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的出生和历史背景(康熙皇帝居然是大清灭亡的始作俑者)
康熙皇帝的出生和历史背景(康熙皇帝居然是大清灭亡的始作俑者)满清一朝,满人是绝对的一等公民,汉人是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吃皇粮者满人占了大半,满人贵族的子孙往往不学无术,沦为纨绔子弟,满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譬如康熙平三藩、雍正征青海,最后都是依靠汉人才得以成功;(3)维护满族人的种种特权。(1)禁止满汉通婚,导致满汉民族之间无法融合。(2)禁示汉人进入关外。清朝把关外地区称为满族人的“龙兴之地”, 康熙七年推行封禁政策,以致造成东北地区大量的无人区。致使关外地广人稀,防务空虚,良田荒废,经济停止不前,结果19世纪中叶,沙俄不废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防务空虚的海参威以北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清代的十余位皇帝中,康熙帝声誉之著地位之隆,被世人誉为千古明君。很多人将清朝的灭亡归咎于慈禧太后的无作为,殊不知清朝灭亡的祸根绝非一朝一夕。
其实早在康乾盛世的时候,这个“盛世”里就隐藏着很多交易,以及屈辱的开端。甚至很多乱世的衰落,祸根就是这个所谓的“盛世”埋下的。
重满抑汉,实行极端的民族政策
清朝是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汉族人口占到了95%以上,满族人口不足2%,是明君都应该知道,只有采取宽柔的民族,重用汉人,不断的促进民族的融合才能长治久安,国富民强,然而康熙一朝在处理满汉问题上出现了三大错误,严重的激化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1)禁止满汉通婚,导致满汉民族之间无法融合。
(2)禁示汉人进入关外。
清朝把关外地区称为满族人的“龙兴之地”, 康熙七年推行封禁政策,以致造成东北地区大量的无人区。致使关外地广人稀,防务空虚,良田荒废,经济停止不前,结果19世纪中叶,沙俄不废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防务空虚的海参威以北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3)维护满族人的种种特权。
满清一朝,满人是绝对的一等公民,汉人是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吃皇粮者满人占了大半,满人贵族的子孙往往不学无术,沦为纨绔子弟,满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譬如康熙平三藩、雍正征青海,最后都是依靠汉人才得以成功;
而那些满族子弟早已沦为老爷兵,靠边站了。更要命的是,这种趋势到晚清更是愈演愈烈,八旗子弟往往成天遛狗斗鸡,出入戏院茶楼,咸丰朝的重臣肃顺曾说,“满人大多是浑蛋多”。
在官员的任用上,也是满汉各一,以满为主。为了巩固政权,清廷也虽然尽可能地吸纳汉族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一般只能由满人担任;而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满人。由此,满人往往在朝廷和地方上占据重要职位,地位远较汉人要显赫。康熙朝执掌军政大权的重臣如索额图,明珠,佟国维等几乎全都是满人。
2.其实并不平等的尼布楚条约
康熙时代藩属国很多,但那都是弹丸小国,不能彰显康熙的“名望”,他想来想去,能够跟他放手一搏的只有沙俄。他并瞧不起沙俄,只是觉得俄国能打,而且领土面积大。
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却让中国损失了一块大地方,西伯利亚。《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清政府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的尼布楚之地划归俄罗斯。
自西汉时期,贝加尔湖就是史籍中的北海,是苏武牧羊的地方。自那时起,我国北方各民族就在这一地区生活,虽然中国中央政府很长时间里无法有效地统治这一区域,但它在法理上早就属于了中国。
《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中国自筑藩篱,使我国在贝加尔湖以至于西伯利亚方向划上了休止符,中国失去了北进西伯利亚进而西进和东进的机会,永远地失去了北冰洋、北太平洋方向的出海口和无尽的宝藏!想想西伯利亚的油气和森林资源吧,还有贝加尔湖的水资源,实在是令人心痛!
另外,该条约使俄国合法地获得了侵略基地和广大领土,并为中国的东北和蒙古进一步被渗透和侵略埋下了祸根。它还使俄国侵略者获取了巨大的通商权利,使其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后来中国清朝衰弱后的割地赔款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3.为平定台湾而禁海迁界
台湾问题在当时完全可以和平解决,台湾郑氏已经表示愿意臣服清朝,只是要保存汉族习俗,不愿剃发,不上岸而已,而康熙却硬是要台湾满族化,不惜动用武力,结果见武力不好解决,就采了既损人又损己的烂招:
禁海迁界,这一策略是是消极保守的,单纯立足于陆地,忽视了在海上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没有构成对台湾的海陆联合封锁。因而也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更何况其陆上封锁也并不彻底,连康熙也承认,经济封锁实施多年,“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
大陆物资出海渠道事实上一直就没有彻底切断。禁海迁界沉重打击了沿海经济 阻隔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政府禁海迁界政策给予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以沉重打击,窒息了我国曾一度比较发达的海外贸易,对我国沿海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从而也严重阻隔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濒海地区有良田万顷,土地肥沃,生产技术先进,已日益形成集约化生产。但迁界令一下,沿海30——50里地带转眼变为废墟。
据史料记载,仅福建、广东两省废弃的田园耕地就达575万余亩。我国海上贸易在明代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由于利润丰厚,明末沿海地区出现了 “穷洋竟同闹市”的兴旺局面。清政府实行海禁特别是迁界政策后,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就连福建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顿;不仅对外贸易中断20年之久,而且国内各港口间的贸易也陷入了一片萧条,惜日频繁出海的巨型商船,闲泊朽败于断港荒岸之间。海内外贸易的长期停滞,缩小了国内外的销售市场,直接影响到沿海各省农业手工业的生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伤及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
实施海禁迁界后,仅田赋一项,福建省每年就减少税收计白银20余万两,广东则高达30余万两。如果考虑到盐税、鱼税、商税等方面的减额,再加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各省的数字,清政府每年在赋税方面的损失是相当大的。顺治康熙年间,清政府由于连年用兵,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禁海迁界又造成巨额税收损失,对本已十分困难的财政状况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末迁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这样又加重了内地人民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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