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哪几年发展好（7000年淮安简史之城市发展篇）

淮安哪几年发展好（7000年淮安简史之城市发展篇）　　站在今天的角度，对比明清与唐宋时的淮安漕运与水利，如果我们还一味强调明清时期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如何的位高权重，束水攻沙的设计如何巧夺天工，则无异于一个心脏搭桥的病人在向一个健康人夸赞自己进口支架是多么的昂贵。 　　治河与治漕分开是明中期的事情，固定设立河道总督（总河）则要到万历三十年（1602）。明清时期黄淮合流，河流治理工作难度迅速加大，水利科技进步却远远没有跟上，往往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人海战术，此时治河更像是救急，领先世界几百年的二斗门到明清时反而不见了踪影。明清时一直沿用的潘季驯“束水攻沙”策略则有重大缺陷：治理只局限于黄河下游阶段，对泥沙来源地的中游地区却未予理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直接造成了黄河下游产生多个地上河、地上湖。作为黄泛区的我们，如果还沉迷于对束水攻沙的“创造性”的歌颂，多少有点斯德哥尔摩效应。 淮安古城中心的漕运总督署（朱红辉/摄）　　明清时期淮安驻有漕运总督，

　 　你有的我都有　

　　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谈的，导致明清淮安府兴盛的“漕、河、盐、榷”等要素，实际在北宋时楚州都已具有，往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先看“漕”。对运河最为依赖的王朝非北宋莫属，北宋定都汴京（开封）很大原因就是汴京临近运河。宋太祖赵匡胤被五代频繁的造反吓怕了，他的应对措施就是“强干弱枝”，将天下精兵养在首都汴京周围（所以《水浒》中才有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渲染），导致京城对南方漕粮需求量极大，远远超过唐朝，也超过明清。北宋时一年漕粮定额是600万石（明清为400万石），宋仁宗时期更是创下空前绝后的年运800万石漕粮记录。

　　运河将北宋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与江淮地区的经济中心相连接，从而履行了其维系北宋国运的重大使命。如果将北宋比喻成龙虾，运河就是龙虾的筋，筋被抽掉了，北宋也就快没气了。正如宋太宗赵光义在淳化二年（991）参加修汴河的义务劳动时所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

淮安古城中心的漕运总督署（朱红辉/摄）

　　明清时期淮安驻有漕运总督，北宋是不会允许有这样位高权重的职位存在的，当时在楚州干着漕运总督活的叫淮南转运使，“淮南转运使旧有两员，皆在楚州。明道元年（1032 ）七月甲戌，诏徙一员于庐州”，剩下的这一位转运使还“并知楚州”，也就是做楚州的“市长”，管漕运的顺带管理楚州，可见当时的楚州城已经彻底“漕运化”了。

　　再看“河”。楚州在维系北宋政权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楚州段运河的大小事务都牵动着北宋最高层的神经，为了保障这条国家生命线的安全，北宋朝廷对楚州运河段进行不间断整治。当时没设河道总督，负责漕运的人一并做了治理河道的事情。历任漕运官员秉持“百年大计，水利为本”原则，先后开通了沙河、洪泽新河、龟山运河。哲宗元符年间，江淮发运使王宗望从涟水新漕渠往楚州方向开凿支家河，彻底避开涟水到楚州淮河风险河段。吴居厚继任江淮发运使以后，进一步疏导支家河，“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间赖其利。”同时西河闸成功经验也很快被运用到淮扬运河段其它地方。这些都是大手笔，却又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巩固了楚州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地位。漕运官员们的努力，使得以楚州为中心的运河体系终北宋一朝畅通有序，因而苏东坡才能比较舒服地“默数淮中十往来”（沿着大运河通过淮河十多次）。

