器中最高行政长官的性质。因为在秦以前的殷周时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通过分封诸侯进行统治的,商朝的王或周朝的天子不能干涉分封国的内政,又因分封国的国君由贵族世袭,所以天子无权解除他们在分封国的统治权力。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废分封,设郡县,废诸侯,设官吏,皇帝不再通过宗法亲缘关系进行统治,改为任命官僚向全国发号施令,因此有必要组织一套官僚机构,并借助于宰相大臣辅佐政务,宰相就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
宰相的正式官名随着朝代的更替,先后出现过:相国、丞相、大司徒、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中书舍人、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等多达几十种官名。
从上面的介绍中已经可以看出丞相和宰相的区别:宰相是对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官员的一种通称或俗称,并非具体的官名;而丞相则是宰相行政体制里的一种具体的官职,即便不叫丞相,只要给予相同的权力,也可以改叫其他官职名。比如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等等。
丞相官职名称,起源于春秋战国。秦国秦惠王在公元前334年设置相邦,此时秦国尚未设置丞相。自秦武王开始,设左丞相、右丞相,作为相邦的副手,此后相邦与丞相一直同时存在,魏冉、吕不韦等都曾居相邦之职。吕不韦免职后,没有人担任相邦,但丞相一职得以保留。秦统一以后继续保留左、右丞相,秦二世又增设中丞相。
丞相一职在中央政权里的彻底废除,是在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丞相之职,建议权归六部,决定权归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三位以丞相为官职名称的是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为丞相这一官职殉葬的是这最后的三位丞相以及与之有关联的数万人。
02大明第一丞相李善长
安徽定远人李善长是明朝第一位丞相。
李善长(1314年—1390年),字百室,少时爱读书有智谋。朱元璋平定滁州的时候,李善长前往迎接拜见,朱元璋问李善长:“天下之乱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他回答说:“秦末战乱之时,汉高祖从普通百姓中崛起。他生性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胡乱杀人,五年成就了帝王的基业。现在元朝纲常已经混乱,国家四分五裂。倘若效法汉高祖,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攻占滁州,成为朱元璋的参谋,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主管军队的物资供应,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洪武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论平吴之功,封李善长为宣国公。改官制,以左为大,以李善长为左相国。
朱元璋当上皇帝,追封自己祖先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都由李善长担任大礼使。朱元璋设置东宫官属,以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为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参与决定军国大事。不久,李善长上奏确定六部官制,商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礼议,奉命监修《元史》,编写《太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当时被封公爵的,共有6人,分别是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李善长。在这6人中,李善长位居首位,朱元璋诏书中将他比作萧何,对他褒奖备至。朱元璋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供给军粮,功劳很大,应当晋封大国。”
朱元璋授李善长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为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李善长还与朱元璋结为亲家,其儿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并授予铁券,免李善长二死,其子免一死,这就是戏曲里常说的“免死金牌”。
所谓的“免死金牌”,其实是明代的一种铁牌,上面写着一篇短文。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三年的这次大封功臣,公6人,侯28人,每人都赐有这样的免死铁券。只不过得到的人大概都以为会免死,而忘记了上面的这4个字“谋逆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
看来,朱元璋早有打算,他后来的大杀功臣,算不得出尔反尔,因为你犯了谋逆之罪,所以杀你不冤。
李善长是朱元璋起家的根本“淮西集团”的带头大哥。
淮西集团是明朝肇建之中,是朱元璋赖以建立明朝、统一南北的核心力量。在长达十余年的创业过程中,能够让朱元璋完全信任,外出领兵作战、攻城略地的基本都是淮西人,而这些淮西人因为朱元璋的老乡身份,也特别愿意拼命作战。
元末明初诗人贝琼写了一首诗,就记载了这种情况:
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辟秦?
