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光明顶在哪（比月港开海早四十年的）

明朝光明顶在哪（比月港开海早四十年的）明朝政府主观地认为，通过“禁海”可以保护沿海民众不受海盗及倭寇的荼毒，但成为明朝两大祸害之一的“南倭”、“倭患”，在很大程度恰恰是“禁海”所造成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是如何防患民众的出海，而是如何保护民众的出海。明朝的禁海，不仅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也使得整个中国的发展，与“大航海时代”的趋势背道而驰。所谓的“倭患”，从一定程度上说，恰恰是沿海民众、沿海商人和外部力量一道，对明朝的“禁海”令，进行猛烈的冲击。明朝正德、嘉靖时期，随着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海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不仅本国的商人大量出洋贸易，日本的商人及武士、浪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沿海，有机会做生意便做生意，有机会抢劫便进行抢劫。他们占据着一些沿海岛屿，既为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分赃和集合力量的“匪窝”。明朝水师

导言

关于明朝海禁，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片板不许入海”，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出现在明朝的官方法令中。如同说明太祖朱元璋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又有“宦官不许识字”的禁令一样，在明代官方文献中，也并无记载。

文献中最早说到“寸板不许下海的”，是嘉靖时代的朱纨。朱纨在嘉靖二十六年由南赣巡抚改任浙江巡抚，并且提督闽浙两省军务。他向朝廷上疏，疏中特别提出：“我朝立法垂训，尤严夷夏之防。至今海滨父老相传，国初寸板不许下海。 ” 此疏目的，是希望朝廷给他更大权力，重启禁海令。但是不久，朱纨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原来海禁不行，问题看似在海上，根子却在京师，于是发表了一番惊人之语：“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尤难。 ”

在“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面前，朱纨未能实现抱负，还身败名裂，也由此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海”。但在四十年前，明朝政府就已经在一个小岛进行了试验。

“背道而驰”的禁海与“月港开海”

明朝正德、嘉靖时期，随着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海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不仅本国的商人大量出洋贸易，日本的商人及武士、浪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沿海，有机会做生意便做生意，有机会抢劫便进行抢劫。他们占据着一些沿海岛屿，既为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分赃和集合力量的“匪窝”。

明朝水师

明朝政府主观地认为，通过“禁海”可以保护沿海民众不受海盗及倭寇的荼毒，但成为明朝两大祸害之一的“南倭”、“倭患”，在很大程度恰恰是“禁海”所造成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是如何防患民众的出海，而是如何保护民众的出海。明朝的禁海，不仅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也使得整个中国的发展，与“大航海时代”的趋势背道而驰。所谓的“倭患”，从一定程度上说，恰恰是沿海民众、沿海商人和外部力量一道，对明朝的“禁海”令，进行猛烈的冲击。

明朝的海寇

在这种潮流之中，一些在浙江、福建、广东任职的官员，对禁海政策也有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当大规模的“倭寇”平息之后，痛定思痛，四川汉州（今广汉）籍福建巡抚徐泽民在隆庆元年（1567）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开海”，允许经过官府批准的海商出洋通商。这个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当时明朝的内阁首辅，是大名鼎鼎的松江人（今上海）徐阶。这个事情被人们称为“隆庆开海”。“隆庆开海”说明，在当时，无论是内地还是沿海的官员，都有相当部分倾向于开放海禁。

《六国码头通商图》

但是，“隆庆开海”的地点，不在广州、泉州、福建、宁波，更不在当年的“六国码头”苏州太仓，而在《大明一统志》中也找不到的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月港”，位于嘉靖时期从福建漳州府龙海县分出的澄海县。只是，无论是建议开海的福建巡抚徐泽民，还是批准开海的内阁首辅徐阶，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在《大明一统志》中没有记载的月港，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巨港”，可通“东西洋”。这个东洋，指的是今菲律宾以东，乃至美洲；这个西洋，指的是印度洋，直到大西洋。由于刚刚经历了“倭变”，所以月港通的“东洋”，不包括日本。

葡萄牙的海外拓展来自于贵族的推动

这个时候，还有一股力量从大西洋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了中国的南海，并且在珠海的入海处占据了一个岛屿，建立了据点。这个据点后来很出名，因为它的名字叫“澳门”。占据澳门的是一群葡萄牙人，他们是打破明朝禁海政策的先行者。

满剌加“旁边”的佛朗机

葡萄牙人是在明朝正德年间来到中国南海的，但对于他们的来头，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明史》史馆的学者们，竟然还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定位：“佛郎机，近满剌加。”可见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对西洋的形势是何等无知。正德年间来到东南亚的葡萄牙人，开始占据了马六甲海峡北岸、今马来西亚南部，并在那时定居下来，这就是“殖民”了。这里本来有一个“满剌加国”，是郑和下西洋到过的地方，满剌加国和旧港所在地“三佛齐”一样，接受了明朝“敕封”。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取而代之，成为统治者，并在正德十三年(1517)派遣使者，打通了宦官的关节，来到北京，要求和明朝建立关系，当时称为“请贡”。

明代广东海域图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永乐时期，成祖朱棣一定是大大的高兴，一定要厚赏来者，甚至一定要派遣使者，将其护送回国，如果是这样，或许中国的船队那个时候就可以从好望角到达“大西洋”、抵达欧洲了。如果是那样，中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世界也不知道将会是怎样。当然，应该不会怎样，充其量就是带来一些没有见过的珍宝而已，并且留下比郑和下西洋更值得留恋的故事。因为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等人的故事虽然振奋人心，但没有源源不断的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大航海时代”和全球贸易也是不会有的。

