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是个好皇帝吗（被做皇帝耽误的千古词人）

李煜是个好皇帝吗（被做皇帝耽误的千古词人）古语劝导不可一叶障目，但在评价古人时，人们往往会因一些表象而忽视其真实，对于有着文采的帝王尤其如此。例如曹操，后人会因其“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认为其有仁义之心，忽略他在汉末群雄中屠城杀降的记录居魁首。这艰难是因为李煜。无论当时的北宋君臣还是后世爱恨李煜者，其实都看错了李煜。以天下大势来看，南唐也已孤立无援。963年，北宋灭亡荆南高氏政权与湖南周氏政权；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江南地区还保持独立的仅剩下南唐、吴越，以及割据漳州、泉州的陈洪进。而吴越钱氏已经打定主意投附北宋，即使南唐有“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赏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的劝诫，也不改初衷。至于陈洪进，也早已是宋太祖敕封的“推诚顺化功臣”了。远在北方的契丹辽朝，原本与南唐交聘频繁，但经过辽朝使节被刺的“清风驿事件”，两国也已断交。何况山河阻隔，辽朝就是有相助之意，也鞭长莫及。内忧外孤，此时南唐在

南唐兵弱国贫，又是无“人君之度”的国主在位，却与宋军血战多时。

文／班布尔汗

公元974年，也是北宋开宝七年。是年九月，下定决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宋太祖赵匡胤，发动了对南唐政权的终极打击。他命大将曹彬、潘美等率水陆军十万赴荆南，自西向东用兵。同时，以吴越王钱俶为东南面行营招抚置制使，以客省使丁德裕为监军，自东向西用兵。如此，以两路夹击之势攻向南唐。

此时的南唐，已经尽失江北诸州，只据有洪州、金陵等江南十九州岛，国境只及鼎盛时的一半。国家还失去产马之地，“国中无马”，连成建制的骑兵都无法组建，军队之中“骑兵才三百”。加之失去海盐产地，被北宋封锁对外贸易以及连年对北方“银绢万计”的上贡，使得国内财政紧张，经济困难，“物价增涌”，以至于连铜钱都成为战略物资，国内以铁钱流通。

以天下大势来看，南唐也已孤立无援。963年，北宋灭亡荆南高氏政权与湖南周氏政权；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江南地区还保持独立的仅剩下南唐、吴越，以及割据漳州、泉州的陈洪进。而吴越钱氏已经打定主意投附北宋，即使南唐有“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赏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的劝诫，也不改初衷。至于陈洪进，也早已是宋太祖敕封的“推诚顺化功臣”了。远在北方的契丹辽朝，原本与南唐交聘频繁，但经过辽朝使节被刺的“清风驿事件”，两国也已断交。何况山河阻隔，辽朝就是有相助之意，也鞭长莫及。

内忧外孤，此时南唐在位的是“做个词人真正好，可怜薄命做君王”的李煜。这位词人国主笔下总是“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这样的艳词，给人以声色犬马的印象，所谓“风流秀曼，失人君之度”。

兵弱国贫，又是无“人君之度”的国主在位，北宋此次南征，南唐应该如后蜀一般“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被轻松灭亡才是。然而，宋军遭遇了极为顽强的抵抗，不但用一年之久才攻陷金陵，而且南唐在金陵陷落后仍有多地坚持抗战，可算是北宋统一战争中除了有辽朝支持的北汉外最艰难的胜利。

这艰难是因为李煜。无论当时的北宋君臣还是后世爱恨李煜者，其实都看错了李煜。

强势君王：文学与美女是爱好，南唐国主是主业

古语劝导不可一叶障目，但在评价古人时，人们往往会因一些表象而忽视其真实，对于有着文采的帝王尤其如此。例如曹操，后人会因其“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认为其有仁义之心，忽略他在汉末群雄中屠城杀降的记录居魁首。