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楚客和淮人,都是指的当时的淮西人士。马上打仗的是淮西人,城里边那些富贵的也多半是淮西人。
随着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淮西集团这群人成为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为了皇权的稳固,淮西集团成为需要制衡的对象。
在朱氏朝廷里,唯一能和淮西集团相抗衡的是“浙东派”,这些出身于浙东的一派以刘基为代表。刘基就因为屡次反对淮西集团的主张和做法,受到他们的排挤和打击。
淮西集团一家独大,和朱元璋的根本利益就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以李善长和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像有些研究者所说,他们也许并没有弑君篡位的想法,但是他们尾大不掉的力量,实实在在地对朱元璋产生了威胁。
淮西集团日益膨胀后,朱元璋产生了撤换李善长的想法,他问刘基,谁是合适人选。
刘基劝说道:“他虽有过失,但功劳很大,威望颇高,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他三番两次想要加害于你,你还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我想改任你为丞相。”
刘基叩首说道:“这怎么行呢?更换丞相如同更换梁柱,必须用粗壮结实的大木,如用细木,房屋就会立即倒坍。”
后来李善长辞官归居,朱元璋想任命杨宪为丞相,杨宪平日和刘基很好,可刘基仍极力反对,说:“杨宪具备当丞相的才能,却没有做丞相的气量。为相之人,须保持像水一样平静的心情,将义理作为权衡事情的标准,而不能搀杂自己的主观意见,杨宪就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回答:“他的气量比杨宪更狭窄。”
朱元璋接着问胡惟庸,刘基更不以为然,说:“陛下好比是一辆马车的车夫,丞相好比驾车的马,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将来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那就要翻车了。”
朱元璋又说:“我的丞相,确实只有先生你最合适了。”
刘基再次力辞,他说:“我太疾恶如仇了,又不耐烦处理繁杂事务,如果勉强承担这一重任,恐怕要辜负皇上委托。天下何患无才,只要皇上留心物色就是了。这几个人确实不适合担任丞相之职。”
刘基得罪胡惟庸,也就再次得罪了淮西集团。
洪武四年(1371年),刘基辞官还归家乡。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下旬,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知道了之后,派胡惟庸带了御医去探望。御医开了药方,他照单抓药回来煎服用,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痛苦。
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婉转的向他禀告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病,以及服食御医所开的药之后更加不适的情形。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些要他宽心养病的安慰话。
洪武八年农历四月十六,刘基卒于故里,享年65岁。 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说是胡惟庸暗中下令,毒死刘基。
03在明朝丞相是个危险的职业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病辞官归居。李善长辞去丞相之位后,李善长着力培养的接班人胡惟庸当了右丞,汪广洋为左丞。
汪广洋(? ~1379),江苏高邮人,字朝宗。元末进士出身,朱元璋称赞其“处理机要,屡献忠谋”,将他比作张良、诸葛亮。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起事不久的朱元璋渡过长江,攻下采石矶,汪广洋此时参预朱元璋军中,担任元帅府令史。
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患病,汪广洋被召为左丞。此时右丞杨宪专权,杨宪唆使御史弹劾汪广洋极不孝顺母亲,朱元璋将汪广洋放逐回乡。杨宪再次奏劾,汪广洋被迁徙海南。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杨宪被诛后,太祖朱元璋召还汪广洋,为左御史大夫。
李善长因病辞官后,朱元璋便以汪广洋为左丞相,胡惟庸为右丞相。因汪广洋提不出什么建议,什么都看胡惟庸的脸色。时间一久,朱元璋看到汪广洋无法牵制胡惟庸,就又把汪广洋贬出朝廷,任为广东行省参政。
汪广洋被贬后,胡惟庸成了独相,在朝中更是惟我独尊。
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又一次授汪广洋为右丞相。汪广洋沉溺酒中,与胡惟庸同为丞相,任由胡独断专行,只是随波逐流,保持官位而已。
洪武十二年(1379年),对于大明朝两个丞相,是一个不走运的年份。
先是占城国进贡事件。占城国国王派来使臣向大明朝进贡,朱元璋却不知道此事,认为自己作为一国之君,却不能当面接收属国的贡物,心中十分不悦。朱元璋就找来胡惟庸询问。
胡惟庸也不敢说什么,只好叩首谢罪,将责任全部推到具体负责朝奉进贡事宜的礼部。
被皇帝陛下责问,礼部可不敢硬扛,坚称已将占城国进贡一事报告了中书省,而胡惟庸、汪广洋正是中书省的左右丞相。
省、部两方互相推诿责任,朱元璋下令囚禁了中书省和礼部的一些官员,要查清事情真相。
这年年底,又发生了刘基毒死案。中丞涂节上奏朱元璋,说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问及此事,汪广洋回说不知。朱元璋大怒,斥责汪广洋朋党欺君,将汪广洋贬谪海南。当船行到太平时,朱元璋追究其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又不揭发杨宪阴谋等罪过,下诏赐毒而死。
汪广洋是个诗人,他的诗歌作品,抒发个人感慨,语言清新纯净:
《过高邮有感》
去乡已隔十六载,访旧惟存四五人。
万事惊心浑是梦,一时触目总伤神。
行过毁宅寻遗址,泣向东风吊故亲。
惆怅甓湖烟水上,野花汀草为谁新?
