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城市变化（何强唐宋城市的）
宋朝城市变化（何强唐宋城市的）北宋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包括由京城及其内的隔城，东边的关城等组成，这明显继承了唐末五代以来“倒品字形”的三城结构。其隔城中分布有十八坊，真宗时期还严格实行按时起闭的坊市制度。这些都体现了唐宋城市演进中“常”的一面。就其城市经济而言，城内的消费经济以及城外的河市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充分说明了其在唐宋城市演进中“变”的一面。但其城市经济上的“变”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北宋南京城的基本城市空间结构，二者的发展并行不悖，这有助于进一步反思以往学界那种以城市经济发展为内生动力的唐宋城市变革或革命论。北宋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充分揭示了唐宋城市发展演进中的复杂面向。[摘要] ——以北宋南京的城市空间演进与经济发展为例文丨何 强何强，甘肃临洮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宋代城市史，医疗社会史。
感谢何强老师赐稿
原文载李华瑞、何玉红编《陈守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论文集》，2021年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唐宋城市的“常”与“变”
——以北宋南京的城市空间演进与经济发展为例
文丨何 强
何强，甘肃临洮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宋代城市史，医疗社会史。
[摘要]
北宋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包括由京城及其内的隔城，东边的关城等组成，这明显继承了唐末五代以来“倒品字形”的三城结构。其隔城中分布有十八坊，真宗时期还严格实行按时起闭的坊市制度。这些都体现了唐宋城市演进中“常”的一面。就其城市经济而言，城内的消费经济以及城外的河市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充分说明了其在唐宋城市演进中“变”的一面。但其城市经济上的“变”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北宋南京城的基本城市空间结构，二者的发展并行不悖，这有助于进一步反思以往学界那种以城市经济发展为内生动力的唐宋城市变革或革命论。北宋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充分揭示了唐宋城市发展演进中的复杂面向。
[关键词]北宋，南京，应天府，城市空间，河市
唐宋城市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中无疑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自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指出传统封闭式的坊制奔溃是宋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以来[1]，坊市制奔溃就逐渐成为唐宋城市发展的研究范式而被广为论说。[2]近年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3]一文立足于学术史，对唐宋城市史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宋城市史研究中的突出成绩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了深刻总结。在论及唐宋城市史研究的思路时，包伟民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唐宋时期城市发展的印象，主要来自一些全局性的讨论，其中当时全国等级最高、同时也是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都城的影响尤其明显。区域性的城市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就，总体看仍相当粗浅。这既有存世历史文献不平衡因素的制约，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大一统传统影响着我们的思路。”同时，还指明了日后的研究路径与期待，曰：“如果能够做到在各个区域，对不同类型的城市都选取典型展开充分的个案研究，然后再在这些个案研究基础之上，作实证式的归纳，我们对唐宋城市全局的认识，必然会有实质性的提高。”以下就以北宋南京为个案，集中探讨其在唐宋时期的演进历程。