后人看到宋徽宗书画千古一绝，又醉心花石和名妓，便认为其是藏身深宫，纸醉金迷而不爱政事的文艺帝王。殊不知其人权欲与功业心极重，在位期间，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祖宗之法“坠废殆尽”，宰相在其面前都是“每闻将退免 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至于他出兵攻打河湟乃至联金灭辽希图收取燕云，哪里有不爱政事的样子？

李煜为一代词宗，其文学成就登峰造极，加之其与大小周后的爱情传奇，便也给人以不爱江山爱文学、爱美人的印象。但人们都忽略了，文学水平高，对女人多情，并不妨碍他是一个强势君王。文学与美女是其爱好，南唐国主才是他的主业。

李煜是南唐元宗李璟的第六子，原名李从嘉。南唐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李煜的父亲李璟很不得其祖父——南唐烈祖李昪的喜欢，但终究是长子，虽受了很多波折，最终仍即位。排位在第六的李煜，原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为储君的。

李昪不喜欢李璟，属意于另一子李景遂，而李景遂也有着众多支持者。这使得李璟即位后，不得不立李景遂为“皇太弟”。导致李璟的儿子们大为不满，尤其是长子李弘冀，与叔叔李景遂多番明争暗斗。958年，李弘冀取得了对吴越的“常州大捷”，实力暴涨，李景遂不得不上奏将皇储之位让给弘冀。

李弘冀虽得太子之位，仍不放心叔叔，终于将李景遂毒杀，他自己不到一年便暴病而亡。因为李璟的二、三、四、五子都早亡，李煜成为长子，于是登上储君之位。

大哥李弘冀与叔叔李景遂的鹬蚌相争，让李煜渔翁得利，这看似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李煜也一直维持着低调，埋头书本，一面“精究六经，旁综百氏”，一面倾心佛教，自号“莲蓬居士”，而“未尝干预时政”。其间所写的诗文，也是“谁能役役尘中累 贪合鱼龙构强名”这般看透红尘之作。以至于后世苏东坡，也认为他有着“欲脱世网而不得”的无奈。

细究历史，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钱俶的《南唐后主陇西郡公李煜墓志铭》中，总结李煜是“早知国事”，不但“工书画，明音律” 而且还“善兵法”。徐铉所撰《吴王陇西公墓志铭》中，更将李煜誉为诸葛亮一般的人物，说其失败是因为“以厌兵之俗当用武之世，孔明罕应变之略”。墓志铭总是要有所誉美，但一些事实也表现了李煜绝非不问世事、看透红尘。

955年，后周世宗柴荣率兵第一次征南唐，大败唐军，连下数州之地，饮马长江。内外交困之际，此时年仅19岁、还是安定郡公的李煜，被委以沿江巡抚使的重任。李煜严加守备，安抚民心，使得“初守建康，民咸德之”。而屡战屡胜的柴荣见到南唐守备严密，知道渡江困难，不得不慨叹“彼有人焉，未可图也”，率军北返。

不到20岁且初出茅庐的李煜，其表现完全不像不问政事的文青。

而在太子李弘冀死后，李煜虽成为长子，但储君之位并非无竞争者。他的弟弟李从善与大臣钟谟结为一党，指出李煜“器轻志放，无人君之度”，应以从善为储君。而李璟也很喜爱李从善，任命其为自己统管随行护卫军。李璟在洪州病逝时，李煜远在金陵，而李从善正在李璟身边，想要趁机篡改遗诏，但在扈从大臣的反对下作罢。身为护军统领，又是李璟爱子，在父亲去世、李煜远离的绝佳时刻，李从善都无法动摇李煜的地位。若说李煜对政局毫不经心，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恐怕不能让人信服。

成为太子后，李煜“在东宫 开崇文馆以招贤士”，迅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班底。而在李璟南迁，由他在金陵监国之时，也能迅速稳定局势，“后主监国于建邺，临事明允，甚得时誉”。待到正式成为国主，李煜第一时间进行了集权改革，设立澄心堂，架空了宰辅机构。

