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为何只有短短的15年（从贞观长歌到大秦帝国）

大秦帝国为何只有短短的15年（从贞观长歌到大秦帝国）相对于二月河，文明中国的历史叙述，似乎更加注重对君王德性的正面表现，有意要突显伟大君王作为正常人的一面，尤其是《贞观长歌》中的唐太宗形象，父女情深，齐家治国宽严相济，推己及人，使爱民有了更深刻的人性基础。这种写法，倒是延续了八十年代“启蒙主义”和九十年代“主旋律”大片对革命家的表意惯例。在八十年代，为了正面表现一个君主，必须突出他的“人性”，强调他因为履行君主之责而陷入痛苦和忏悔，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引发读者的同情和认同。在九十年代以后，这些感伤主义的矫情装饰和孱弱苍白的启蒙人性观已经难得一见。即使《贞观长歌》中的唐太宗，君王权谋仍是主导性的，为了国家，虽对手足妻子亦不容情，玄武之变，对兄弟痛下杀手，也是势所必至。《贞观长歌》借大唐为未来给出了一个“天下主义”愿景。虽然遥远，想想也不是坏事。“自晋以降，天下分崩离析，长城内外先后有五胡十六国，几百年战乱不止息，让中原百姓颠沛流离，也让草原一片凋

刘复生

八十二集电视剧《贞观长歌》2007年播出，同期推出长篇小说版本，较之《汉武大帝》立意又深入了一层。虽然内外问题仍是重要议题，却已不再只是注重武功，而更留意在天下秩序上着力。它不再像《汉武大帝》那样强调他者的异己性，而是将他者收纳在以我为主体建立的新秩序中。“贞观长歌”唱响的是复调的合唱，唐帝国由是成为容纳内部多样性的多元一体的“跨体系社会”。

《贞观长歌》对《汉武大帝》所代表的“文明论”进行了批评和修正。“文明论”其实是一种反向的东方主义论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对突厥的关系上，唐太宗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以武力为基础，却不只是以强力压人，而是见好就收，以德服人。为解草原百姓的灾荒，太宗特许让突厥人移向内地。终于，各族尊太宗为天可汗。

小说写到了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唐军俘获了突厥将军阿史那思摩，当他试图自尽时，太宗上前以手执剑刃，不顾满手鲜血，救下阿史那思摩，并赞美他的勇气和人格，不料他的侄儿阿史那忠突然冲出，将剑刺入太宗的腹部。面对群臣处死阿史那思摩叔侄的提议，太宗忍痛劝阻，力主放了两人。之后，在突厥真珠可汗夷男命阿思那思摩率军与唐朝为敌时，他坚辞不受，夷男指责他背叛祖宗，阿史那思摩说：

“自晋以降，天下分崩离析，长城内外先后有五胡十六国，几百年战乱不止息，让中原百姓颠沛流离，也让草原一片凋敝。尤其颉利治下，天灾人祸相连。阿史那氏已到了亡种边缘。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有统一才能兵戈休止，天下生灵才有喘息的机会呀！”

《汉武大帝》虽然讲述的年代是独尊儒术的时期，我们却看到了一派法家作风，董仲舒的形象很是尴尬。《贞观长歌》倒是杂王霸而用之。这不关历史事，是文本的意识形态使然。

《贞观长歌》在器局和精神气象上显得更为宏大。或许与此相关，在艺术修辞或风格等形式层面上，相比于《汉武大帝》，它也表现出不同的风度。《汉武大帝》显得有些局促，满篇流露出在外敌压迫下，为生存而战的紧迫感和捍卫华夏文明的焦虑感，在叙事上因而也缺少了从容优雅的风致。满篇军国大事，少见儿女情长，纵使深宫闺阁，也心忧国是，无余裕效张敞画眉，电视剧五十八集，居然腾不出闲墨多说说金屋藏娇与长门宫怨。中流而歌《秋风辞》的茂陵刘郎竟然是像雍正一样的工作狂，这未免太煞风景。相较之下，八十二集的《贞观长歌》则要纡缓雍容得多，雅人深致，更多文明中国的典丽气象和上国风度。少了金戈铁马的塞外之音，多了些长歌曼舞的人间风情。少了些夷夏对立，血肉相搏的矢石交攻，多了些怀柔远人的好言相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化干戈为玉帛，四海一家，太宗“天可汗”一曲贞观长歌，四夷起舞，万国来朝。最重要的，《贞观长歌》不再把对突厥的关系放在首位，四海一家更像是国力强盛，武备充足之后文明鼎盛的一个自然结果。这才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的表达方式。

