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首富都有哪些？不是没有理由的
古代首富都有哪些？不是没有理由的于是大批吃瓜群众们，都会用这句名言，来形容这种从辉煌到衰败的过程。再如明星被曝负面新闻，多年苦心经营的美好人设，在汹涌的舆论浪潮中骤然破碎。通常用来特指那些一波三折的衰败事件，所谓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很多网民朋友都会在某些热点新闻下， 用这句话表达自身喜闻乐见的态度。而这些衰败事件，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与相似的规律。比如富商负债累累，耗费半生构建的商业帝国，于一夜之间轰然崩塌。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相信对于这句话，很多朋友早已司空见惯。
这句原本出自于清初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所著戏曲剧本《桃花扇》中的名言，在如今的互联网上已被引用了无数次。
孔尚任
相比较曾经的隐喻不同，这句名言在现代的解读，却随着各类重磅新闻，被广大网民赋予了新的含义。
通常用来特指那些一波三折的衰败事件，所谓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很多网民朋友都会在某些热点新闻下， 用这句话表达自身喜闻乐见的态度。
而这些衰败事件，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与相似的规律。
比如富商负债累累，耗费半生构建的商业帝国，于一夜之间轰然崩塌。
再如明星被曝负面新闻，多年苦心经营的美好人设，在汹涌的舆论浪潮中骤然破碎。
于是大批吃瓜群众们，都会用这句名言，来形容这种从辉煌到衰败的过程。
但历史绝非偶然，历史的跨度越长，出现相同事件的概率也就越大，所以在我国无比悠久的历史上，曾出现无数次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重大事件。
其中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但前两者太为敏感，咱们只聊后者，聊一聊古代那些在商业中风生水起的富豪大鳄，看看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发迹，最终又是因何“楼塌了”？
唐朝的大富豪很多，非常多，更不乏富可敌国的经济巨鳄。
这些人物在经济上的作为，不仅左右一方命脉，甚至还能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
先说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裴明礼
在《太平广记》中，富商裴明礼的发迹十分具有戏剧性。
他起初只是一个“收弃物之人”，说白了，就是收废品，这活儿十分劳累不说，关键挣的还少。
但是裴明礼这家伙头脑极其活算，又善于经营，硬是把“收废品”如此收入微薄的营生，做成了“以资百万”的大买卖！
后来他手头有了些资本，又相中了长安城金光门外的一片不毛之地。
很多人都说这块地荒废已久，价格极低却没人愿意接盘，而且地上全是垃圾，你要买了这块地，那不管干啥肯定都赔钱。
但裴明礼却坚持认为，金光门外这块荒地，是块难得的宝地。
于是在众人的不看好中，他先是找人将地上的垃圾清理干净，又竖起一根杆子，杆子上再挂个筐，然后让来往的路人往筐里扔球，谁能扔进，就当场给予现金奖励。
相信看到这，大家就明白了。
这不就是“套圈”吗？！
没错，这裴明礼正是“套圈”的祖师爷，而且早在当时，他就用各种小伎俩，使套圈的顾客们“十百仅一二中”，说白了，哪怕你投成百上千个圈，也就能中一两个，可是每套一个就得花钱，而长安城金光门那地方是交通要道，平日里行人络绎，车马不绝，根本不愁客流量，于是乎裴明礼在短时间内获利颇巨。
再后来，这裴明礼的事迹传到了太宗的耳朵里，李世民听说以后，惊叹此人是个商业奇才，于是得到了他的赏识，竟慢慢从一介富商，成为了朝中命官，最终甚至高升至太常侍。
（注：太常侍，掌礼乐最高行政机关，与六部尚书平级，相当于如今的部长级要员。）
《太平广记·裴明礼》：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標，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累迁太常卿。
再说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唐朝大商人：
任令方。
如果说裴明礼是太宗朝首屈一指的富豪，那么任令方就是玄宗朝的顶级首富。
为啥呢？
因为玄宗抄他家的时候，竟从他的银库中搜刮出“六十万贯”钱！
而开元时期大唐朝廷一年最多铸钱才“三十二万贯”，可想而知任令方一个人的现金，就相当于全国两年的货币发行总量。
《新唐书·食货志四》：（开元）二十六年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富可敌国。
换言之，仅论现金，他比唐玄宗还多。。。
那么这位任令方又是靠啥富起来的呢？
答案正是高利贷。
在开元年间，由于朝廷放宽民间借贷行业的监管，致使高利贷行业的发展势头尤为汹猛。
由此造就出一大批身价不菲的富豪。
任令方便在其中，而他更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所以这也能解释为何他手中掌握如此巨大的现金流。
因为收高利贷这门营生，在当时肯定都是现金结付，不像现在有互联网，可以直接转账。
而通过我上文所说他掌握的现金之多，也能看出他的高利贷生意有多大。
类似的富商还有郭行先，杨崇义等人，个个都是顶级富豪，自身拥有的财产甚至比肩王公，都是在整座长安城里能横着走的角色。