南唐原有“澄心堂承旨”一职，类似于唐朝的翰林待诏，职责只是应诏供奉。而李煜将之变为自己的秘书机构和权力中枢。澄心堂成员除王室内成员外，多选取低级官员参与，“出入内庭密画 中旨多出其间”。使得掌管政务的中书省和掌管军事的枢密院“皆同散地”。甚至“用兵之际，降御札移易兵士”，而枢密院根本不知道。李煜的做法，与汉武帝设立尚书台加强君权削弱相权如出一辙，李煜的权欲和手腕可见一斑。

在15年国主生涯中，李煜一面有着人所熟悉的好文艺、崇佛教的特点，另一面也展现着一个集权君主的勤政。他经常“命两省侍郎、谏议、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更直光正殿，召对咨访，率至夜分”，甚至对于刑律之事也亲自过问，“常猎于青山，还如大理寺亲录系囚”。

南唐在李璟在位时，因为对外战争的失败，国主权威动摇，内有皇族争储，外有朝臣党争，甚是混乱。及至李煜继位，因其干纲独断，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内耗，南唐的施政基本上按照李煜的想法在铺陈。改革币值，以铁钱为内部交易货币，将铜钱作为国家储备，以至于“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罢去屯田，划归州县，使得“屯田佃民绝公吏之挠刻，获安业焉”。

在用人上，李煜也表现出一位帝王的恩威。面对与自己争位的弟弟李从善，他不但不予追究反而予以重任，澄心堂便让自己的几个兄弟都成为核心成员，营造了宗室同心的氛围。他对于前朝老臣，如冯延鲁、何敬洙等，也是礼敬有加，大加厚赐，从而获得“仁孝为理”的“明王”赞誉，收拢了朝野之心。

同时，当他怀疑林仁肇这般威望深厚的老将有可能背叛时，则痛下杀手，将之鸩杀。潘佑、李平都是李煜为太子时的近臣，他们在积极推动井田制，禁止土地买卖的改革时，得到李煜大力支持。当改革过于躁进而“百姓大挠，几聚而为乱”，以至于朝臣群起反对时，李煜也会毫不留情将他们下狱处死。

李煜通过澄心堂，将南唐的“三千里地山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能在揽权的同时“无殃兆民”，没有刻意搜刮，使得“民稍休息”，从而聚集了士民之心。正是如此，李煜才能够有底气拒绝北宋的招降，在宋军南下之时有信心进行抵抗。

卑躬屈膝背后：不断贡赋只求暂缓决战和积极备战

面对咄咄逼人的北宋，李煜的作为从表面上看是怯懦而卑微的。父亲李璟时代，丧师失地，去帝号称“国主”，并按时缴纳贡赋。到了李煜即位，更加卑躬屈膝。

961年，李煜刚一即位，便上表宋太祖，表示自己“实愧非才”，成为国主是“惧弗克堪 常深自励”，希望得到宋太祖的承认。对北宋的贡赋，李煜不但从不短缺，而且还有所加码，常例贡赋就经常达到“金器两千两，银器两万两，纱罗绢丝三万匹”的程度。北宋有“师克捷及嘉庆事”，李煜还要“遣使犒师修贡”。逢年过节，他“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遇到“吉凶大礼”，他还要“皆别修贡”。北宋的使节到南唐，李煜从来都是“衣紫袍，备藩臣礼”，极尽谦恭。

李煜想让北宋明白，自己人畜无害，无野心，无骨气。后世因此认为他软弱无能，一味奴颜媚骨，日后亡国辱身也是定数。软弱背后，李煜表现着强硬的另一面，那便是积极备战。

有权欲也有权谋的李煜，绝不可能认为做小伏低便可换来平安。他明确对宋太祖表示，自己的底线是“宗社之失，不自臣身”。也就是说南唐灭亡不能在自己手里发生，称臣上贡皆可，纳土归降绝不可能。宋太祖几次让他前往开封，他都托词拒绝。他不断地贡赋，只是为了暂缓决战。