《贞观长歌》借大唐为未来给出了一个“天下主义”愿景。虽然遥远，想想也不是坏事。

相对于二月河，文明中国的历史叙述，似乎更加注重对君王德性的正面表现，有意要突显伟大君王作为正常人的一面，尤其是《贞观长歌》中的唐太宗形象，父女情深，齐家治国宽严相济，推己及人，使爱民有了更深刻的人性基础。这种写法，倒是延续了八十年代“启蒙主义”和九十年代“主旋律”大片对革命家的表意惯例。在八十年代，为了正面表现一个君主，必须突出他的“人性”，强调他因为履行君主之责而陷入痛苦和忏悔，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引发读者的同情和认同。在九十年代以后，这些感伤主义的矫情装饰和孱弱苍白的启蒙人性观已经难得一见。即使《贞观长歌》中的唐太宗，君王权谋仍是主导性的，为了国家，虽对手足妻子亦不容情，玄武之变，对兄弟痛下杀手，也是势所必至。

从二月河以来，不合世俗道德人情的冷酷已是君王的必备品质。在野蛮的现代世界，八十年代以西方文化为普世主义标准的美好世界图景已经不复存在，进化论的现代化发展远景也已经黯淡，人类社会重回丛林状态，民族国家恢复了它的利维坦本性。对内终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建立秩序，对外守卫共同体的安全，争取更大的共同利益，成为国家存在的最高理由。即使文明中国的儒家天下主义者也要在这一前提下思考民族命运和人类未来，并认作据乱世“实与文不与”的不得已选择。作为主权者的帝王已经不必甚至不能再以常人道德要求，不管是“新权威主义”版本中维持国内秩序的帝王，还是守卫文明共同体安全并重建天下秩序的君主，都必须把政治责任放在首位，而不必要求寻常道德。君王的德性不同于常人的德性，关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已经说得无比清晰。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小说呼唤的帝王，是把共同体命运当作天职的实干家，期待这些政治成熟的民族精英承担起历史抱负和世界责任。

历史小说中的君主都是绝对的主权者，他们超越一切规则，一切的程序正义，不公开决策过程，合法地垄断暴力和律法，蔑视法条主义。电视剧《汉武大帝》第四十四集，为了深入大漠追击匈奴，武帝向治粟都尉桑弘羊要金二十万斤，桑弘羊问用途，武帝说，这是秘密，暂不公开。接着廷尉张汤奏对李广治军违反司法程序，武帝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这些文吏就是不懂得治军之道，怎么能拘泥于文法呢？李广当然有临机决断之权，你们不要用和平的法律去限制他。

小说家们似乎在提醒我们，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以及君主代表了谁。最要害的，不是用越来越复杂的规则和制度去约束假定的坏人，而是去找到或培育具有政治德性的人，能够承担共同体政治责任的人，能够保卫和传承“文明”的人。如果说某些制度还有意义，也只在于它有时能帮助我们发现这样的人。而能否找到这样的人呢，德配位是否有机会实现呢？马基雅维利说得好，这要看运气。正如《汉武大帝》和《康熙大帝》所讲述的故事那样，刘彻和玄烨这两个天才少年能够登上皇位，承担天命，成为成就鸿业的伟大君主，只是机缘巧合，历史造化。如果不是薄皇后犯下一系列低级错误被废，太子刘荣就可能正常继承大统，胶东王刘彻哪来的机会？三阿哥玄烨只是不受宠的贵妃佟佳氏所出，如果不是幼年患过天花，估计也很难被选中。

