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为何做不了主（皇帝为何做不了主）

皇帝为何做不了主（皇帝为何做不了主）其次，太监群体的权力羁绊。相比官僚群体，皇帝更离不开太监。如此，太监或多或少就沾染了实权，分享了皇权。汉武帝创造了内朝与外朝对立，还频繁更换丞相的制度。和他搭班子的丞相，没一个人得以善终。到了明朝，朱元璋干脆废黜丞相制，成立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皇帝总揽决策、行政大权。清朝雍正干得更绝，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们只是跪听旨意、抄抄写写的秘书而已。但是，无论如何限制官僚权力，一旦遇到股肱重臣的抵制，皇帝也不敢贸然推行大政方针。东魏时，权臣高澄祝孝静帝元善见长命百岁，元善见听了，讥讽道：“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怎么能受用这样的话！”高澄当场就发怒了，骂道：“朕，朕，狗脚朕！”骂完还不解气，又让亲信上去打了元善见三拳，然后拂袖而去。这样的皇帝连尊严都没有，谈何威严？有人会说，大权旁落的皇帝毕竟是少数，多数皇帝还是大权在握的，其中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等人更是乾纲独断，独裁专制得很。其实，即便

晚清大太监李莲英为让四个养子过上好日子，光宗耀祖，便花钱为他们买了郎中的官职，在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但候补毕竟不是实职，李莲英就请慈禧太后给他们谋个实职。于是，慈禧找来刑部尚书，要求在刑部给李莲英的一个儿子解决实职，不料却遭到拒绝：“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慈禧没办法，只好对李莲英说这事儿办不了。

在晚清，竟然还有慈禧太后办不了的事？有，而且还不少。很多皇帝的用人权、财政权都有局限，并不能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同治大婚，花销很大，内务府的钱不够，就向户部借钱。户部领导班子集体商议后，决定不借，理由是：内务府和户部，一个负责皇室开支，一个负责政府开支，界限分明，不能混淆。

大家只看到皇帝端坐金銮殿，一言九鼎，却没想到有多少皇帝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发憷上朝。坐在龙椅上的不一定是主事的，可能只是个傀儡：站在下面的不一定是奴才，可能是幕后操纵者。或明或暗的根根丝线，编织成一张大网，把龙椅上的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东魏时，权臣高澄祝孝静帝元善见长命百岁，元善见听了，讥讽道：“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怎么能受用这样的话！”高澄当场就发怒了，骂道：“朕，朕，狗脚朕！”骂完还不解气，又让亲信上去打了元善见三拳，然后拂袖而去。这样的皇帝连尊严都没有，谈何威严？

有人会说，大权旁落的皇帝毕竟是少数，多数皇帝还是大权在握的，其中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等人更是乾纲独断，独裁专制得很。其实，即便是再强势的人物，也不能做到乾纲独断，仍然受到诸多的权力羁绊。

首先，官僚体系的权力羁绊。皇权要发挥威力离不开官僚体系的贯彻落实，这就天然造成了皇权和相权（或政府与官僚体系的权力）的分野，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分歧和制约。皇权从一开始就想压制相权，降低相权的羁绊，表现为皇帝对以丞相为首的朝臣集团的防范。

汉武帝创造了内朝与外朝对立，还频繁更换丞相的制度。和他搭班子的丞相，没一个人得以善终。到了明朝，朱元璋干脆废黜丞相制，成立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皇帝总揽决策、行政大权。清朝雍正干得更绝，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们只是跪听旨意、抄抄写写的秘书而已。但是，无论如何限制官僚权力，一旦遇到股肱重臣的抵制，皇帝也不敢贸然推行大政方针。

其次，太监群体的权力羁绊。相比官僚群体，皇帝更离不开太监。如此，太监或多或少就沾染了实权，分享了皇权。

在和官僚体系的斗争中、在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孤立无援的皇帝往往利用太监来铲除跋扈的权臣和外戚，结果导致宦官专权问题比外戚干政问题更严重。清朝吸取前朝宦官专权的教训，严格限制太监，设立内务府管理太监，不仅降低太监的等级，还严禁太监出宫，私自出宫者斩首。为了预防太监干政，还不许太监读书认字。可是结果如何呢？

道光喜欢吃粉汤，下令御膳房进献。等了好几天都没见到粉汤的影子，他就召来太监质问。管事太监诉苦，说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要成立专门做粉汤的机构，要增加相关的编制，加上原料采购运输，每年需要增加六万两预算。道光冷笑道：“不必了，朕登基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两个铜板一碗，你派小太监每天去买回来便是。”又过了好几天，道光还是没见到粉汤，他再次召来太监训斥。太监答没找到卖粉汤的摊贩。真实情况是，内务府派人把前门大街卖粉汤的所有摊贩和店铺都赶跑了，要逼道光拨下粉汤预算。道光又恨又恼，从此不吃粉汤。