　　治河与治漕分开是明中期的事情，固定设立河道总督（总河）则要到万历三十年（1602）。明清时期黄淮合流，河流治理工作难度迅速加大，水利科技进步却远远没有跟上，往往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人海战术，此时治河更像是救急，领先世界几百年的二斗门到明清时反而不见了踪影。明清时一直沿用的潘季驯“束水攻沙”策略则有重大缺陷：治理只局限于黄河下游阶段，对泥沙来源地的中游地区却未予理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直接造成了黄河下游产生多个地上河、地上湖。作为黄泛区的我们，如果还沉迷于对束水攻沙的“创造性”的歌颂，多少有点斯德哥尔摩效应。

　　站在今天的角度，对比明清与唐宋时的淮安漕运与水利，如果我们还一味强调明清时期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如何的位高权重，束水攻沙的设计如何巧夺天工，则无异于一个心脏搭桥的病人在向一个健康人夸赞自己进口支架是多么的昂贵。

河下古镇两淮批验盐引所旧址（来源：淮上会）

　　再说“盐”。楚州所在的淮南地区是北宋时期全国最大的产盐区，楚州每年生产海盐达四十一万七千石，供给本州以及淮南、江南、两浙地区。到宋仁宗天圣年间楚州已有 7 座盐场，同时楚州还设有大型盐仓，用于储存淮南地区收缴上来的食盐。涟水县则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产盐地，到北宋，涟水盐场已经成为国内四大盐场之一。如果说楚州是淮南盐的集中地，交通便捷的涟水则是淮北盐的集散地。唐时开的新漕渠将海州等地的淮北盐都集中到涟水，北宋时支家河的贯通，又将涟水接上了全国“高铁干线”（大运河），每年有数十万石食盐经涟水周转，供应苏杭等地，一时涟水成为商贾辐辏之地，为防私盐，北宋在涟水还驻有重兵缉私。到明清时，涟水远离海岸线又饱受黄灾，淮北盐业中心被迫向淮南的河下转移，可作为盐业中心的河下怎么看都少了唐宋时涟水的精气神。

板闸淮安钞关遗址（来源：文史淮安网）

　　再看“榷”。北宋楚州商税税额高达6.78万贯，这首先得益于楚州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坊市制度被打破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都为宋代楚州的商业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得楚州的商业空前繁荣。外加大运河分段运输的便利，江南船只在楚州或泗州将粮食交付后，通常会运载其他商品返程，以宋朝人商品意识，这税不会少收。当时政策是运河修到哪儿，税收就跟到哪儿。元祐元年（1086），龟山运河刚修好，淮南转运司就向朝廷建议在这里设税务司。正是在像税务官王乙这样的人努力下，楚州的税收才冲向全国第三。单就税收额度而言，明清时期板闸的榷关税收只有到乾嘉年间才可以和北宋时一较高下。

万历《淮安府志》和乾隆《淮安府志》中对淮安漕运粮仓的记载

　　最后看一下漕粮储存。明清时陈瑄建的常盈仓最大储存量为150万石，而且这种满载状态随着漕粮运输方式的变化只维持了14年。北宋和明清不同，“（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黄）河”，终北宋一朝都是采取接力赛似的运粮方式，而不是明清时期常见的“由漕兵从南方直运京城”。因此在重要节点楚州和泗州都设有巨型粮仓，统一被称为上供仓，国家委派专人看管，范仲淹就曾担任过楚州粮仓的主要负责人，后因丧母丁忧去职。北宋时楚州粮仓能存粮多少无直接记载，但有一些侧面材料。天禧年间因储藏不当，导致楚州粮仓“积米五十万石，陈腐不可食”，当时负责看管粮仓的孙长卿将仓里好米、腐米搭配发放，居然没被发现。那么楚州粮仓存粮至少在50万石以上。泗州粮仓则更大且有明确记载，泗州仓有南北二仓，正常可存150万石，元丰二年储粮达到250万石，远超后来的常盈仓。