各种谦恭的背后，史书上也有大量南唐备战的记载，如“置龙翔军以教水战”，“缮甲募兵，潜为备战”，“筑城聚粮 大为守备”等等。宋太祖赵匡胤从未被李煜的谦恭所迷惑，知道其“作为事大之恭谨，每欲欺天而观望”，尤其是“修葺城垒，弥年为固守之方”，可想而知“有包藏之志”，故而从未放松对南唐的监视和运筹。只是北宋早已定下“先易后难”的统一方略，那么对于南唐这个外软内硬的骨头，只能放在最后再解决。

974年，江南群雄或灭或降，虚与委蛇已经没有必要。宋太祖赵匡胤下达了对南唐的总攻击令。李煜对这个早已意料到的结局也并未慌乱，他一面继续派使臣上贡“乞缓师”，一面定下了“坚壁以老宋师”的战略。毕竟此时的南唐无骑兵，野战非宋军之敌，加之李煜当年面对后周便是沿江防范、坚壁清野而取得成功。而值得一提的是，李煜也并未因自己因坚壁清野之策退后周军而产生路径依赖。在严守长江的同时，也以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15万之众为预备队，既牵制长江上游宋军，也可随时支持各地。

作为大权独揽的国主，李煜是战争中南唐的最高统帅，各项军令都是他通过澄心堂亲自下达。以至于将领出兵之际，“招讨分兵署字”，却“不知何往”，因战前谋划“皆出澄心堂”。后世如陆游著《南唐书》，说宋军已经入境，而李煜“犹不知也”，是太过贬低李煜了。

对于宋军伐南唐之战，一般印象都是势如破竹。其实双方多有拉锯，战况激烈，在白鹭洲、武昌、池州等地，史书都记载宋军大败唐军后时隔数月又再败唐军，可想而知宋唐两军是在反复争夺。

战争中，南唐军涌现了不少奋战不屈的将士。袁州萍乡制置使刘茂忠“亲操奋击”，击败宋军。江南统军使李雄父子八人死战宋军，全部殉难。甚至因李煜与其祖、父均礼遇佛教，江南寺庙也主动抗击宋军。“庐山圆通寺在马耳峰下 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时赐田千顷，其从数百众，养之极其丰厚。王师渡江 寺僧相率为前锋以抗。”

宋军在战力强盛之下屡败唐军，最终形成了对金陵的包围。但因作战损耗和气候原因，“秋暑军多疫”、“南土暑炽，军卒疫死”，宋军已经有了“体士马 为后图”和“方议休兵”的想法。李煜坚壁清野的战略几乎获得成功，只待朱令赟率部解围，这次抗战便算胜利了。

因此，宋军兵临城下时，李煜仍举行了科举考试。“是月，江南知贡举，户部员外郎伍乔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后世评价“王师已至城下，而贡举犹不废”是李煜“诚不知务者”，则是后见之明的上帝视角了。

然而，朱令赟率军来援，打算火烧宋军战船，不料“适会北风反”，大火反而焚烧了唐军战船，导致唐军崩溃，朱令赟被俘，南唐唯一的机动兵力丧失。如此一来，宋军无后顾之忧，“百道攻城，昼夜不休”。金陵城中“米斗万钱，人病足弱，死者相枕籍”。

局势无可挽回，李煜展现出帝王而非文人的一面，指挥部队拼死守卫，还向契丹请求援兵。长达十个月的金陵攻防战中，因为李煜作为国主坚决抵抗，南唐守军相当顽强。将军呙彦、马承信、马承俊“力战而死”，各门守军都坚守到最后一人一马，战死者均血污不成人形，“诸将战没者 犹数十人”。