宋代之南京（治今河南商丘）相传为陶唐氏火正阏伯所居之地，商祖相土封上，因之，是为商丘。西周初年，武王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建都商丘，后更睢阳。秦统一六国，废封建行郡县，商丘属砀郡（郡治今永城市芒山镇）。宋州之名始见于隋，唐宋因之。五代后唐，改称归德军。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曾任归德节度使，治所即在宋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升宋州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升应天府为南京。关于北宋南京，学界已有相当的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南京的建立、地位与作用[4]，南京应天府的经济与文化教育[5]等方面。对北宋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尚无专论，已有的研究多属商丘古城视域下粗线条式的梳理[6]，所据历代城图基本都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所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关于东周城址的勘察报告[7]，而此勘察报告并未绘制出唐宋时期宋州城城址等的详细信息，而考古资料之于城市空间亦具有某种静态的、片面性的特点[8]。因此，深入系统研究由唐入宋宋州城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厘清北宋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从三城到一城：唐宋时期宋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诚如上文所示，在北宋南京城这块土地上先后建有多个城池，后由于黄河的影响形成了典型的“城摞城”形态。唐时，此地称宋州，据唐初《括地志》载，宋州当时存有三个城，分别为宋州城、宋城县城，以及围二城于内的宋州外城，宋州城“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宋州外城“本汉睢阳县，地理志云睢阳县，故宋国也”；宋城县城，“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汉之睢阳县也”。[9]引文“地理志”当指《汉书·地理志》，经查有“睢阳，故宋国，微子所封”[10]。而宋州外城和宋城县城都曰“本汉睢阳县”，似相互抵牾，其实不然，众所周知，至少在北宋以前，我国古代的州城管理一般是由治所所在的县负责的[11]，县城与州城比邻而居也不足为怪。因此，宋州外城，“本汉之睢阳县”，可理解为汉睢阳县所在的地方，乃梁国都城，也即前揭宋国故城也。宋城县城，“本汉之睢阳县也”，其实也就是汉之睢阳县城。当然，有理由来质疑唐前期所存城池是否还仍是汉代所筑之城池，但由此反映出的宋州城、宋城县城，以及宋州外城的基本结构布局还是非常清楚的。关于宋州州城，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的《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亦与《括地志》相同，曰：“（宋州）州城，古阏伯之墟，契孙相土亦都于此。春秋为宋国都。汉梁孝王广睢阳城七十里。开汴河，后汴水经州城南。”[12]“汴水经州城南”，这与宋人所载汴河与南京的相对位置关系一致，宋代孙升《孙公谈圃》曰：“隋开汴河，其势正冲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势以避之，古老相传为留赵湾，至艺祖以宋州节度使即帝位，乃其谶也。”[13]“留赵湾”之谶显系虚妄，但州城与汴河的相对位置无疑是非常清楚的。
唐朝初年的宋州城、宋城县城，以及围二城于内的宋州外城的“三城格局”无疑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逐渐形成的。但这种格局，至迟到唐长庆年间（821-824）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史载长庆二年（822）宣武叛将李岕攻宋州，“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高）承简保北两城以拒，凡十余战”，很明显宋州已呈现出南一城，北二城的“倒品字形”的“三城格局”。[14]不过从这三城格局中也能隐约看到唐朝初年的影子，“南一城”很可能是由此前的宋城县城，“北二城”中其西城则属此前的宋州州城无疑，东城则很可能是利用宋州外城部分城墙改建或重新修建而成，此间西城与东城相对位置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宋朝的城池结构而作出的判断，详见下文。安史之乱以后，中原频繁的战争当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从军事防卫等角度看，像宋州这样的地方小城市，在继承此前的城池的历史遗产基础上，建设“分城”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北二城”是政治军事城池，由南面更加靠近水运的宋城县城的“南一城”无疑是商业和大量平民所在的城池。[15]从唐五代的战争实践看，南一城的防御最弱，往往被攻破，也许正因此，还有将不得意之人特意任命为“宋州南城将”的例子[16]。而北二城的防守极强，往往令攻击者望而却步，如咸通十年（869）九月庞勋起义军将兵二万自石山西出“袭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贼知有备，舍去，度汴，南掠亳州”[17]。
宋代的南京城的布局则由唐朝以来的“三城结构”发展为“一城结构”。关于宋南京城的结构，宋人王应麟所撰《玉海》记载最为翔实，曰：“大中祥符七年，建应天府为南京。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东二门：南曰延和，北曰昭仁。西二门：南曰顺成，北曰回銮。南一门，曰崇礼。北一门，曰静安。中有隔城，又有门二：东曰承庆，西曰祥辉，坊十八。东有关城，周二十五里八十三步，东、南、北各有门一。”[18]《玉海》的记载与《宋史·地理志》基本相同，[19]显然，二书所载都乃大中祥符建都之后的情况，而南京建都则主要涉及城门名称的改易，对此下文相论，因此《玉海》、《宋史》所载的南京城市空间结构也适用于大中祥符建都之前。