　　为什么说淮安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不在明清而在唐宋？

　　今天我们谈淮安历史更多将目光放在了明清，实际淮安历史中最令人着迷、最为鼎盛时期却在唐宋，特别是北宋时期。

　　北宋以富足的日子、“不杀士大夫”宽松的意识形态、丰富的文化生活，成了当下中国人玩穿越时首选的朝代。随着唐后期坊市制度的瓦解，楚州成了我们头脑中古代大城市该有的样子。“楚州南北中 日夜驰轮鞅”的楚州城外运河上“舳舻苛峩，连樯千里”，楚州城内场景则如同《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绕城楼台满空紫，瓦光碧滑流成波”，“是人俱爱何家楼”等酒楼充斥着“今天王公子买单”吆五喝六。和明清时期不同，北宋城市热闹背后是有“根”的，北宋时期楚州集交通和商业优势于一体，楚州既有市易司以及管理粮仓、盐业、闸坝的“国有企业”，也有新罗造船厂这样的“外资企业”，更有从事酿酒、丝织、棉帛、茶叶加工等“私企”，它们互相协作补充、共同维持着楚州经济繁荣。

　　在保证全国第三经济体量的同时，楚州还是个令人向往的宜居城市，这里交通方便，离京城不远，物质生活富裕，生活设施完备，文化氛围浓厚。楚州城内外绿树成荫，供文人雅士游览的园林很多，其中东园、紫极宫、杨氏园、瑶真馆、封本堂等都堪称“山阳之胜”，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都曾在此流连忘返并留下题词。不少外地官员人在汴京做官却将子女安排在楚州，如王子舆，更多的官员退休后不回故乡却选择在楚州终老，如令狐嗣昌、赵和（赵师旦的祖父）等。1959年，在淮安县城西南六里杨庙村（《水浒》中葬宋江的“蓼儿洼”所在地）发现了江淮发运使（类似于漕运总督）杨佐之墓，出土了大量珍贵宋代壁画（现藏于南京博物馆）。杨佐并不是楚州人，却将身后事安排在楚州。

　　不仅楚州城热闹异常，今淮安境内的泗州城、涟水城也是全国排得上号的繁华都市，淮阴县城、盱眙县城、渔沟镇、洪泽镇（洪泽镇隶属于淮阴县，繁华程度却“倍于淮阴”）也都比较繁华，街上熙熙攘攘。唐宋时淮安农村也“土壤膏肥，有茶、丝、帛之利”“绕淮邑屋绵千区，画檐绮东吹笙”“鱼网平铺荷叶，鹭鸶闲步稻苗”，莲叶田田、藕香蒲肥，一派祥和富足景象，堪称美丽乡村的典范，完全不似明清时淮安农村鬼哭狼嚎惨不忍睹的模样。

　　明清时期，淮安在洪水威逼下全线溃退，只剩下从淮城到清江浦镇这十几公里运河两岸寥寥几个城镇依靠朝廷强行输血而维持的畸形繁荣，当这几个城镇里官僚商人们听着昆曲品着精致淮扬菜洋洋自得之时，仅仅几里之外一河之隔的盐碱地里农民往往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稍遇灾荒就卖儿鬻女出外逃荒。明清时期的淮安城乡是严重撕裂的，看明清时淮安，不能目光仅盯着清江浦河沿线那一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各个时期版本的《淮安府志》书影（来源：文史淮安网）

　　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清的漕运对淮安是掠夺型的，而唐宋的漕运对淮安是滋养型的。同样修堤筑坝，在唐宋时既有利于航运又有利于淮安当地农业灌溉，到明清时则进退失据，明清朝廷为了保证漕运通畅，对淮安地方利益毫不顾惜，导致淮安自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万历《淮安府志》这样形容淮安的巨变：“淮自昔称沃土，乃今瘠也。”“所谓淮地广饶，旧多畊植，今一望皆草莱。”频繁的大水以及水患之后大量黄沙导致淮安水系紊乱，土地贫瘠，市面萧条，乡村困苦，由此还带来文化落后，当然这不仅是淮安更是近代苏北地区留给苏南人最直观的印象，苏北口音一度成了贫穷落后的标志，这与唐宋时期楚州所在淮南地区与苏南双擎驱动、相得益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多数研究者认为，淮安所在的淮扬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在唐时是超过江南的，到北宋时差不多持平，明清时已经被远远撂在后面。