尤其是杨崇义，依靠父辈积累的资源和基础，特别喜欢交际名人大儒，与他相识的大人物，没有五百也得上千，而他正是靠着四通八达的人脉关系网疯狂敛财，就连朝中的一些大官要员，也是出于他的门下，可见他的人脉与资源之雄厚。
《开元天宝遗事》：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僚，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
随着杨崇义与任令方等人的财富不断累升，唐朝的社会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这些人能够坐拥千万家产，广交四方豪杰与朝中要员，也象征着在开元年间商人地位的大幅提高。
因为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以前的社会中，商人的地位十分低贱，这种低贱并不是与普通黎民相比，而是和贵族乃至皇室相比，商人在某些重大事务或场合中，话语权十分微弱。
说白了，哪怕你再有钱，真正的贵族还是看不上你，在他们眼中，富商也不过是有钱的贱民，仅此而已。
这是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常态，但在唐朝以后，这种意识形态发生了非常巨大的转变。
商人通过个人奋斗与努力，不仅能结识真正的权贵，得到他们的赏识，甚至还能影响地方经济与国家经济的形式。
但所谓树大招风。
这条道理，放之古今皆准。
任令方就是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前文咱们所说的事迹，正应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
而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就是“眼看他楼塌了”，以任令方为例，看看这些唐朝时的顶级富豪，最终是如何“楼塌了”？
虽然任令方如何得罪了大唐朝廷，导致最终被没收家产，史书上并未写明具体原因，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唐朝时的商人与朝廷关系，来看看隐于万贯家财背后的本质。
在唐朝，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升，其实是朝廷默许，或者说是官方有意为之。
如玄宗时期的另一位顶级富商王元宝，经常受到唐玄宗的召见，与其一同参加宴会，可谓玄宗的座上宾。
而通过这些长安城风云一时的富豪，我们也能看出他们与官方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相当融洽”来形容。
二者之间的本质关系，实际上始终遵循着互惠互利的原则。
即，你给我带来好处，那我也让你吃的肥。
大家彼此尊重，互相帮助，就能实现双赢。
可若是你不给我面子，那就得好好掰扯掰扯了。
形成这种朝廷需要富商，富商依附朝廷的关系，原因很多，但总结起来无外乎两点：
第一，大唐朝廷在某些财政问题上，需要得到富商的帮助与支持。如唐高宗时，富商彭志筠“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再比如后来的富商梁金柱，于关中发生旱灾时，主动掏出三千贯钱，用以救济灾民，这两件事都集中发生在高宗朝，第一件，彭志筠相当于为中央军务出钱出力，第二件，是惠及于民，救助百姓，平息地方因灾情而引发的混乱。
两件事不论如何看，都是帮助大唐朝廷稳定了地方秩序，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所以在某些根本问题上，这些富商帮助了大唐朝廷，或者说的再伟大些，帮助了国家渡过难关，那么国家自然也不会忘了他们。
而朝廷给予了何种反馈呢？
两个字：
政策
说白了，借钱好借，批文好批。
所以正是由于这些富商在关键时刻的主动积极，让大唐朝廷看到了他们在关键问题上能够助一臂之力，就会有心培养其不断坐大，最终成为富甲一方，甚至富可敌国的顶级富豪。
这就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大唐朝廷依靠这些富商，可以解决一部分财政问题，同时还能发展地方经济，稳定地方秩序，自然是各方面都会亮绿灯。
二者之间存在着互惠互利的原则，这也是为何唐朝时商人地位逐渐提升的关键原因。
第二，大唐朝廷通过有意或无意的培养顶级富豪，可以有效的增加税收。自古以来，向工商课税始终是一项丰厚的收入。
尤其是向富甲一方的大富豪。
因为古代的帝王权力之大，任何在龙椅之下，有所抱负的人，都必须依附皇权这棵大树，才会尽可能的实现人生价值。
而大唐朝廷用宽松的经济政策与环境，所培养出的顶级富豪，自然最终还是要薅他们的羊毛。
如安史之乱以后，唐肃宗通过各项经济政策放宽，培养了许多的大小财团，在这些财团富商成一定规模以后，又在税收上采取政策收紧的措施，通过抬高税收，为中央财政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收入。
具体的措施为：
一，以“借钱”的名义，向富商征敛经费，如修筑城墙，扩充军队，弥补财政亏空。
肃宗朝，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战事频发的情况下，可谓一次军费大出血，导致府库一空，就连各地军队，也出现了军饷不足的情况，于是为了弥补财政上的漏洞，唐肃宗派遣御史康云闲，去往富庶的江淮等地，向富豪商贾们“借钱”。
《通典·卷十一·食货志·杂税》：自天宝末年，盗贼奔突，克复之后，府库一空。又所在屯师，用度不足，于是遣御史康云闲出江淮，陶锐往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所收巨万计。
包括后来的德宗朝，亦是如此。
