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古代语言的思维）

旧城 2022-12-16 14:17:08 979

古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古代语言的思维）古代作品叙事简洁，言简意赅，精彩纷呈的语言表达背后，是自然、清晰的思维逻辑。一、语言呈现思维特征语言是现实生活中表情达意的工具，也是历史的产物；古今有别，又一脉相承。既烙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记，个性鲜明；也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发展、成熟，表现出稳定的共性。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代语言（尤其是典范古诗文作品的语言）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共生，融合，依附。语言表达伴随着思维活动，孕育美感的产生，彰显浓郁的文化特色。语言品析因而成为富有意义的对话，处于不同时空的读者与作者，思维双双到场，审美鉴赏同步进行，文化传承由此及彼。“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叶圣陶《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学习古代语言，既有“言传”技巧、逻辑推演的思维训练价值，也有“意会”涵咏的审美、文化价值。事实上，把握古代语言“与思维、审美、文化等共生、融合、依

“桃李国学苑”

古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古代语言的思维）(1)

古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古代语言的思维）(2)

古代语言的思维、审美、文化特征举隅

古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古代语言的思维）(3)

摘要

语言古今有别又一脉相承。与思维、审美、文化等交融共生，是古代语言一个显著的特征。语言伴生思维，精彩的表达背后，是自然、清晰的逻辑；语言孕育美感，多样的艺术手法引发读者审美鉴赏；语言贯穿历史纵深，彰显浓郁的文化特色。古代语言是一个载体，因其承载着深厚的思维、审美、文化内涵，本身愈加丰富，立体感十足。

语言是现实生活中表情达意的工具，也是历史的产物；古今有别，又一脉相承。既烙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记，个性鲜明；也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发展、成熟，表现出稳定的共性。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代语言（尤其是典范古诗文作品的语言）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共生，融合，依附。

语言表达伴随着思维活动，孕育美感的产生，彰显浓郁的文化特色。语言品析因而成为富有意义的对话，处于不同时空的读者与作者，思维双双到场，审美鉴赏同步进行，文化传承由此及彼。

“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叶圣陶《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学习古代语言，既有“言传”技巧、逻辑推演的思维训练价值，也有“意会”涵咏的审美、文化价值。事实上，把握古代语言“与思维、审美、文化等共生、融合、依附”的特征，对我们真正读懂古诗文作品大有裨益。

一、语言呈现思维特征

古代作品叙事简洁，言简意赅，精彩纷呈的语言表达背后，是自然、清晰的思维逻辑。

（1）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

(《左传·庄公十年》)

（2）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左传·僖公三十年》）

古代造字多用象形与会意，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字义。“伐”与“戍”均由“人戈”组成，构字方式相同。前者是“人”拿着“戈”，寓意进攻；后者是“人”扛着“戈”，以示防卫。

尽管“春秋无义战”，但战事双方总会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强者侵略则文过饰非，弱者被动则申明正义。史官秉笔“直书”，做不到纯粹的客观，其思维逻辑必然带有特定的立场。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在鲁国史官的笔下，这段文字语气严正，节奏紧凑：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国公然发起武力挑衅，出兵来犯，我国国君不敢怠慢，准备积极应战，名不见经传的曹刿请求拜见。面对突如其来的国家急难，君主决策当仁不让，臣子献计勇于担当，御侮以卫国安，思维连贯，条理清晰。

面对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郑国能够转危为安，全凭烛之武的三寸不烂之舌。“秦伯说，与郑人盟”，秦穆公欣然与郑国结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秦伯撤兵之前仍不放心，吩咐将领调转戈头，对付刚刚还一起“围郑”的晋军盟友，为的是主动帮助郑国加强边境的防卫力量。这一切都充分说明，烛之武“说秦”取得了空前成功。