洪迈《夷坚志》书影

　　在开放格局上，唐宋时兼具海洋与运河优势的国际性都市楚州，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日本人在这里逗留，朝鲜人在这里定居，波斯人在这里做生意。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并鼓励官员招商引资：“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商，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在这些政策鼓励下，楚州的官员对海外船只到来充满了期待，而不是戒备。一旦发现有外国船只靠岸，他们立即向上级申请开支，再派人到船上邀请船长、船员参加政府组织的聚餐，对其表示欢迎并继而洽谈合作事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宋朝廷规定“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楚州监管市易务官员王景彰曾因为违反法令私下购买商人的货物，私自收受息钱以及限制商人前往他地，阻挠商品流通等诸多不法行为而被政府问责。

　　北宋商业文化的熏陶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使得淮安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放包容，较少抱残守缺。和明清时河下盐商挣钱后主要用于自己挥霍消费不同，北宋时淮商会和高丽馆里的朝鲜人配合，“小船一撑下东洋”，投入资金，走出国门，前往东南亚甚至更远地方做生意，他们的传奇海外经历往往又成了宋代笔记小说的热门内容。洪迈《夷坚志》就记载当时最善于从事海洋贸易的山阳王姓商人，人送外号“海王三”。

　　提到唐宋时期的淮安，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滨海城市的海洋气息，到了明清，淮安画风为之一变，黄河泥沙淤积使得淮河口通航条件越来越差，持续数百年的闭关锁国更让人们视大海为畏途。淮安虽依旧临海却俨然是个内陆城市，地方官们偶尔提到海不是防海盗就是逮私自出海的人。

海岸线东迁图（来源：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最后看官员治理水平。帝制中国2000年，北宋正好处于中间，正是帝制中国发育最好的时期。北宋秉持“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念，官员们主人翁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他们以理想互相激励，普遍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城乡发展面貌进而改造社会的。官员们身上那种前赴后继、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令人感动，这点在淮安几条大河开凿上体现最为明显。最早提出开挖沙河，避开山阳湾险情的是淮南转运使刘蟠，宋太宗采纳了他的主张，但刘蟠尚未完成此项工作便被调离，由淮南转运副使乔维岳继续开掘，最终顺利竣工。同样最早提出开掘洪泽运河是江淮发运使马仲甫，他看到舟船自淮阴渡过泗水之后，常常被风浪吞没，而且每年这样的灾难都会发生，所以马仲甫向朝廷建议开凿洪泽渠，但最后主持开凿洪泽运河却是后任江淮发运使许元。稍后皮公弼在许元开凿新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疏通，最终“舟船至此，愈加便利”。

　　北宋的官员认真起来的样子连自己都害怕，有股说干就干的劲头。如在楚州当税官的王乙在干好自己税务工作的同时，看到船舶通过楚州北神堰太麻烦，通过观察提出在堰旁建闸的想法，堰闸配合就不必将船上粮食卸下再装上了。他的这一想法成功实施后为楚州、真州“省堰卒十余万”，本人也得到升迁。蒋之奇董事长更是在楚州干得风生水起，意气风发，他在管好自己“国有企业”同时，推出全国道德模范徐积，成为此后一千年里淮安人学习的榜样。在他升任发运使后，又极力主张开凿龟山运河，在当时开凿龟山运河耗费巨大，给北宋政府的财政将造成很大的负担，然而由于可以让过往船只“免风涛覆溺之患”，朝廷经过一番讨论后，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蒋之奇调集十万民工，耗时一年终于开凿成功。“君在楚州，予在杭州”的苏东坡虽然爱在泗州城洗澡搓背休闲，但干起工作来也毫不含糊，他一次出差经过淮安时听说朝廷颁布了一个新政策，就立即到淮安乡下去调研，随即向朝廷上奏折表达自己对新政策的看法。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在楚州当过粮官又修过楚州捍海堰，后来更是发出了古往今来为官之道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宋官员身上的这股精气神，我们在明清淮安官员身上很难看到。13世纪之后，欧洲逐渐走出中世纪的黑暗，我们却越来越极权保守，元明清政治以极权统治、文化恐怖主义盛行而闻名，帝制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极速下降，如熟透了的烂果子，充斥着腐朽之气。明清两朝除了皇帝外全是奴隶，大臣不再是和皇帝共治天下的伙伴与下级，而成了随时可杀可虐的家奴，天下就是老朱家或者爱新觉罗家的，与其他人无关。学者张宏杰更将明、清两朝国民性分别定为“流氓性”人格与“奴才性”人格。这种与世界大势逆向而行，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与被伤害，也逐渐耗散掉了我们几千年来积累的自信。在极权压制下的明清官员要么摆出一副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的冷漠面孔，要么唯唯诺诺过着自己精致利己生活，更有一种变态官员冷酷无比肆虐四方。比如北宋的漕运法规已经十分完备，涉及到漕运活动的各个环节，各种处罚措施已经比较严厉。到明清时的漕运法规就直接从严厉走向了严苛，更强调人身控制，动辄就使运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乾隆《淮安府志》中抱怨淮安地方官难当的记载

