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得的什么病?同治皇帝死亡之谜已解开
同治皇帝得的什么病?同治皇帝死亡之谜已解开奏折说:官方档案和御医纪录到底哪个在理,在当时已经成了罗生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近期,随着一封宫廷密档的发现,同治死亡之谜或许已经解开了。学者在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珍存的《明清内阁大库档》中,找到一封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监察御史余上华的奏折。对此,祖父回答:“同治帝肯定死于梅毒”。当时,同治帝的症状十分严重:“梅毒溃烂后 流脓不止 奇臭难闻 我父每日必须亲自敷药,过了一个多月,我父因持续的恶臭失去了嗅觉。”同时,李镇祖父还说,李德立刚进养心殿,看到同治的模样,就知道是梅毒。当时,同治帝出现了“肾虚赤浊,袭入筋络”、“毒火聚腰,慢流脓水”,“牙龈黑臭,口疳穿腮”,“遗精尿血”等症状,稍通医理的人都知道,这哪是天花啊!据说,当时的同治,连太监和宫女都不太敢接近,作为御医,李德立也只能捏着鼻子上了。由于此事非同小可,因此他还专门找来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并一致肯定是梅毒。
同治皇帝,清朝第十位皇帝,同时也是一位短命皇帝,终年不过19岁。对于他的死,坊间一直众说纷纭。根据清朝官方的说法,同治帝应死于天花。对于满清皇室来说,天花乃是不治之症,这是因为他们源于关外,对天花病毒的抵抗力较弱。
20世纪80年代,徐艺日所写的《同治帝之死》. 他从清室档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中查阅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载淳(同治帝)得病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入宫请脉时起 直至十二月初五载淳病死时止 前后共37 天的脉案、处方及106帖服药记录 肯定同治是死于天花无疑。
《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是官方档案,在一般人眼里极具权威性。然而,偏偏有很多人不相信。同治帝刚死,坊间便传闻,他是因为梅毒而死。当时,由于慈禧管教不严,同治帝生性顽劣,经常微服出巡,流连于烟花柳巷。据清人记载,同治帝在市民中公开露面,就有三次之多。至于同治皇帝到底出宫多少次,这就没人知道了。
对于同治帝患梅毒而死之说,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同治帝的主治医师——李德立的供述。李德立,出身于御医世家。1989年,李德立的曾孙李镇曾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同治究竟死于何病》。文章中提到,李镇曾因此事,问过自己的祖父。这位祖父是李德立的长子 曾任光禄寺置正,在清廷供事多年。
对此,祖父回答:“同治帝肯定死于梅毒”。当时,同治帝的症状十分严重:“梅毒溃烂后 流脓不止 奇臭难闻 我父每日必须亲自敷药,过了一个多月,我父因持续的恶臭失去了嗅觉。”
同时,李镇祖父还说,李德立刚进养心殿,看到同治的模样,就知道是梅毒。当时,同治帝出现了“肾虚赤浊,袭入筋络”、“毒火聚腰,慢流脓水”,“牙龈黑臭,口疳穿腮”,“遗精尿血”等症状,稍通医理的人都知道,这哪是天花啊!据说,当时的同治,连太监和宫女都不太敢接近,作为御医,李德立也只能捏着鼻子上了。由于此事非同小可,因此他还专门找来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并一致肯定是梅毒。在当时,晚期梅毒是不治之症,神仙难医。
对于同治帝的真实病情,李德立自然不敢与慈禧细说,毕竟梅毒不是天子应该得的病,传出去成何体统。若跟慈禧实话实说,免不了被杀人灭口。 因此,李德立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不如直接装糊涂,既然宫中都说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来治。就这样,在《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中,尽是治疗天花所用的药物,这些记载不过是李德立和庄守和的保命之举。
官方档案和御医纪录到底哪个在理,在当时已经成了罗生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近期,随着一封宫廷密档的发现,同治死亡之谜或许已经解开了。学者在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珍存的《明清内阁大库档》中,找到一封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监察御史余上华的奏折。
奏折说:
伏思以员李德立等以曲艺入侍内廷 前因大行皇帝天花渥切恩遇非分. 宜如何禅竭血诚力图保护 乃甫经廿日卒以方剂误投,致大行皇帝遽而升遐……今该员等职司方药,竟不辨症之寒热虚实,轻于尝试迄至用药无效……仅予撤销京堂摘去顶翎,殊不足以蔽辜,应请旨将李德立庄守和立予屏斥,严治其罪以告天下……”。
从这份奏折我们可以看出,余上华认为,同治之所以死亡,是因为李德立和庄守和没有对症下药,乱治一气。因此理应治罪,以告天下。这份奏折,与李德立对儿子所说的话非常吻合。那就是,李德立和庄守和明知同治得了其他病,却按天花来治疗。
同时,此奏折言词含混,似乎有难言之隐。按照常理,若是因御医失误,导致同治病死,监察御史奏请严治其罪,当然死罪无疑,至少也要流放充军,终身不得录用。然而查得清档,有李瀚章奉懿旨“李德立等均革职带罪当差”之奏折。很显然,李德立虽然遭遇惩罚,却仍在宫廷里当差,所谓“严治”,不过是“薄惩”。
当时同治死于梅毒之说已闹得满城风雨,朝野皆知。倘若轻罚太医,等于不打自招,默认了皇帝微服嫖妓。于是才有监察御史余上华的奏折,用以掩盖事实真相。由此可见,同治帝必定是患梅毒而死无疑了。
此外,据李镇说,李德立被革职后不久,便辞官归家。他再三告诫子孙:伴君如伴虎,切勿供职内廷,免受无罪之罚。他后来在民间行医,施诊舍药行善济贫,故京都有李善人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