（3）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而蔺相如徒以口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这番话耐人寻味，并非泛泛而谈。城，本指都邑四周的墙垣，后泛指城市；野，本指远离城市的郊外，也指旷野。攻城野战，即有时近距离地攻打城池，有时则在偏远的旷野作战。“有攻城野战之大功”意谓有真刀真枪的本领，自己因为军功卓越而被“拜为上卿”，是实至名归。廉颇之所以不服气蔺相如，是因为他觉得，与自己攻城略地的艰辛相比，蔺相如得到的功名没有丝毫的含金量。“贱人”与现在骂人的脏话不尽一致，蔺相如“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出身比较卑微。地位如此低下的人动动嘴皮子就轻易“位居我上”，让廉颇无法接受。这位老人家一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问题，褒己贬人，气量确实小了点。话说回来，武将讲军功，英雄问出身，是很自然的逻辑，廉颇历战无数，出生入死，体会尤深。

（4）（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荆轲刺秦王》）

照字面理解，“箕踞”指随意张开两腿坐着，形似簸箕。古时候，人们外穿的裤子无裆，只是将两个裤筒套在腿上，上端用绳带系于腰间。如此一来，“箕踞”难免走光，既无自尊也不敬人，尤其不雅。保持这种坐姿，要么是当事人向来不拘礼节，举止无心；要么是示以轻慢之态，刻意为之。

荆轲原本有缜密的计划，可是太子一再催促，可靠的帮手没来，同行的秦武阳又不堪重用，计划完全被打乱了；现在自己身受重伤，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他“自知事不就”，失败的结局在所难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因而视死如归，“倚柱而笑”；他“箕踞”，一方面是因为“断其左股”（左腿被砍断）、“废”（倒下），根本站不起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还柱而走”、狼狈不堪、丑态毕现的秦王不屑一顾，态度相当轻慢。“我选择劫持胁迫的策略，为的是向太子丹复命，可惜没能成功；如果只是单纯的刺杀，你早就没命了”，面对致命的打击，荆轲分明心有不甘，只能像这样维护着最后的尊严。

（5）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原贾生列传》）

2006年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第六册教材注释为：“夺，强取。下文的’不与’是不给的意思。”楚怀王委任屈原制定法令，上官见到草稿后动手去抢，屈原不给他，上官恼羞成怒，于是在怀王面前诋毁屈原。这种理解在逻辑上难以成立。通常，“争宠而心害其能”者喜欢使小心眼，行事不够磊落，当然要避免让人抓住把柄。上官不会蠢到去明目张胆强取对手的成果。何况，以上官“大夫”的身份，公然抢夺，与流氓无赖无异，成何体统。联系作品的整体内容来看，上官和屈原的矛盾集中在政见不同，对于法令，双方看法不一，因为看到的只是草稿，尚未颁布施行，前者想要作原则性的修改，后者坚决不同意。上官没有占得上风，因有进谗之举，也就不难理解了。（白化文《古代汉语常识二十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史官秉笔记录历史，既写征伐冲杀的场景，更写人物的言行举止，无论使者游说的言辞交锋，还是勇士的大义慷慨，抑或温文尔雅背后的较劲，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再现真实情境中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方面，古代语言既准确又形象，讲究逻辑，鲜活可感，有着鲜明的思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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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引发审美鉴赏

古代语言耐读，值得下咬文嚼字的功夫，与思维贯穿表达的始终不可分。以其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引发读者丰富的想象，成为古代语言的审美特征。

（6）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

（《阿房宫赋》）

理解“绿云扰扰”，需要一点训诂学知识。几个字辗转训释，意义相同，谓之“转训”。具体来说，这里的“绿”可以用“青”来训解（比如“青山”“青草”），“青”又有“黑”的意思（如“青丝”“青眼”）；“绿云”比喻浓密的黑发。