第三，后宫和宗室内部的权力羁绊。皇权的重要基础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是天下大宗、皇族之长。但在宗法制度下，宗族利益至上，而非宗长利益至上。明朝嘉靖皇帝继承堂兄皇位，想给死去的生父弄一个皇帝待遇，招致宗室、朝臣的集体反对，最终两败俱伤，在皇帝和大臣之间造成巨大裂缝，进而影响了政局的发展。

实践表明，皇室内部骨肉相残、同室操戈的惨剧在浩渺史海中若隐若现，从未绝迹。

朱元璋重亲情，分封诸子为王，为了防止朱家大权旁落，还规定藩王有“清君侧”的权力和责任。他一死，燕王朱棣就以此为法律依据，起兵造反，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有明一代，宗室亲王待遇极其优厚，爵位世袭，所以子孙繁衍极多。结果，明朝后期，供养这些龙子龙孙就要花费朝廷半数以上的收入。到了清朝，宗室政策又一大变，皇子并不必然封王，宗室轻易不能参政。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铁帽子王，爵位逐代递减。有的皇子龙孙因为世系逐渐疏远，到清末竟沦落为街头小贩。

就是在清朝，皇帝对宗室内部的事情也不能独断专行。同治临终前留有遗诏，要传位给宗室载澍。因为军机大臣李鸿藻的背叛，遗诏落入慈禧手中。毫不知情的载澍就成了慈禧的眼中钉，肉中刺。

载澍是康熙长子的六世孙，过继给道光第九子为嗣，封为贝勒，福晋是慈禧的小侄女。婚后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吵架，载澍年轻气盛，难免讲气话，就说了一些对叶赫那拉氏不敬的话。老婆把话传回娘家，慈禧知道后勃然大怒，把所有宗室亲贵都叫过来给载澍“议罪”。

于公于私，慈禧都欲置载澍于死地。载澍的几个伯伯明确反对，还搬出宗法，说这么做是断绝血脉。面对延续皇家宗室血脉的大道理，慈禧不得不让步。载澍保住了性命，但被革去贝勒爵位，杖责八十，永远圈禁。不过，四年后载澍就被释放了。显然这是宗室诸王施加压力的结果。不过，载澍还不准回府。慈禧一死，载澍就回到了王府，虽然没有了爵位，但有一等侍卫的虚衔，戴头品顶戴，解决了待遇问题。

第四，舆论也对皇权构成了制约。

同治亲政后要修复圆明园，结果遭到了王公大臣几乎集体性的激烈反对。舆论认为在国家内忧外患、财政窘迫之际，动用千百万两白银大兴土木，满足一己之欲，是不道德的。君臣之争持续了两年，虽然同治处罚了几个激烈反对的中级官员，但大臣们还是一有事就往修圆明园上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修园子。一次，君臣在殿堂上吵了起来，吵得面红耳赤。同治盛怒之下将奕訢革职，奕訴当即甩手而去。可没几天，迫于舆论，同治不得不恢复奕訢的职位，慈禧还出面替儿子道歉。

以上四种制约，让任何皇帝都不可能独裁专制。为什么皇帝不能专制呢？这是有深层的文化和历史原因的。

儒家思想是封建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提倡“为人君则怀”，“君怀臣忠， 父慈子孝，政之本也”。皇权不是单向的，君臣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制约、相互负责的关系。皇帝如果破坏这种关系，就会被视为失德。失德的皇帝，合法性随之下降，言行会受到质疑，实权也要大打折扣，甚至可能被皇室内部的竞争者取代。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思想包含明确制约君权的内容，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了晚清，制约皇权的思想更流行了。“天下之公，虽庶人而可议”，各省谘议局、中央资政院因之建立。在这样的氛围中，皇权大大受限，皇帝不能再对官民生杀予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强权皇帝也不可能再现了。

传统知识分子注重个人名节操守，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屈从于皇帝的淫威和权势的诱惑。多数有监察之责的言官就认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如果不能拾遗补缺，革除朝政的弊端，就是自己的失职，就有损个人声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明朝海瑞，海瑞写奏疏痛骂嘉靖皇帝大搞宗教迷信活动而不理国政、再不幡然悔悟就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了。写奏疏的同时，海瑞把棺材都准备好了。

皇权的大小，能否说话算数，跟皇帝本人的素质也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开国帝王的集权专制程度比较高，越往后皇权越弱。开国帝王是提着脑袋，刀尖舔血得来天下的，素质不高的话，早就成了他人的垫脚石、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后代，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锦衣玉食，不识世事人情。他们的见识、能力、手腕等，完全不能和开国祖先相提并论。一些守成的平庸帝王，端坐在金銮殿上，对大臣们的争论、政策默然不语。这样的皇帝，怎么可能做得了主？

在中国古代，虽然皇帝是名义上的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大权，但是他的权力远未达到“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的地步。违抗皇帝的命令，并非都有性命之忧，很多时候反而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