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钟读完清朝历史从强盛到衰败（1908年最后加速葬送大清朝的那些事件）

2分钟读完清朝历史从强盛到衰败（1908年最后加速葬送大清朝的那些事件）本来，江、浙两省绅商所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早在1906年前后就已上奏获准修筑此条铁路，而且部分路段业已开工；英国方面却以1898年曾与清廷订立过一条借款代筑此路的草约为由，要求清廷禁止江、浙绅商自办。英方的要求获得了袁世凯的支持，1907年10月，朝廷颁布谕旨，将筑路权送给了英国，本国绅商则只允许“搭股”。上述谕旨的颁布，与1907年大量的“绅商士庶”和“大学堂”学子积极参与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有直接关系。运动的起因，是朝廷在铁路修筑权问题上出尔反尔。1907年12月，清廷下达谕旨，用十分严厉的口吻谴责“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朝政。谕旨说：近年以来，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动辄拿立宪说事，“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此干预朝廷决策，着实可恶。谕旨明确强调，立宪法开议院这种国家大政，决不是人人都可以议论干预的——“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

多元思亨

1908年度的事件：朝廷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

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变革进程中，没有哪一年比1908年更为关键——呼唤真变革的民意，在这一年第一次以运动的方式爆发出来。朝廷如何应对这汹涌澎湃的民意，直接决定着人心的去留与改革的成败——但终究，朝廷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假变革、反变革之路；革命，也终于不可避免……

反变革案例一：下达谕旨，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

1907年12月，清廷下达谕旨，用十分严厉的口吻谴责“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朝政。

谕旨说：近年以来，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动辄拿立宪说事，“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此干预朝廷决策，着实可恶。谕旨明确强调，立宪法开议院这种国家大政，决不是人人都可以议论干预的——“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

禁止“绅商士庶”议论立宪事宜的同时，1908年1月，作为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学部，也秉承朝廷谕旨，明文禁止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在其下达给“大学堂”（清末大学的通称）的文件里，如此严厉规定：“（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名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如有废弃读经、讲经、功课荒弃、国文不习，而教员不问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员不加惩举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

上述谕旨的颁布，与1907年大量的“绅商士庶”和“大学堂”学子积极参与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有直接关系。运动的起因，是朝廷在铁路修筑权问题上出尔反尔。

本来，江、浙两省绅商所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早在1906年前后就已上奏获准修筑此条铁路，而且部分路段业已开工；英国方面却以1898年曾与清廷订立过一条借款代筑此路的草约为由，要求清廷禁止江、浙绅商自办。英方的要求获得了袁世凯的支持，1907年10月，朝廷颁布谕旨，将筑路权送给了英国，本国绅商则只允许“搭股”。

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

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1905年7月24日，江浙绅商160余人于上海集议，成立浙江铁路公司，筹股自筑苏杭甬铁路，并公举汤寿潜为总理。在晚清立宪领袖当中，汤寿潜与张謇齐名，其宪政思想，则似有过之。此种背景，显然会深度影响到苏杭甬拒款保路风潮中的政治诉求。

朝廷此举，引发两省立宪士绅的极大不满，随后掀起一场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当中，立宪士绅们似乎是第一次意识到“议会立宪”与维护自身权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们在《时报》上刊文，说此次事件背后，“非仅铁路问题，乃民权问题”，倡议“合二十二省开国会，以争还我民权”；

《申报》上也刊有大量立宪士绅的文章，尤其有文章一语道破机关——“今日应急设议院，然后可保路矿”，《申报》自家的社论说得更明白：假如国会成立，监督政府，之前那种借款便不会发生，更不会出现这种绅商利益被朝廷予取予夺的现象，所以，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非国会不得其当，代表国民之意见而以全力撼政府，亦非国会不得其当。”袁世凯个人意见即可决定铁路修筑权的归属，尤其让士绅们愤怒。

《时报》因此竭力呼吁速速设立议院，“以戢官场之专横”，期望以议院来压制官僚们的专制决断；在一篇名为《论今日不能不开国会》的文章里，《时报》说道：“今日我政府实无一事而不腐败，纵我国民不惮烦日日而争之，事事而争之，其所补救者亦仅矣”，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非召开国会不可。报纸甚至以扬言的态度号召民众，假如政府不立宪，不开国会，不给民众以代表权，则民众应该组织起来抗拒纳税——“至再至三，继续进行，强矫不变，如万不得已，则以不纳租税为最后对待之手段”。

清末汇集出版的《苏杭甬拒款汇纪》。1907年，清廷下令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停止经营，建设中的的苏杭甬铁路改由政府借英款修筑，由此导致苏杭甬拒款运动。此次运动一改昔日联合官府、上书请愿的方式，而采取组织保路团体，如国民拒款会、铁路协会等，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转与中央政府抗争。在这一抗争过程中，江、浙绅商们明显感觉到“武器”的匮乏——若有国会之存在，则可以名正言顺地狙击朝廷的专制之举。一场保路运动，遂升级为要求立宪法开国会的政治运动。