建中二年，河北节度使多方对抗朝廷敕令，挑明造反。
为了平息叛乱，唐德宗李适准备出兵，但这时候国家拿不出巨大的军费，于是下面的大臣就想办法，御史大夫卢杞估摸着算了一下，这场仗如果顺利的话，要打半年，但半年内需要军费至少五百万贯。
卢杞
《旧唐书·卢杞传》：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则用兵济矣。
可是当时的国库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唐德宗对此也心知肚明，于是平乱一事陷入困境。
但总不能放任乱军横行，不然国家就完了，于是卢杞就想了个办法，让太常博士韦都宾上奏，称：
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
《旧唐书·卢杞传》：（卢杞）杞乃与其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
一句话概括，韦都宾在卢杞的授意下，献策德宗：
天下最有钱的，还是富商，让那些家产过万贯的富商，留下一万贯为家底，其余的，全部借给朝廷以作军费，很快就能凑到五百万贯，这样一来，朝廷不就有钱平反了吗？
德宗一听，嗯，有道理，于是立马准许，并说等平反成功后，再把钱还给这些富商。
于是马上安排官员，到各行各业的富商家里，挨家挨户的去“借钱”。
但最后很黑色幽默，就算京兆少尹韦祯与长安尉薛萃，俩人用尽各种办法，甭管威逼还是利诱，还是拿着国家的信誉背书，说这钱国家借了肯定还你，但最后还是只“借”来了八十万贯，与预算的五百万贯仍有很大距离，后来因为闹得很多富商被逼自杀，民怨沸腾，唐德宗不得不叫停这次“借钱”行动。
唐德宗·李适
然而不论借没借到，此次“官方向富商借钱”的行为，其本质就是大唐朝廷与富商之间存在特殊利益关系最直接的体现，毕竟在唐德宗看来，从大唐国内富起来的富商，关键时刻是要挺身而出的， 即使你不想，但大难当前，皇帝只要一句话，也由不得你。
毕竟你靠着国家大好的经济环境，赚了这么多年钱，现在也是该回报的时候了。
二，对过境或境内的商人课以各类杂税。
这种办法几乎是历朝历代的一贯操作。
国库没钱了，就适当提高工商业的税收，或增加收税的项目，以此来弥补国库空虚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向富人征税，且是各类杂税。
如肃宗朝施行的“盐铁专营税”，创立就场征税的专卖制度，在产盐地设置盐官，负责收买盐户所煮之盐，这一过程中，便会收取一定的盐税，而商人通过盐场转运盐产，也要支付一定的税额。
再比如关税，肃宗朝时向商人增收关税，以所运货物为标准，征收过往商人的货运税，为每千钱税二十，同理，你运的货越多，价值越高，要交的税也就越高。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没什么好谈的，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等到羊毛长得茂盛，而主人吃不上饭的时候，也该薅一薅才能有银子过冬，不然大家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
总结来说，在唐朝，商人与官府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国家在繁荣时期，通过培养大型富豪，扶植行业标杆，增加国内资本与发展经济，同时也拉动生产，增加就业，本质上是让你帮国家挣钱，回头国家有钱了，再大力发展民生，增强军防，更进一步提升国力，为更多的人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与生活环境，再进一步形成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
对于双方来说，这不管怎么看都是互惠互利的大好事。
而在困难时期，或者说是有需要的时期，国家则需要这些享受了国家政策的富商们挺身而出，该捐钱捐钱，该帮助帮助，该提供什么支持，就提供什么支持。
这是一种你说强加也好，还是历史进程赋予的也罢，都是属于一种社会责任。
尤其在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代，个人的财富得以巨大提升，本身就是和国家，民族，以及千千万万的大众紧密相连。
所以做人千万不能忘本。
站在古代当权者的角度来看，毕竟你是得了国家的福利，才能不断牟取厚利，最终却反过来跟国家对着干，那不就只能在不可阻挡的大势面前静等楼塌么？
所以我个人认为，大唐不计其数的富商，实际上和大唐朝廷之间，共同维系着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任何一方如果出现混乱或意外情况，都会导致另一方的不稳定。
而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历史进程的重大改变，以及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唐商人的地位也从明显提高，转变成每况愈下，经历了一波三折以后，也鲜有哪个朝代还能重现当年大唐商人的辉煌。
虽然不可否认往后的时代还有巨富诞生，但与唐朝时开放宽松的环境相比，彼时的商人地位之高，就拿能成为玄宗座上宾这一点来说，也是后来的富商所不能及的。
但不管时代怎么变，有一条千古定律始终未变。
那就是：
甭管历朝历代，但凡某种事业做到最高，如果不按照常理出牌，想玩点儿幺蛾子。
那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很乐于说出开头的话：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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