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不是永乐年间，而是正德年间，所以就更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因为这时的明朝“朝廷”，早已习惯关起门来过日子，所以十分轻蔑地打发了使者，让其回国。但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的使者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一直迁延不去，不但自己在广州市舶司的“怀远驿”住了下来，“筑室立寨，为久居计”，并且还留下了一位名叫“亚三”的“火者”，即名叫“亚三”的被阉男子。这位“亚三”不但多才多艺，而且通晓华语，成了明武宗正德皇帝的贴身宦官。

葡萄牙战舰

后来人们发现，此人原来不是通“华语”的“夷人”，而是通“夷语”的“华人”。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明朝朝廷还在“禁海”，明朝的士大夫还全然不明白“西洋”更毋论“大西洋”的情况，但中国东南沿海的民众，特别是经常出海、或者是已经在东南亚定居的华人，已经和葡萄牙人打成了一片了。犹如长年在吕宋的华商，也早和西班牙人、和吕宋人货通有无，和平共处。

不断有言官建议，要驱逐滞留在中国的葡萄牙人，甚至有人还提出，应该勒令葡萄牙人退出占据的“满剌加”，因为那时从郑和下西洋以来就是明朝的“属国”。这只是明朝朝廷某些官员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沿海地区通过和葡萄牙人的交易，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当时的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为了筹集上贡给朝廷的香料和其他“舶来品”，对葡萄牙人网开一面，不但允许其出入珠海、货物往来，而且允许进入广州，自由贸易。这样，不但给朝廷的贡物有了着落，广东的官员也更加富裕起来，因为他们的薪水开始用海外的舶来品支付，通过变卖，收益比朝廷给的十分可怜的薪水要高得多。

比“月港开海”早了四十年的“林富通商”

嘉靖九年（1530），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两广的福建莆田籍官员林富直接上疏明宪宗朱厚璁，疏请佛朗机（葡萄牙）在广州贸易。他列举了与葡萄牙通商的“四利”：

利一：“祖宗时诸番在常贡之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林富把这一点放在首位，十分有趣，因为只有先满足皇帝的要求，才谈得上其他。

利二：广东、广西民变不断，“连年用兵，库藏耗竭”。和葡萄牙人通商，可以充军饷。说完给皇帝的好处，林富接着说形势，用兵需要钱粮，不通商则无钱粮。

利三：广西的军饷素来“仰给于广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林富指出，不但广东需要通商供给钱粮，广西同样如此。

利四 ：沿海居民以通商为生计，“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贸易，衣食便在其中”。林富最后一条才谈民生，这也是中国君主制的特色，小民的事情从来是放在最后附带考虑的，除非是事情闹到不可收拾。

林富的建议，代表着当时朝野许多官员的认识，这些建议剥去了皇帝禁海的面子。当然，到这个时候，明朝的皇帝已经不怎么要面子了。林富的这个建议，比涂泽民在月港开海的建议，还早了四十年。

1564年的澳门

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合法地以澳门为依托，在中国住了下来。但当时的澳门，还只是广东香山县属的一个名叫“壕镜”的半岛。由于是香山县的出海口，当地人称出海口为“澳”，由于是香山县的出海口，所以有个更好听的名称，叫“香山澳”。

定居香山澳后，源源不断的葡萄牙人闻讯而来，地盘不断扩充，“筑室建城，雄跨海畔，若一国然”，成为“雄镇”。由于中西之间，文化习俗的不同，和当地居民的纠纷自然也不可避免，这本来也是正常的现象。清修《明史·佛郎机传》，倒真是对当时明朝和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客观的评述：

“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然。然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 ”

葡萄牙人也与明军有过交火

但是，明朝对其产生疑虑，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一，倭寇，不管是真倭还是假倭，一直在沿海为患，如果这批“佛郎机”和他们勾结在一起，岂不是更加难办？第二，葡萄牙人也确实制造过麻烦。事情发生在嘉靖二年(1523)，几艘葡萄牙船未经当地官府的许可，来到广东新会的“西草湾”，和前来防御的明军水师发生了冲破，被明军俘虏了42人、斩首35人，截获了两艘战船。

终明之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真没给明朝带来太大的麻烦，却至少在两个方面，为明朝做出了贡献。第一，葡萄牙人的火砲，被称为“佛郎机”，后来在明朝对蒙古、对女真、对日本的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第二，澳门成为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落脚点和根据地，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大批的传教士，都是从澳门进入中国的，带来了不少新鲜的东西，开拓了明朝人的眼光，出现了徐光启等一批在明朝就已经真正“放眼看世界”人。

结语

人们曾经设想：郑和下西洋，其实有可能使明朝“引领”“大航海时代”的；正德、嘉靖时期的“倭变”，特别是“佛郎机”即葡萄牙人的到来，则有可能是明朝“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契机；甚至万历时期的向吕宋寻找“金豆豆”，也有可能是明朝进一步和“大西洋”人、乃至和“美洲”人接触的机遇。

但是，明朝最终还是没有能融入这个时代。明朝统治者的上防务思路，和历代统治者边境防务思路一样，希望画一个“防务圈”，把所有的威胁挡在防务圈外，把臣民圈在圈子内。于是，北部边防是修长城，海上防备是禁出海。这个思路在文学作品上也有体现，《西游记》中孙悟空常常用金箍棒画个圈圈，让唐僧蹲在里面，自己就放心了。所以说，只要明朝以农立国的精神不变，永远不可能放眼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