江、浙士绅们在这场保护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宪政、民主素质相当之高。单就其提出的——“欲收对外争权利之效，请先从事于对内争权利可也。……对外争权利者，治标之法也；对内争权利者，治本之法也”——这一条，就已足以让后人汗颜。朝廷虽然早已宣布预备立宪，但士绅们立宪维权的意识越高，朝廷却越是忌讳；加以此次运动江浙学生非常活跃，北京9所“大学堂”的学生也积极声援，联名要求拒债筑路。朝廷自觉尊严受到了挑战，利益受到了伤害，遂有上述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的谕旨的颁布。如此倒行逆施，引致舆论一片谴责之声。

《申报》刊文《论政府欺罔朝廷》，文章讽刺道：朝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政府非但不诱掖引导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众干预政治；这岂非欲实行专制？若政府真想要搞专制，何妨明说，又“何必用其专制之手段，以肮脏此立宪之美名也哉！”另一《政论》杂志亦明目张胆地刊文《今日中国之学生宜与闻政治之事也》，赤裸裸地与朝廷谕旨唱反调；文章说，学生在全国民众当中，相当于一种“先觉者之地位”，政府若要立宪，必须让学生参与政治，没有学生的参与，立宪不可能成功；如今政府之所以不准学生参与政治，不过是“以便政府之私图”罢了。

反变革案例二：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

报纸刊物声援绅商和学生和批评朝廷的坚决态度，终于也招来了朝廷的打压。1908年初，朝廷颁布《大清报律》。《报律》共45款，其主要规定大致有：报刊创办前须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并交纳保证金；每期出版前须送交地方行政机关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刊载“诋毁宫庭”、“淆乱政体”、“扰乱公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止发行”；禁止刊载“未经官报、阁钞发布的谕旨章奏”，违者处两年以下徒刑及二百元以下罚款；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上述规定者禁止入境，出海关没收后入官销毁。

1906年，商人丁宝臣在北京创办的《正宗爱国报》。该报在报道上采用地道的北京白话文，很受北京市民欢迎。1908年清廷颁布《大清报律》，《正宗爱国报》公然刊文嘲讽：“甚么叫《报律》呀？简直的外号儿就叫收拾报馆，堵住报馆的嘴，不准你说话，就是《报律》的真精神。”

上述规定当中，最核心之处，是对报纸内容实行事先检查制度。这一事先检查制度的具体规定是：“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倘若此款法律被严格执行，则意味着报纸上再无可能出现任何针对朝廷的批评之声。

事实上，朝廷意图控制舆论的努力早已有之。1906年由巡警部颁布的《报章应守规则》九条，实际上就是九条控制舆论的禁令，头两条尤为赤裸裸：“一、不得诋毁宫廷。二、不得妄议朝政。”——《规则》出台前一个月，朝廷刚刚宣布要“预备立宪”，许诺要将一切政务“公诸舆论”。

《规则》很自然地引发了媒体的愤慨。朝廷对外宣称《规则》系参照日本报律而制定，政治立场倾向于立宪的《申报》，则参照日本报律，对九条禁令逐一驳斥，以揭破朝廷虚伪之真面目。尤其于头两条驳斥最为用力。《申报》说，所谓“不得诋毁宫廷”，已经违背了立宪精神，因为中国宫廷事务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譬如“皇室经费，既与政务相混，内官制度又与政体相睽”，这些事情，报纸当然有责任记载和评议，若因此而治报纸“诋毁宫廷”之罪，显然已经违背了“预备立宪之原理”。对于“不得妄议朝政”，《申报》说，监督政府、促进政治改良，是报纸天然的职责，“报馆岂政府之臣属，而可以禁之不议政耶！”政治立场倾向于革命的杂志《汉帜》，自然更不会放过这种批判清廷的大好机会——

预备立宪公会会旗。1906年12月成立于上海，会长是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会员主要是江苏、浙江、福建的绅商知识分子，约270余人。社团的宗旨，是“奉戴上谕立宪，开发地方绅民政治知识”。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两次向清廷请愿召开国会。

“七月十三日满廷颁布立宪之伪诏下，未几即有巡警部取缔报馆之规则，如不得诽谤宫廷，妄议朝政。是夺全国人发言权，而有过于始皇偶语之禁也……出版、言论、集会三大自由者，万国宪法中，共同遵守之通例也。而报馆则具有出版、言论两部性质，各国文明程度之高低，皆以报馆之敢言观之……满廷方议宪法，即犯三大自由之二，是各国以报馆监督政府，中国反以政府监督报馆。各国因专制而立宪，中国反因立宪而专制也。”1908年的《大清报律》，不但重复了当年的《规则》，而且增添了事先检查制度，对舆论的控制更为严厉。通篇《报律》，只讲言论控制，丝毫不提言论保护。