洪武十二年的这两次事件,左相胡惟庸侥幸过关,那只不过暂时迟滞了胡惟庸死亡的步伐,他的命运也已注定。
龙凤元年(1355年),胡惟庸投朱元璋于和州,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没有胡惟庸的什么事,他只是官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朱元璋时代,中书省设立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参知政事是丞相的副手。
洪武五年(1372年),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自从杨宪被诛、汪广洋被贬,朱元璋认为胡惟庸有才干,很宠信他。胡惟庸也以遇事小心谨慎博得朱元璋欢心,进一步获得朱元璋的宠信。
他为此当了多年独相,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朱元璋便径直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陷害自己的,便扣下不上呈。各方面热衷功名之徒,以及失去了职位的功臣武夫,竞相奔走于其门,贿送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计。
大将军徐达极恨胡惟庸奸恶,上告朱元璋。胡惟庸于是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图谋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但此时不知是因为朱元璋的宠信,还是未到时候,朱元璋并未采取措施。
刘基死后,胡惟庸更加无所顾忌。他将哥哥的女儿嫁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成为李善长姻亲,也成为淮西集团继李善长之后的掌门人。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他们还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胡惟庸更加高兴和自负。
《明史》上说胡就是从此时开始有了异心。
04丞相的终结和锦衣卫的成立
刘基之死,朱元璋虽然明里没说什么,暗里也有所怀疑。他派人严加监督,以掌握这些人图谋不轨的证据。然而胡惟庸并非等闲之辈,经营多年,党羽很多。朱元璋派出的探子,是他最相信的神秘单位内廷拱卫司的人物。
拱卫司是吴元年(1364年)所设,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以“免徭役”为条件,从民间招聘一千三百名良家子弟充实到仪鸾司,成了他最贴身的亲兵和死士。
拱卫司的第一任指挥使在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不过有锦衣卫指挥使名分的第一人是毛骧,毛骧制造了胡惟庸死后的牵连大案,最后自己也被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怒而杀头,当然这是后话。
毛骧很早就跟随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是检校的一员,既有丰富的侦查工作经验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让我们按照胡案发生发展顺序看看那一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诡异之事。
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先后犯事,受到朱元璋严厉斥责,两人都非常害怕。胡惟庸便暗中对两人威逼利诱。两人一向愚勇,见胡惟庸正专权用事,便与他秘密往来。
胡惟庸又曾与陈宁在中书省中,阅览天下兵马簿籍。而此时毛骧因为侦查工作的需要,也接近胡丞相,两人一度打得火热。胡让毛骧将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说:“我会用得着你。”
按照后来公布的胡案档案记载,胡还暗中游说李善长,并招引倭寇为外援,还向北元致书,以图为外应,等等。
事情到了节骨眼上,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坠死于车下,胡惟庸下令将驾车的人杀死。朱元璋大怒,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害怕了,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密告四方以及依从于自己的武臣。
然后就是“云奇告变”。
1380年五月初二(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观赏大明祥瑞之兆头,胡丞相家井水里长出来的石笋。
朱元璋车驾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
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
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
朱元璋当即下令逮捕胡惟庸,当天即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对和胡来往密切的官员也进行抄家灭族。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慎被牵扯进胡惟庸案中,宋濂一家遭祸,宋慎与宋濂次子宋璲都坐法死,朱元璋想处死宋濂,经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一代大儒宋濂病死于途中。
经过几年的消停,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胡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三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洪武二十三年,年已77岁的李善长被朱元璋以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了狱。
没过多久,钦天监的一位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有“星变”,按照天人感应来说,当“主大臣移位”。朱元璋越老越迷信,一听此言,立刻明白“大臣”指的就是李善长。
首功之臣李善长就这么丢了性命,和他一起赴死的还有他的妻、女、弟、侄等一共七十多人。只有长子李祺和他的两个孩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放江浦。
早在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至此,在中国古代流布一千多年的丞相一职从此消失。
在除掉胡惟庸之后,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正式宣布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明代特务政治,从此公开化。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