不难看出，宋南京城所谓的“一城结构”也是相当复杂，其是由“京城”及其内的“隔城”，以及东边的关城组成。京城中的宫城是由五代时期的归德府衙改造而成的，京城与东边的关城有很明显的唐“北二城”的影子。京城即唐代的州城，东边的关城也即由北二城中的另一城改建而来，史曰东关关城“周二十五里八十三歩”[20]，而主体结构的京城才周一十五里四十步，可见，东关城几乎是京城城周的两倍。从京城的城门结构推测，京城应是一座完整的方形城池，因此京城中的“隔城”不太可能是京城展拓的结果。这也可从唐州城（宋京城）、宋城县城以及汴河的相对距离进行说明。前揭，宋城县城在州城南二里之外，而州城与城南的汴河又有五里之遥[21]，若宋代隔城是由州城向南展拓而来的话，那么州城与汴河的距离便只有三里，这与史实明显不符。因此，可以确认的是，从汉以来的睢阳县（宋城县）城终于在唐五代的战火中坍塌了。宋京城南部的“隔城”与此前的宋城县城并无太大的关系。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仁宗皇祐元年至二年（1049-1050）判应天府郭承祐（？-1051）曾因“府壁垒不完，盗至卒无以御”，还曾“城南关”。[22]重新加强了南京京城南部的防御能力，不过可以想见南关关城的规模自不能跟东关相比。
二、北宋南京京城空间结构详考
前揭，北宋南京京城的基本格局，《玉海》、《宋史》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对于其诸城门的具体位置仍不清楚。这点可以通过南京建都时城门名称的改易得知。建都南京诏书颁发的第二天，也即大中祥符七年（1014）二月丁巳（一日）便诏“名南京门曰崇礼，双门曰祥辉，外西门曰回銮。”[23]“崇礼门”为南京京城的正南门，双门为京城南门内隔城之门。[24]另，“回銮”门的命名，外西门的朝向，以及因何只名“三门”等意象共同提示着，这三门仅是真宗朝谒亳州太清宫返程途中于应天府建都南京的次日走过的地方。由于真宗毕竟还在返回首都开封的路上，因此匆忙之间尚未全部命名，史载真宗二月辛酉（五日）才到达京师开封[25]。在返京的路上，真宗仍惦记着南京，二月三日便诏命：“以主客郎中、知应天府马远方兼南京留守司事，合置官署名目，下审官院、流内铨。一如西京之式。”[26]加强了南京职官制度的构建。返回东京不久，也即三月十三日，便诏曰“名南京大东门曰诏仁，小东门曰延和，小西门曰顺成，北门曰靖安，新隔门曰承庆”。[27]这批命名者共有“五门”，补足了此前未命名的城门。从城门数量、朝向等情况看，这与《玉海》、《宋史》等所载南京城的基本格局完全吻合。由于建都南京改易城门名称时记载了此前按具体方位命名城门的情况，再结合《玉海》、《宋史》所载诸城门的相对位置，可以清楚地绘制出如下北宋南京京城示意图：
史载南京的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京城之中的南部又有隔城，隔城正是通过双门内连宫城外接京城正南门崇礼门。如上所言，双门大中祥符建都后即改为祥辉门。其实在唐宋子城体系下，双门又称双阙，双阙或双门是有特殊含义的，此正乃子城之正南门谯门之所在。谯门多设楼，门楼上均置有报警的鼓角，也是布政宣令之城所，是一州府威严之所在，亦往往是区隔市井小民与官衙区的主要标志物。[28]双门之外，崇礼门之内的隔城内设置有“坊十八”[29]，此正乃城内市井小民所居之地。前揭，南京京城中的隔城不可能是由唐代的南一城展筑而来，因此此间民坊极有可能完整地继承了唐代以来的坊制，有史料表明最晚至天禧年间还有坊门开闭的例子，史曰天禧二年（1018）六月：“京师民讹言帽妖至自西京，入民家食人，相传恐骇，聚族环坐，达旦叫噪，军营中尤甚……时自京师以南，皆重闭深处，知应天府王曾令夜开里门，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兴。”[30]隔城以北，宫城之外的区域应是传统上的子城空间，自是官府机构、仓库等所在。而京城东边“周二十五里八十三步”，面积几乎是京城两倍的关城，自应是“以乘官方设施，备御京城”的重要设施和众多军队及其家属所在。
南京宫城既都是由节度使衙署发展而来，自都不是很大，史载南京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歩[31]，对其内部结构史无明载，不过既由衙署发展而来，再考虑到北宋诸帝均未在南京京城大兴土木[32]，那么其应保留了地方一般城市官廨的基本结构。关于宋代州府衙署江天健总结道：
宋代郡治官廨大都在子城里面，位置坐北朝南，从仪门而入，仪门之外两侧有手诏、颁春两亭，设厅直对仪门，为郡属办公地方，仪门与设厅之间，树立官箴戒石；设厅后面有宅室、堂庑、楼阁、亭榭、水池等建筑物，便厅则为休息宴游之所，一些郡治里面还有郡圃。[33]
袁琳亦认为基本沿南北中轴线分布，基本布局为坐南朝北，前衙后邸，从南向北分别由礼仪宣教之所（颁春宣昭亭—鼓角楼—仪门—戒石铭）、治事之所（设厅—中堂等）和晏息之所即州宅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宣教礼仪之所对应得建筑往往是固定的、礼仪性质的，而治事之所和晏息之所则稍有变通，数量上无严格的规定。[34]