《报律》尚未出台，媒体已得知其主要内容，《公论新报》即刊文批评：“吾国政府未尝自束于法律之中，而仅仅苛责于吾民一方面”；《大公报》也悲观地预料道：“（报律一旦推行）报界言论自由之灵魂将飞散于云霄之外……湛精烂漫之舆论，更刍狗之不若也”；《申报》则激烈批判道：“（报律颁布之后）则吾国真为无舆论之国”。朝廷对报界的反抗置若罔闻，反在1908年3月颁布的《报律》中增加了不少限制舆论自由的条款。

结果，引发了整个报界的抵制。《江汉日报》刊发时评《呜呼立宪——对于新定报律之感言》，痛骂制定此律者的“衮衮诸公”——“不啻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也”；《神州日报》发表社论《监谤政策之争议》，称朝廷这一法律的出台，其目的在于——“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狂猖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朝廷的一意孤行最终促成了报界的联合抵制。

最坚决的可谓北京报界，其联合宣言书戳破了朝廷自谓《报律》袭自日本的谎言，明白昭告世人，日本报律决无“内容事前检查”的规定。宣言书扬言：如果朝廷固执己见，必要执行“内容事前检查”，则北京报界将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停版，并将呼吁全国报界与政府进行交涉或将所有报馆的发行所移到租界，全体挂上洋旗，以示坚决抵抗。

反变革案例三：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

与舆论领域朝廷的压制和报界的抗争大约同步，朝野士绅在1908年前后已经比较充分地联合了起来，成立了许多以研究宪政、呼吁宪政、开启民众宪政智识为宗旨的社团组织，譬如政闻社、宪政讲习会、预备立宪公会、国会期成会……等等，并掀起了一场请求开设国会的大请愿运动。

运动由宪政讲习会发端。1907年9月，由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等人领衔，向清廷呈递了全国第一份要求从速召开国会的请愿书。请愿书中说：中国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外忧”，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内患”。这个“内患”，就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体，“人民无参政之权，国家对于人民，既以干预政务为越权，人民对于国家，亦以不闻国事为本分。是故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这样的整体，以前用来镇压国内是绰绰有余的，但要用来抵御外辱，就远远不足了。因此，“民选议院不立”，不但内患化解不了，外忧也同样无法消除。

请愿书还说，国会一定要速速召开。因为只有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及早成立”，然后制定各种民法、刑法，实现司法的“完全独立”，使议院真正成为政府的监督机关，监督一切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如此，“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道，质问之声即起”，才可以保证“官无尸位，责有专归”；才能够防止“横征暴敛”和“官吏肥私中饱”；如此，底层民众的怨言，也就可以销声匿迹，“内患”已除，外忧自然不再是问题。

末了，请愿书还驳斥了当日流行的民智未开，不应急于开设议院等谬论。请愿书说道：民众的议会民主知识，有些是“自然发达”，有些则是“助长而使之增高”——“东西各立宪国，惟英吉利之国会，由人民程度之自然发达而来，除此以外，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特因有国会以助长之，乃得至于今日耳”——开设国会，恰恰正是提高中国民众民智的重要途径。

这份请愿书的期望是：朝廷“发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期间，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

以此为开端，朝野士绅依托各种宪政社团组织，在1908年掀起了一场请求朝廷开设国会的请愿高潮。迨至1908年3月，在这些宪政社团的推动下，河南、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都先后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赴京上书请愿。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之多，河南为4000余人，安徽有5000多人，江苏达13000多人，最多的是山西，共20000余人。江西、福建、贵州等省未及选派代表赴京，但都开展了请愿签名活动。报刊舆论请开国会之声亦连绵不绝，北京八旗士民亦有1500多人签名上书请开国会。朝廷大吏重臣，如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抚林绍年，驻外使臣孙宝琦、胡惟德、李家驹等也都先后上折或电奏朝廷请求尽快开设国会。

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朝廷做出了最错误的选择。在德国考察宪政的大臣于式枚上奏要求朝廷“遇事弹压”，正中朝廷下怀。稍后，法部主事、政闻社成员陈景仁得知于式枚有如此奏折，遂独自电奏朝廷，提议三年内召集国会，并呼吁将于式枚革职。1908年7月，朝廷公然将陈景仁革职，又将其所在的政闻社查禁封闭，并查封了与政闻社骨干梁启超等有联系的《江汉日报》。