赋体作品讲究铺陈，上述四个句子，着笔于众多美人早起后精心妆扮的场景，一一铺写开来：只见她们开镜、理鬓、涂脂、焚香，有条不紊；镜面发出刺眼的亮光，满头的黑发浓密如云，净面、上妆，频繁换水，摆上香炉，室内香雾缭绕，极尽奢华之致，呈现非凡的视觉冲击力。场面之大，形象之美，令人叹为观止。“绿云扰扰”与“明星荧荧”的形象性比喻，加上“渭流涨腻”“烟斜雾横”的肆意夸张，形成整饬而有顿挫的表达形式，充分激活了读者的想象力，独有美感。

（7）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曲江二首》）

杜甫这两句诗，“就是借’寻（八尺）’’常（十六尺）’的长度意义，同’七十’对偶，而与实际用的’不希奇’的意义是对不上的”（张中行《文言与白话》，中华书局 2007.）。作为古代的长度单位，“寻”一般为八尺；“倍寻为常”，也就是十六尺。走个七八步、十来步就有酒馆，有酒馆的地方便有酒债，言下之意，喝过酒的地方都欠了酒债，“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一辈子再怎么活，也没几个能撑到七十岁的。杜甫大半生穷愁潦倒，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诗人饱尝炎凉世态、冷暖人情，老境颓唐，更只能以酒浇愁了。（《吴小如讲杜诗》，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隔几步路就有酒债，距离太短债太多；活到七十岁谈何容易，半生已过时日无多，空间和时间均极为逼仄，艰难困厄的现实处境与真切惨痛的人生体验相呼应，透露出十足的悲剧美。

（8）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秋兴八首》其一）

古时候做衣服，缝制裁剪之前有一道捣衣的工序。

“月明中庭捣衣石，掩帷下堂来捣帛。妇姑相对初力生，双揎白腕调杵声。高楼敲玉节会成，家家不睡皆起听。秋天丁丁复冻冻，玉钗低昂衣带动。夜深月落冷如刀，湿著一双纤手痛。回编易裂看生熟，鸳鸯纹成水波曲。重烧熨斗帖两头，与郎裁作迎寒裘。”（黄永武《中国诗学·鉴赏篇》，新世界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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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集》中这首题为无名氏的《捣衣曲》，详细地介绍了捣衣的操作程序和具体情形：时间一般是晚上，地点多在自家院子里。“捣”的不是成衣，而是用于制衣的布帛。生丝容易绽裂，需要将其捣（捶打）成熟丝方可使用，完全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将生丝打成熟丝之后，才能制作秋冬的衣服。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描绘的是怎样一幅场景呢？秋已深，寒风起，夜幕降临，白帝城里一片忙碌，家家户户都在加紧赶制御寒的冬衣。此时此地，诗人却生活无着，在瑟瑟秋风中打战。

艺术源于生活，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诗人的提纯，凝练为富有质感的语言，读者借此展开艺术鉴赏，进行二次加工，能获得妙不可言的审美快感。

三、语言带来文化体验

理解古代作品，要考虑时间这一因素，只有将依附于语言的特定文化还原出来，才能深了其意。

（9）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赵国应秦王之请前去渑池与会，为的是不让秦王的阴谋得逞。现在，赵王被迫按秦王的要求“鼓瑟”，忍耻受辱，“示赵弱且怯也”。随行的蔺相如看不下去，强起力争，不惜以性命威胁秦王“击缶”，秦王生气却又无奈，象征性地敲了一下缶。“为一击缶”充分表现了秦王草草了事的窘迫之态。

“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古之缶制形如覆盆缶类也。庄周鼓盆而歌以明哀乐。”（《文献通考·乐八》）作为日常生活用具，盆、缶被用作乐器，是因为古人常在宴请中用筷子或小棍击以节奏配合旋律。

瑟是一种弹拨乐器，盆、缶则属于“体鸣乐器”（打击乐器）。二者演奏手法不太一样，“鼓瑟”的动作是弹拨丝弦，“击缶”的动作则是敲击器物本身。从表演的实际情形看，前者动作幅度小，相对文雅；后者动作幅度大，较为粗犷。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李斯《谏逐客书》），可见，以打击乐器为主的“秦声”演奏有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热情奔放，场面壮观。酒酣之际，秦王吩咐赵王奏瑟，羞辱对方；他未必不想乘胜追击，“击瓮叩缶搏髀（拍打大腿）”以展现大国气势、强秦之威。然而，蔺相如竟然赤裸裸地威胁自己！被动击缶不但毫无快乐可言，而且颜面扫地，为性命计，秦王只好忍气吞声，一敲了之。