建都南京对此结构最大的改变即表现在宫城实体与京都意象的构建两方面，就宫城实体而言，最大的改变就是南京鸿庆宫的大规模建设。鸿庆宫系南京建都当日真宗服靴袍朝拜圣祖殿时由圣祖殿当即改名而来，《宋会要辑稿》天庆观条清楚地指出，大中祥符七年诏“南京天庆观圣祖殿宜号鸿庆宫”[35]。圣祖殿是真宗东封西祀后，又导演“圣祖”之降的产物，史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闰十月诏令“天下府州军监天庆观并增置圣祖殿”[36]，显然仅仅是天庆观的一部分。天庆观具体位置不详，约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也即建南京的六个多月后，真宗就诏南京在南京京城正殿归德殿旁边“别置鸿庆宫”[37]，同时将建都当日增奉的太祖、太宗像移至“归德殿后正位权安”[38]。待至天圣元年（1023）三月鸿庆宫修成后，才真正“迎圣像奉安”。[39]鸿庆宫的规模不得而知，但是从大中祥符七年（1014）下令修建，到天圣元年（1023）修成，前后用时九年，想必规模不小。改建后的鸿庆宫突出了太祖、太宗等“现世祖先”的地位，进而以“原庙”之姿耸立在世人面前，成为南京最具京都特色的“象征”。[40]关于所谓的京都意象主要体现在“拟王畿”的相关制度建设[41]及如上文所指之京城城门的改易，兹不赘言。北宋张耒曾从南京双门眺望宫城，有诗曰：“别都制度拟王畿，双阙迢峣望太微，万乘旗常难望幸，九天楼观自相辉。”[42]前揭，双阙，又称双门，建都南京后即称祥辉门，是南京京城内隔城之门，内连宫城外接京城正南门。从双门一眼望去，引入眼帘的便是许许多多迎风飘扬的画有交龙与日月的皇家旗帜和高高耸立的楼阁等。由于宫城占据了原来的官廨，那么府廨等地方办公机构自然要移位，南京的则移到了宫城前大街的左边，史曰“双门直别宫，故经衢之左为留守廨”[43]。
三、从北宋南京看唐宋城市的“常”与“变”
上文已对北宋南京的城市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可以发现北宋南京城的城市结构仍保留有很明显的唐末五代三城结构的影子，若用唐五代城市发展中典型的“子城—罗城”结构看，向东发展的城周相当于南京京城主体结构两倍有余的东关城，其实更像是所谓的“罗城”，只是并未向子城的外围四周发展而已，其间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历史与现实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前揭，隋与唐前期宋州城由于历史因素其实有三城，汴河流经州城南，汴河南岸还有南城，若将这三城看成一整体的话，汴河实际上是穿城而过的。只不过由于南城在屡次战争中破坏严重，最终损毁坍塌，而北二城中由于西城内系官廨、仓库等的所在，自是一般意义上的“子城”，终演变成北宋京城主体，北边东城则演变成为东关城。就南京京城而言，其亦保留有典型的子城体系，以双阙门为区隔，以北主要为官廨、仓库等的所在，以南主要为市井小民所居的隔城。北宋升府设都亦并未对南京城的城市结构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整，而且在京城隔城中甚至还保留有完整的坊门，并严格实行类似于唐时典型的按时启闭的坊制。
北宋南京城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对唐五代的继承关系，固然可以说明其在唐宋城市演变中会通的一面，但此间所表现出来的“常”，并不能掩盖其“变”的一面。其实，加藤繁等所论坊市制的奔溃即主要是以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内生动力的。至于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规模，可从其城市消费经济尤其是粮食消费管窥一二。众所周知，唐代的宋州是安史之乱朝叛力量拉锯以及此后中央镇抚藩镇的重要地点之一，曾置宣武军节度使于宋州，后才移镇汴州，五代时又置归德军节度使，屯驻大量军队。北宋亦屯驻大量军队，宋仁宗时期南京尚驻军29指挥，按每指挥500人算，约14500人，占应天府的60%以上。[44]关于南京京城及其附近的驻军情况，王仲旉《南都赋》中亦有载曰“其军旅，则棘门、细柳，连总百营”[45]。为供南京官僚及应天府驻军等的食用，北宋中央政府每年从南方征发的620万石粮食（600万石正额，20万用于补填抛失、破败）中，“截卸二十万与南京”[46]。但可以肯定的是，截卸的这20万石粮食有很大成分流向了南京的商品市场。[47]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还表现在“屋税”上。宋代的屋税又称宅税，是一种以城市房产税与农田两税相对应的城郭之赋的主项[48]，其源头可追溯至秦汉，宋代“屋税”税种的形成本身就代表了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尽管由于历史等原因其征收的地域偏重于北方，征收标准也时有不同。关于南京的屋税的史料，仅见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张方平的一段论奏，曰“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49]。商税税额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史载熙宁十年（1077）南京京城的商税额亦达到了27886贯，占应天府商税总额的61%以上，占京西地区各州府城商税总额的22%以上。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城区“溢出”城墙，“城郭分隔城乡作用的消逝”被视为一个突出的现象[50]。对此，学界往往用很多城市并无城墙以及城内并没有被充分城市化来反驳[51]，其实大可不必用非此即的“二元对立”思维来解释。城墙之于中国城市，既是一堵实体意义上的防御性墙体，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承载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式“文化”。因此，“城墙”仍是城内与城外重要的区隔基础，即使有些城市实际上并无城墙。