除了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之外，朝廷还寄望于通过立法根绝请愿运动。1908年3月，朝廷颁布了一份《集会结社律》，该律规定，一切“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防害风俗”的社团组织，均在取缔之列。这一条文的伸缩性如此巨大，意味着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取缔任何自己想要取缔的社团组织。朝廷有意颁布这样一份限制民众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始于1907年12月的一份谕旨，该谕旨要求相关部门“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限制”二字，将制律的目的说得非常直白。

但该谕旨遭到了部分体制内改革派的抵制。1908年初，宪政编查馆和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很婉转地否定了这份谕旨，奏折说：结社集会种类很多，“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他如以讨论宪政，研究事理、合群聚策为主旨的社团，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法律没有理由禁止它们。奏折还说，西方这样性质的社团非常之多，非常发达。

这些体制内开明派的呼声显然没有打动朝廷的最高决策者，最终出台的《集会结社律》，没有任何对结社、集会自由的保护条款，通篇都是镇压之词。朝廷自以为，此律出台之后，那些宪政社团均将战战兢兢而迅速解散，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也将迅速落潮。但自由从来都是压制不住的，至清廷灭亡之日，全国大大小小的公开半公开和秘密的社团，已有数万之众。

反改革案例四：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君主专制反较改革之前更盛

《钦定宪法大纲》。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进呈《宪法大纲》的奏折里说：“东西君主立宪各国，国体不同，宪法互异，论其最精之大义，不外数端：一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曰君主总揽统治权，按照宪法行之；三日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尽之权利义务而已。自余节目，皆以此为根本。其必以政府受议院责难者，即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义……而立法、行政、司法则皆综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臣等仅本斯义，辑成宪法大纲一章，首列大权，以明君为臣纲之义，次列臣民权利义务，以示民为邦本之义。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而大权仍统于朝廷。”——竟如此公然将“君主总揽统治权”、“立法、行政、司法则皆综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视作近代宪政“最精之大义”，清廷之反改革面目，至此已昭然若揭。

“剿抚并用”，是传统帝国惯用的政治手段，清廷在1908年也不例外。在上述一系列针对民意的的严厉镇压之外，1908年8月，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希望以此安抚民意，缓和压力。但也恰恰是这份《钦定宪法大纲》，彻底暴露了清廷心目中的“立宪”是个什么样子。

《大纲》全文不长，照录于此：

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君上大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

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爵赏及思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

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在议院闲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臣民中有舍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大纲》全文完）

整个《大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君上大权”，此部分通篇均是“议院不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权甚至于比立宪之前还要强大，立宪之本意是限制皇权，如此搞法，这算什么狗屁立宪？第二部分是臣民的权利义务，其中第二条貌似给予了民众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其前缀是“于法律范围以内”，而那些法律是什么样子，前文已经有详细叙述——民众有言论自由，但禁止学生、绅商“干预国家政治”；民众有著作、出版的自由，但《大清保律》有“内容事先检查制度”；民众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的自由，但《集会结社律》可以取缔任何让朝廷不爽的社团和集会——越改越专制，这才是变革的真相。

结束语

晚清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终于在1908年明目张胆地登上了专制的马车，一路绝尘而去，清廷也将因此在三年之后灰飞烟灭。

此种转折，《神州日报》早在1907年即已有充分之预测：“自去年宣布立宪后，而各种之风潮，非常之惨剧，皆相随而至，不特为立宪诸国所未闻，抑亦为开明专制国所未有。由是观之，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惟恐蹈其实……吾以今日现象卜之，过此而往，政府之政策必不外二方面：

于一方面也，必日益言销融满汉，必日益言改良庶政，必日益言宣布宪法，必日益言予民自由；于一方面也，必日益派侦探，必日益捕党人，必日益钤制学界，必日益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亦言之愈殷，去之愈远，而国民之对于此立宪也，则亦如镜之花，如水之月，可望而不可即。……念前途之茫茫，真不觉仰天而大恸也！”（《论国民之前途与救国之责任》，载《神州日报》1907年9月1日）

慈禧出殡。1908年末，慈禧去世。此前，光绪皇帝已中毒身亡。慈禧留下一份公开的遗嘱，内有“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回念五十年来，忧患叠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之语，似乎并无意改变宪政改革的既定路线。但据恽毓鼎《澄斋日记》，似乎在公开遗嘱之外，慈禧尚应有一份旨在加强皇权的秘密遗嘱。此后改革的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一辈子与改革纠缠在一起的女人，在她去世这一年，终于彻底把改革弄死了。迄今，慈禧在清末最后十年改革中起到何种作用，仍存有争议。但改革最终亡于其手，却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1901到1907年间，慈禧对支持改革胜过反对改革的话，那么，1907年到1908年，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各种各样反改革谕旨、反改革法律的出台，同样也都是出自她的旨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慈禧否定了改革。

1908年11月，慈禧去世，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据恽毓鼎《澄斋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