（10）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

（李密《陈情表》）

当有些话不能明说或不便直言时，作者通常会使用“婉辞”。说话或写作有所避忌，与“禁忌”文化有关。

改嫁完全可以明说，就像李陵受单于之命劝降苏武那样，以好朋友的身份叙说自己的所知，“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李密上表陈情，谈到母亲改嫁，是不宜直言的，因为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守节被看得很重（尽管在某些时代，对改嫁也是持宽容态度的）。“舅夺母志”，是说母亲坚定的守节意志是被舅舅强行改变的，改嫁是无奈之举，无主观故意——这是“为尊者讳”。

（11）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左传·僖公三十年》）

恰当地运用谦辞和敬辞，对于表达的得体非常重要。“执事”，字面上的意思是从事工作，主管其事；引申为“有职守之人，官员”或“供役使者，仆从”。禀告尊长，陈述自己的意见，只能“因卑达尊”，即为表达敬意避免直接称呼，而要“执事”代为转告。类似情况约定俗成，固化为习惯后，“执事”因而有了“对对方的敬称”的用法。“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如果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我就麻烦您这样做。言下之意，对您来说，“亡郑”并不划算。作为敬辞，“君”“执事”代指的都是“秦伯”。古代语言“因卑达尊”的例子非常多，“阁下”“足下”等词语一直沿用至今。

准确的语言背后是得体、崇礼的文化支撑。许嘉璐先生说得好：“不要把古人的外交辞令、委婉的语言，都看成虚伪。本来是黑，为了不光彩的目的说成白，才是虚伪。如果让对方明白无误地理解了自己的意思而又给对方留点面子、容易接受，那是几乎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都需要的。”（许嘉璐《古语趣谈》，北京中华书局 2013.）

（12）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廉颇蔺相如列传》）

“负荆请罪”是我们熟知的故事。廉颇在门客的引导下，亲自来到蔺相如门前，说了这番话。“鄙贱之人”，自愧见识短浅（并不涉及出身）；“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语带感叹，表达钦佩之意的同时，也暗含着自我批评。站在廉颇的角度看，蔺相如宽恕的是“我”（第一人称），表达时为什么要用一个“之”字（第三人称）呢？

“这种用法的修辞色彩很浓，实际上是一种婉曲的说法，即把当事者，不论是自己或对方，放在第三者的位置上去。指代第一人称时，还有些谦逊的意味。”（《古代汉语常识二十讲》）廉颇为与蔺相如争位次，曾扬言要当面羞辱对方；谁知蔺相如有意回避，“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甚是大度。这让廉颇深受触动，也因而痛悟前非，他说“不知将军宽之至此”，是将自己放在第三者的位置，强化了真诚愧悔、由衷钦佩的心理：您对待“那么一个小心眼的人”竟表现出无比宽容的态度。

“左师触龙愿见。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触龙说赵太后》）“根据礼节，大臣见国君时应’趋’行前进，即急走；’趋’字本身同’徐’字有矛盾。作者偏偏把这两个有矛盾的词儿放在一起，来刻画左师公应当快走而走不动的神态。”（吴小如《古文精读举隅》，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由于特定的文化与语言本身融合无间，“这种细微之处，译是译不出来的”（《古代汉语常识二十讲》）。

纵观上述举证，不难发现，古代语言是个神奇的载体，由于承载着深厚而独特的思维、审美与文化内涵，其自身愈加丰富多样。与思维、审美、文化等密切融合、完美共生的特征，使得古代语言远远超出作为“外壳”存在的意义，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语言的构建、运用，岂能止步于“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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