关于以“实体”性墙体区隔形成的城内与城外之分，鲁西奇指出相对于权力对城内空间作的有意的切割，城外形成的商业区与居民区，甚至包括码头、河街等的形成与发展似乎更具有某种“原始的趋向”。[52]当然城内城外的这种区隔，也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其间最大的变量还在于政府的城墙扩展运动与管理措施[53]等。因此，不论从功能区分还是从与城内的经济联系看，宋代“负郭草市”等城墙毗邻区域无疑都是城市本身和城市经济的一部分。其实，就城市的概念与边界而言，一直以来学术界也都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动态的、多维的“空间”概念的引入逐渐成为城市研究的重要话语。若用更大的空间视域看唐宋时期南京城市经济发展的话，南京城市经济的确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集中表现为南京“河市”的繁荣。
与南京京城的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城南五里之外的汴河河市经济则得到了更为迅猛的发展，王巩《闻见旧录》有曰：“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十国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郡有宴饮，必召河市人。故至今俳优曰‘河市乐人’，由此也。”[54]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大名府莘县人（今属山东），系宰相王旦之孙，工部尚书王素之子，生卒年均不详，一般认为生于庆历八年（1048），卒于政和七年（1117）。上引文追述了南京河市自五代以来的发展，“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集中反映了河市在五代兴起的原因及其之于宋州州城的商业地位。入宋，河市“四方商贾孔道”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其经济发展更为显著，据熙宁五年（1072）来华的日本僧人成寻的描述可见南京“大桥上并店家灯炉火千万也，伎乐之声遥闻之”，“辰时，拽船从桥下过店家，买卖不可尽记”。成寻看见南京大桥“店家灯炉火千万”是在桥南夜宿之时，而夜宿地点则距离大桥尚有二里之遥，曰“经二里至此大桥外停船。”[55]由此可见南京河市“夜市”的繁荣。待到辰时（上午7-9点）天明载舟过桥时，对于桥上店家“买卖不可尽记”的描述，也充分说明了商业交易的兴盛程度。而成寻对于南京河市“伎乐之声”的描述亦令人深刻，上引“河市乐人”自五代时期就已成为城郡宴饮伴奏的必需，在王巩的时代甚至成为了“俳优”的代称。对于南京河市经济发展的判断不免有“以点带面”的局限，但是五代至宋末“河市乐人”不间断地“吟唱”，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河市经济“一以贯之”的发展与繁荣，其在“见证”南京河市繁荣的同时，本身即构成了河市经济发展的一张“名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河市消费经济的发展，宋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经济利益，曾于元丰二年（1079）至元祐元年（1091）南京废榷曲行榷酒的这十余年时间里，在河市上亦设酒务，城内与河上两务，每务设监官二人，衙前四人，共十二人进行具体管理[56]，改变了五代十国初“官府罕至”的局面。
南京的河市也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商丘市文物管理局联合对汴河遗址商丘南关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确定此即为唐宋时期宋城南汴河的“河市”区，发掘区域为“河市”中的码头区。此码头区距离北宋南京城遗址约2.5公里，这与文献记载的5里亦相眸。运河故道北岸占地约24.5万平方米，发现了一段长约120米的运河河岸及3000平方米伸向河道内的突堤遗存。汴河南岸占地约16.8万平方米，东部河岸相对不够陡直，夯筑不够致密，土质较为纯净，包含物较少；西部河岸则夯筑较为致密，夯土内包含遗物丰富，河岸面上各类遗物出土也很丰富。南关段考古发掘的这段河道大致呈西北至东南走向，由西到东，汴河河面的宽度近60米，大弧度地呈喇叭状扩大到150米以上，在南北两岸形成了较大的港湾。汴河南关段遗址还发现了丰富的砖、瓦、陶瓷器等各类遗存，也都说明了北宋南京河市的发达程度。[57]
四、结论
综上可见，北宋南京城的城市空间结构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五代的基本格局，反映了南京在唐宋城市发展中“常”的一面。而南京城的城内与城外经济的显著发展代表了其“变”的一面。但其城内经济的发展并未出现如此前学界所论定的城市经济发展会消解传统的坊市结构的成见。而城外尤其是南京河市的发展繁荣，亦非城内经济发展的“溢出”模式，是典型的由运河而兴的“孔道经济”，代表了如鲁西奇所论的某种“原始的趋向”。因此，以城市经济为内生动力的这种“变”并未带来城市空间结构的根本变化，二者之间并未有必然的联系。就我国古代城市的功能而言，以官廨、城墙等权力景观为代表的政治军事功能显然是最基本的，而经济功能无疑是附加性的。[58]因此，若论及城市的根本变革或者革命的话，还应该从城市的政治军事功能去分析，但是城市的政治军事功能在中国古代无疑是一以贯之的，是永恒的“不变”，因此说唐宋城市出现根本性的变革或革命的说法是牵强的[59]，这深刻反映了西方中世纪以来，尤其是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兴起后以经济力量为代表的城市发展的解释逻辑[60]，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之外的城市被称为“前工业城市”、“寄生虫城市”、“缺乏动力城市”等也就不足为怪了，都不能算是西方话语下“真正”的城市。[61]