　　论担当意识、实干精神、政治操守，明清淮安知府中很少能找出如唐宋时宋璟、乔维岳这样的淮安父母官。苦闷、压抑、焦虑是饱受黄河水患与漕运催逼之苦的明清淮安官员精神基色。乾隆《淮安府志》里有一段抱怨淮安地方官难当的话：“生民之命，系乎长吏，故为守令难。而为淮安之守令尤难。地瘠而斥卤，当转运之冲，距长淮、大河，有水之害而无水之利。民生其间，日以凋瘵，近且灾祲叠告矣。皇上如天好生，频劳旰食，视濒海数邑不啻二京三辅。”在这号称康乾盛世最顶峰的日子里，淮安府官员们为何还发出这样近似绝望的哀叹？对于淮安，皇帝不可谓不重视，官员不可谓不卖命，可这座城市还是显得摇摇欲坠，问题出在哪里？错就错在自北宋以后帝制中国政治生态和淮安自然生态一直在加速恶化中，且互为因果，越到后期越严重，如此倾巢之下，焉有完卵？

　　淮安在2000年帝制中国发展历程如果能给我们一点启迪的话，那就是淮安根本的优势在于伴运河及大海而生的开放与包容性，当我们的城市开放与包容性最好的时候也是它最为鼎盛的时期，当这些优秀元素散失时，就是我们衰落下行的开始。

　　“楚州红梅如许红，作魔犹有几信风”，对比唐宋时的淮安风貌，我们再回头看看明清时期淮安所谓的繁荣，不过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罢了。

徐积教授像（来源：文史淮安网）

　　淮安文史第一人——徐积教授

　　说来让人难以置信，明代之前的江苏古代地方志，留存至今的全在苏南，苏北地区号称古城的徐州、淮安、扬州明代以前的府志县志因为天灾人祸居然一本都没有留下，目前苏北地区留下最早的地方志是徐州明正统三年（1438年）的《彭城志》。淮安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地方志是完成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现藏于台北图书馆的正德《淮安府志》，为海内孤本。

　　淮安在唐宋期间本都有地方志，唐代《淮阴图经》是我们知道最早的“府志”，但仅留下十个字——“山阳县南二十里有茶坡”。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山阳县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县志，可惜也没留传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对唐宋时期淮安了解又来之何处呢？大的框架方面自然有《唐书》《宋史》等官方志书的记载，细节方面（如社会风貌）则主要靠当时文人的诗文唱和。这方面大孝子徐积是典范，今天我们能知道楚州城里有个叫“何家楼”的酒楼，他家特色菜是“江笋烹淮鱼”；北宋楚州有很多我们还能叫得上名字的私家园林全拜他所赐。

《节孝先生集》（来源：文史淮安网）

　　称徐积为“淮安文史第一人”，是因为他身上有这样几个特质：一是活得足够长，并且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淮安最为精彩的时期。徐积比苏东坡大9岁，去世却还迟2年，享龄76岁，他曾当面教导小老弟苏东坡说：“自古皆有功，独称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独称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将之故尔。”苏轼毕恭毕敬听完后，“然其言”。