《汉武大帝》故事处理得相对简单，困扰刘彻的最主要问题，前期是如何大权独揽，此后心心念念便只是如何打匈奴。而《贞观长歌》则触及了更深层的政治问题，对于李世民来说，强化皇权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这只在故事初始让他劳了点神；突厥虽然在早期给国家安全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很快就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威胁。那么，李世民最难以释怀的是什么呢？是继承人问题。这是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是让伟大的君主无所着力的难题。无独有偶，二月河笔下最圣明的君主康熙，晚年也遭遇了同样的痛苦，整个第四部《乱起萧墙》就讲述立储之艰难曲折。如果我们跳出文本的话，就会自然想到，汉武帝晚年何尝又不是如此？只不过《汉武大帝》只忙着处理汉匈关系和夷夏之辨，无暇顾及这个大题目了。

历史小说对现代民主不屑一顾，它当然也不会像1950—1970年代的历史叙事那样，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当下的历史小说深刻在这里，问题也在这里。

结语

威权主义巩固了利益格局，也形成了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路径依赖。这可能会造成在既有发展模式下的社会危机深化，于是越发依赖威权体制。在列国相竞的全球化时代，强化国家权力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如何体现寓封建于郡县的精神，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是一放就乱，一统就死？大开大阖，过犹不及。秦政本无错，因统得过死，不给社会留空隙，以致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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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现代民主与法治，恐怕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中国太大，内部多样性复杂，众声喧哗，一人一票，人以群分，各自为政，固然不行；整齐划一，削足适履，一刀切，同样难以奏效。中国之所以形成礼法并用的传统，也是现实条件约束下的“宪制”选择（借用苏力的说法）。礼治有弹性，因时因地，有经有权；法家手段（注意，法家不是法治），照样讲究灵活性，不能一根筋。这就造成了“人治”，人治并非必然不好，只是对治理者的道德要求极高。[xiii]没有宗教，就必须要有强大的道统支持。应该说，只要中国作为一个内部最复杂的大国这一前提不变，对德政或有德性的人治的向往就会存在，对文化传统的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通过“大帝”们的形象，读者们其实有所寄托。人民呼唤的是担纲民族共同体政治责任，有道统加持，有文明理想追求的主权者，不是只知守护集团利益的社会精英。这也正是黄宗羲的感叹的由来：“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明夷待访录》）

现在看来，亨廷顿还是老辣的，他的判断总是准确的，虽然解释总是不怎么对。“文明的冲突”不必提了，他所讨论的“新威权主义”导致的“软政权化”现象，也是提出了真问题。由于群众的政治参与度低，代表性欠缺，政治合法性必然受到影响。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和扩大总量来支撑合法性，难度越来越大。一是社会不公正的加剧将侵蚀“蛋糕扩大”的效果，“涓滴效应”越来越变成零和博弈。二是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增长的难度加大，也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所以，强化国家能力，如果不能提高实质性民主，促进公平，则国家能力建设早晚会逆转为“软政权”。另外，是否还有某种确定性的价值能为国家注入实质性正义？在既有所谓乌托邦方案被告别以后，“文明”能否为政治共同体的决断提供正当性基础？须知，任何一种保守主义论述都以某种等级制为前提，这在现代社会是否还能被接受？

建立“新经学”的道统——且不管这道统的政治内容和文明性质，又打通道统和政治实践的阻隔，并贯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凝聚国家，克服利益分化，对内建立公正秩序，对外开出普遍性的价值正当性，这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些问题还都远没有得到有效回答，更谈不上形成共识。现在仍然处在一个晦暗不明的虚无主义时刻。在有些人看来，克服新战国时代的内外挑战，必建立外部的利益回流通道。价值问题可以不做理会，紧迫的现实处境亟待应对。在全球化的花样翻新的金融创新和加杠杆操作背后，表面的繁荣是以透支实体经济的现实和未来为代价的，要维持这样的游戏不崩盘，必须要有外部的供血和补偿，美国的发展模式一时也离不开海外的利润回流作支撑。我们是否可以师夷长技，干脆悬置价值问题，先折返回现代“大国崛起”的老路？然而，这只不过是披挂着“文明”外衣的新型虚无主义而已。不过，继续以威权建立“金铁主义”强国，争夺世界生存空间，这似乎已成为告别革命后某些“中产阶级”的集体梦想。它也应和了全球保守主义右翼化的潮流。九十年代以来，《亮剑》《狼图腾》正表达了这样的历史冲动。其实，《汉武大帝》已经在强调了“种族”了。

于是，历史小说就有了《大秦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