注 释
[1] 加藤繁的观点主要可参见《宋代都市的发展》及《唐宋时代的市》等，收入[日]加藤繁著：《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8-316页。
[2] 相关研究可参见宁欣、陈涛：《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历程》的综述，收入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3-306页。
[3] 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以为“绪论”。
[4] 郭文佳：《试论商丘在宋代的历史地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白茹冰：《宋州在唐代中后期的地位与作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韩桂华：《宋代的发祥地：南京应天府研究——以建制为中心》《史学汇刊》（台）2015年第34期。
[5] 郭文佳：《北宋时期应天府文化繁盛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郭文佳：《北宋南京应天府士人及文化成就》，《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范艳敏：《应天府书院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3年；郭晓岚：《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3年；贾光、徐泽源：《陪都南京对应天书院建立发展的作用及影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6] 主要有吴鹏飞：《商丘古城发展研究——兼谈明代商丘城市的历史地理问题》，《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张庆：《黄河影响下的商丘古城空间格局探微》，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0年；陈道山：《“商丘古城”的概念界定及其科学意义》，《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张涵：《明清商丘古城营建史》，博士学位论文，华南理工大学，2014年。
[7] 可详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察简报》，《考古》1998年第12期。
[8] 考古之于城市史研究的局限，诚如刘易斯·芒福德所批评的，“他们力求从最深的文化层找到他们认为能以表明古代城市结构秩序的一些隐隐约约的平面规划”。详见[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峻岭、倪文艳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3页。按：刘易斯·芒福德此论主要针对的是城市起源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勘察某些特定区域中的文化层的先后顺序是考古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因而这种批评之于城市史研究具有某种普遍性。
[9] 参见（唐）李泰等著：《括地志辑校》卷3《宋州》，贺次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第153页。
[10]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梁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36页。
[11] 北宋时出现了所谓的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城市的“建制城市”，详见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2]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7《河南道三·宋州》，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0页；（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2《河南道·宋州》所记同。
[13] （宋）孙升口述、刘延世笔录：《孙公谈圃》卷中《留赵湾》，杨倩描、徐立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1页。
[14] 对此《旧唐书》有载，曰：“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简保北两城以拒，凡十余战。”详见《旧唐书》卷151《伊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53-4054页。
[15] 关于“分城”的作用可参考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第187-190页。
[16] 详见《旧唐书》卷156《韩弘传》，第4134页。