　　二是他知识渊博并对淮安文史特别感兴趣。徐积虽然中了进士，却以耳聋为托辞没有外出做官。他甘于做自己城市的记录者，一辈子基本就生活在淮安。徐积还是楚州州学第一任教授，并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5年，期间他特别注重对淮安历史的研究，他是第一个实地考察并推测甘罗城就是秦汉时期淮阴城的人。晚年后，徐积隐居在楚州南门外，自号南郭翁。楚州当地人喜欢亲切地称呼这位没有架子的徐教授为“我们的仲车先生”。徐积的经历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淮安后世的文史达人丁晏、段朝端、罗振玉等人。

　　三是徐积生前就以孝道闻名全国，如黄庭坚所述“射阳三万家，莫贵徐公门”，和他交往的各式人等众多，他们互相唱和涉及到淮安风土人情方方面面，是我们了解北宋淮安风貌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仅徐积本人就有739首诗流传至今，这样的数量对宋以前的地方性诗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应该和入宋后印刷术逐渐普及有很大关系。

　　徐积和漕运上的官员多有交往，如他的《送秦漕》《送赵漕称》《寄蒋大漕》等，其中“蒋大漕”就是前面说到的蒋之奇董事长，当时他担任的是发运使。仅从徐积的朋友圈就可以看出楚州在北宋为漕运服务的官员之多，是名副其实的“漕运之都”。

　　除了漕官，徐积与楚州当地父母官也多有唱和，其中不乏文学性、史料性俱佳的作品，如《送山阳太守李公》中徐积对自己家乡楚州独特地理位置优势描述为：“而况楚州，车轮中央。侯繇其冲，客出四旁。北迎大车，南乱巨航。”

　　徐积不仅自己孝顺，对淮安大地上涌现的烈妇、烈女总是第一时间关注，时刻维护自己道德君子的人设，除了前文提到的北神烈妇外，他还记叙了一个人狠话不多的“淮阴义妇”故事：淮阴一女子有姿色，导致丈夫被人所害，无知中嫁给了凶手，若干年后她知道了真相，杀了凶手以及凶手和自己生的两个孩子，最后投淮河而死。原文较浅显，如下：

　　淮阴义妇，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人有同商者见而悦之，因道杀其夫，厚为棺殓，持其丧以归，绐云溺死，且尽归其财，无一毫之私焉。于是伺其除葬，谋为婚媾。且自陈有义于其夫，义妇亦为之感泣，遂许而嫁之。一日，家有大水，水有浮沤，其夫辄顾而笑。义妇问之，未应。遂固问之，恃已生二子，不虞其妻之仇己也，即以实告之曰：“前夫之溺，我之所为。已溺复出，势将自救，我以篙刺之，遂得沉去。所刺之处，浮沤之状，正如今日所见。”义妇默然，悟其计，而复仇之心生矣。即日俟其便，即以其事奔告有司，卒正其狱，弃其仇子。夫仇既复，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仇，二子，仇人之子也，义不可复生。即缚其子赴淮投之于水，已而自投焉。

　　这个故事和后来《西游记》中唐僧妈妈遭遇有几分相似，如果说500年后的同为文史达人的吴承恩没看过徐积记录的这件事，打死我都不信，《西游记》诞生在淮安自有其道理。

　　从“天下之中”秒变穷边僻壤的楚州

　　公元1114年，一看就不是一个好年份。这一年张耒去世，张耒没有出生在淮安，却是地道淮安人，青少年时期受教于“山阳学官”，一生漂泊在外，去世后归葬楚州“城北七里”。也在这一年，北方女真人阿骨打起兵反辽，北宋政权已是山雨欲来，仅仅在13年后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第二年黄河又决口。张耒是幸运的，避免了为乱世之人，可他的后代就没这么幸运了。