975年11月，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金陵还是被攻破了。众多忠于李煜的大臣如陈乔、钟蒨、廖澄等均自杀殉主。而原本誓言“如其不获，乃聚宝自焚，终不作他国之鬼”的李煜，却未能践诺，向宋军投降了。

强项臣虏：在羞辱中高调求死，故地彻底沦陷后失去价值

李煜有着帝王的高傲，也有着文人的敏感，“一旦归为臣虏”的屈辱原本是难以忍受的。金陵城破，他“欲自杀”，但千古艰难唯一死。面对着“左右泣涕固谏”，他终究未能殉社稷，只能去过“沈腰潘鬓销磨”的臣虏生活。

投降前后，李煜的两项作为，展现了他既是帝王又是文人的特色。其一，他焚毁了父亲李璟和自己数十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元宗（李璟）后主（李煜）皆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至多。”城破之际，李煜嘱咐妃子黄氏，“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而可焚之，无使散逸。”黄氏在城破时遵旨行事，大量珍本书画被付之一炬。这可算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惨案，足可与梁元帝焚书相比。帝王的宝惜与常人不同，有极强的独占欲，自己既不可得，便不如毁掉，即使如李煜这般文人气极重的帝王也未能例外。

其二，宋军统帅曹彬优待俘虏，在押送李煜北上之前，允许他“运宫中珍宝金帛，唯意所取”，作为他日后的生活所需。而李煜“方以亡国忧愤 无意于蓄财，所取不多，故比诸降王独贫”。国破家亡，连最宝惜的书画都焚毁了，自己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要更多的钱物还有何用？无意蓄财的李煜此时展现的是自己作为文人的一面。

被押解到北宋都城后，李煜遭到了一系列羞辱，被封为“违命侯”，在宴饮时，被宋太祖耻笑为“好一个翰林学士”。待到宋太宗即位，更是经常将李煜的妻子小周后召入宫中，“每入辄数日而出”。这样的屈辱之下，李煜除了将一腔悲愤化为一篇篇千古名篇之外，也时刻保持着强项，种种作为只为了一个目的：求死。

他没有勇气自杀，因此希望宋皇能够处死自己。到开封之后，他没有如南汉刘鋹一般用自贬的方式讨好宋皇，反而经常“务长夜之饮”，乃至于“燕饮声伎 彻于禁中”，极为高调地宣示自己的存在。所写诗文都是故国之思、家国之痛，毫不忌讳。而当南唐旧臣拜访自己，李煜也不惧猜忌，总是予以丰厚的赏赐，以至于很多南唐旧臣将之作为生财之道，反复求赏。

这些作为，足以求死了。后世都以为是李煜写出《虞美人》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诗句让宋太宗“衔其有故国不堪回首之词”才导致李煜之死，实际上李煜种种作为早已是必死之局。何况，各地降王，除了刘鋹这样在故国声名狼藉者之外，几乎都不得善终，后蜀孟昶“至京师……七日而卒，追封楚王” 吴越钱俶“太宗于是日遣中使赐以器币，与之燕饮，皆饮毕卒。盖太宗杀之也”。在江南颇有人望的李煜又怎么能例外？

李煜能够如此高调强撑两年才被杀，是因为南唐故土仍有人坚持抵抗：指挥使胡则与左军招讨使柯昶同守江州，在李煜投降四个月后仍坚守不屈。还有袁州刺史刘茂忠、吉州刺史申屠令坚在南唐亡国两年后，仍坚守吉州、袁州等地不降。留住李煜，是为了避免更多的反抗。

待江南各地的抵抗都已失败，李煜求死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为臣虏两年后，公元978年8月13日，“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所谓牵机药，“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知牵机状也”，李煜在极度痛苦中结束了生命。

他的死，虽被后世认为因文获罪，其实是作为一个失败帝王失去了利用价值的必然结局。总被人看做文人的李煜，却仍是死在帝王身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