[17]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51“咸通十年九月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271页。
[18] （宋）王应麟辑：《玉海》卷170《门阙·祥符重煕颁庆门》，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 ，第3152页。
[19] 《宋史·地理志》南京条的记载略简，唯一有异者主要在对关城城门的记载上，曰“其东又有关城，南北各一门”，详见《宋史》卷85《地理一·南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04-2105页。
[20] （宋）王应麟辑：《玉海》卷170《门阙·祥符重煕颁庆门》，第3152页。
[21] 汴河与南京城的相对位置，宋人王巩《闻见旧录》有“南京去汴河五里”之记载。可详参（宋）王巩《闻见旧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
[22] 《宋史》卷252《郭承祐传》，第8852页。
[23] 《宋会要辑稿》方域2之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331页；《宋会要辑稿》礼51之6，第1544页。
[24]对此《玉海》、《宋史·地理志》等均有载，可详见后文论述。
[25]《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二月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65页。《宋会要辑稿》礼51之6，第1544页。
[26] 《宋会要辑稿》方域2之1，第7331页。
[27] 《宋会要辑稿》方域2之1，第7331页。
[28] 参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4页；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51-154页。
[29] 详见[宋]王应麟辑：《玉海》卷170《门阙·祥符重煕颁庆门》，第3152页。
[30] 《长编》卷92“天禧二年六月乙巳”条，第2118页。
[31] 参见（宋）王应麟辑：《玉海》卷170《门阙·祥符重煕颁庆门》，第3152页；《宋史》卷85《地理一·南京》，第2104页
[32] 北宋时期疏于南京京城营建的情况，可详参韩桂华：《宋代的发祥地：南京应天府研究——以建制为中心》《史学汇刊》（台）2015年第34期。
[33] 江天健：《宋代地方官廨的修建》，载《宋史研究集》第31辑，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第445-474页。
[34] 参见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第150-151页。
[35] 《宋会要辑稿》礼5之18，第474页。
[36] 详见《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癸酉”条，第1801页。另，《宋会要辑稿》亦有载曰：“（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诏于新建观置圣祖殿，以官物充。”详见《宋会要辑稿》礼5之18，第474页。
[37] 参见《宋会要辑稿》礼5之18，第474页。关于别置之鸿庆宫后的具体位置，王仲旉《南都赋》里则有清楚的记载，曰：“颁庆洞开，归德峻峙……旁立原庙，岿㠑穹崇”。详见（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10，齐治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5页。而后来改置鸿庆宫时，有曰“南京复别置鸿庆宫，而天庆观仍旧”，详见《宋会要辑稿》礼5之18，第474页。
[38] 《宋会要辑稿》礼13之1，第574页。而“归德殿后正位权安”亦可佐证上则引文，别置之鸿庆宫的具体位置。
[39] 《宋会要辑稿》礼13之1，第574页。
[40] 详见（宋）王仲旉《南都赋》，收入（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10，齐治平点校，第125、126页。宋佚名所编《宋大诏令集》亦将鸿庆宫的相关记载，放在原庙条目中，详见《宋大诏令集》卷143《典礼二十八·原庙·建鸿庆宫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17-518页。
[41] （宋）张耒撰：《张耒集》卷22《七言律诗▪戏同小儿作望南京内门》，李逸安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03页。
[42] （宋）张耒撰：《张耒集》卷22《七言律诗▪戏同小儿作望南京内门》，李逸安等点校，第403页。
[43] （宋）晁补之：《鸡肋集》卷29《照壁堂记》，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6页a；（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84《照壁堂记》，齐治平点校，第1198页
[44] 相关统计可参阅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3-66页。
[45] （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10，齐治平点校，第126页。按：棘门，一般是指古代地往外出，止宿处插戟为门而得名。不过，此处专论军营，且与细柳相连，因此，很可能是借用汉朝棘门营、细柳营的历史典故，非宋时之真实地名。
[46] （宋）毕仲衍撰：《<中书备对>辑佚校注》第2卷中《漕运、造船》，马玉臣辑校，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47] 关于北宋募兵家庭出现大量余粮，及其流向商品市场影响正常的粮食市场的情况，太宗朝李觉曾言：“夫军士妻子不过数口，而月给粮数斛，即其数有余矣。百万之众，所余既多，游手之民，资以给食，农夫之粟，何所求售？”详见《长编》卷30，“端拱二年四月”条，第679页。
[48] 参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254页。
[49]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页a。
[50] 参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收入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81-583页。
[51] 如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90页；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81-85页。
[52] 参见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8-361页。
[53] 这种超越城墙界限，以行政权力划定的某种特定的经济空间的情况，以北宋政府以城市为中心划周围数十里为禁地的榷酒政策为典型。如太祖建隆三年（962）曰：“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至五斗，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沽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弃市。”详见《长编》卷3“建隆三年三月丁亥”条，第65页。
[54] （宋）王巩：《闻见旧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
[55] [日]成寻著：《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第3，王丽萍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3、264页。
[56] 可详参（宋）苏辙撰：《龙川略志》卷4《议卖官曲与榷酒事》，俞宗宪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页。按：此则为反对榷酒的苏辙所记录的由转运判官章楶等集议的结果，至于具体有无按此计划实施，史无明载。不过，从反对者苏辙随即“谪筠州”，章楶“决成其榷法”的结果看，此事的发展极有可能是按照章楶等集议的计划而实行的。
[57] 以上有关“河市”的考古部分，集中参考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刘海旺、刘昭允等：《河南商丘汴河遗址（南关段）考古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13年8月2日第008版。
[58] 相关可详参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年，第962页；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第98-101页。
[59] 成一农对学界所谓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曾提出质疑，并对其诸特征进行了逐一批判，可参见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93页。
[60] 西方城市的发展有一个日耳曼入侵，西罗马帝国奔溃后的“断裂期”，与中世纪由于经济发展而重新起源的问题。西方中世纪城市的重新起源，可参见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见陈恒等著：《西方城市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4-119页。何一民亦从“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视角，强调了我国城市发展及其动力，可详参何一民：《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45-74页。
[61] 以上详见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北京：世界图书图版公司，2015年，第313-314页。马克思·韦伯是以西方中世纪城市为参照系，致力于东西方城市对比的著名学者，指出中国城市的首要功能是行政性的，其自身几乎不创造价值，并且中国城市的起源导致了中国城市的从属性，城市本身不是独立的居民团体，而是一个帝国中央行政管理的分支机构，亦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没有过城市。参见陈倩：《从韦伯到施坚雅的中国城市研究》，《重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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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