宋代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来源：文史淮安网）

　　张耒有三个儿子，都考上了进士并在外做官，本是个后浪胜前浪的美好故事，可在时代滔天巨浪面前，个人及家族的命运只是沧海一粟。靖康后，张家老大、老二都死于战争，在陕西做学官的老三归葬二位哥哥时又遇强盗截杀，张耒因此无后。本是“一门四进士”淮安顶级士绅家族却遭灭门，令人唏嘘。北宋没了，张耒及其后代没了，帝制中国时期淮安最为辉煌的岁月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楚州在地理上并不居中国的中心位置，然而随着南方的崛起和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经济大动脉价值的显现，地处大运河C位的楚州，在北宋已经有了取代洛阳成为“天下之中”的意味。余靖在明道二年（1033）写的《楚州团练推官防壁记》中说：“山阳，楚之东都，北绕淮，东负海，漕渠贯中，天下辐辏者半，四达用武之国。”后世顾炎武也感叹“楚州南北中，日夜驰轮鞅”。

　　北宋的楚州也有隐患。黄河水患对于楚州而言已经不是黑天鹅，而是灰犀牛了。淮河在北宋期间几次被黄河所夺，好在都不严重，又得到及时治理。北宋朝廷已经开始注重加强对黄河做出种种防范和治理。此时，如果有个“平行宇宙”，我们宁愿让历史在北宋继续演进，继续执行北宋的开放政策，而不是像后世那样闭关锁国，看看中国会不会率先进入大航海时代。果如此，海运河运叠加，依靠贸易和手工业的带动，楚州或许会逐步放弃对土地的依赖，后世淮安黄河水患也可能不会那么严重，或许在治理黄河上真的可以早早杀出一条血路来。

　　然而，在当下宇宙体系中，北宋的楚州却处于天堂和地狱岔道口，没人告诉他们该如何防范。此时认为战争是好事，刚走出原始部落不久的女真人突然出现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本就比的是膀子更粗和组织结构的更扁平化，而与文明先进与否关系不大。女真人从400毫米降雨线一直杀到了800毫米线，伴随着女真铁蹄而来的是北宋上百年滋养出比较成熟的文明社会文化制度随之土崩瓦解，一切都是那么猝不及防，对于当时习惯了车水马龙大都市生活的楚州人而言“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历史由北宋进入了南宋，楚州画风随之一变。本是“汴都仰给漕运” 的经济都市，却变成了“楚州为南北噤喉”的边境要地。北宋的楚州是贸易通道、国际港口，南宋的楚州是兵马走廊、洪水过道；北宋是淮商跨海贸易，扬名海外，货物琳琅满目；南宋是淮兵坚忍善战，罗列长淮，战舰耀武扬威；北宋是苏东坡、范仲淹徜徉楚州园林水榭指点江山长袖飘舞，南宋是赵立、关胜立马横刀淮安大地战马嘶嘶血染征袍；北宋是努力修闸造坝，兴修水利，创造一个又一个水利纪录；南宋是拼命坚壁清野，主动堵塞河道“务要不通敌船”，便捷邗沟成为南宋朝廷最要紧的防范。

宋金对峙图（来源：文史淮安）

　　本来，改朝换代如同电脑重启，城市受到影响也很正常，淮安如五代、元明清时期都经历过改朝换代，也受到冲击，然而如南宋这样淮安在150年时间一直处于前线，南北双方在此互相拉锯，对于一座城市而言确是不可承受之重。更有黄河南徙，淮河脾气变坏，边境双方均无治理的动力，因为生灵涂炭才是最好的前线标准，老天帮忙坚壁清野何乐而不为？天灾人祸反复叠加，让淮安从此踏上一条不归之路，一个不是边境的城市变成了边境城市，一个昨天还号称天下之中的城市突然就变成了穷边僻壤。从此，“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成了历史绝响，淮安在帝制中国时期再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如广州、苏州那样的城市了。

　　惨烈的楚州保卫战

　　楚州不仅是南宋东北边界门户，更是淮河向南通往长江的唯一出口，首当其冲地成为宋金主战场之一，宋金战争期间（从南宋建国到金亡国的107年），楚州城曾8次被金兵攻占或围困，最长一次被占领时长为6个月。接下来我们以时间为轴梳理一下南宋的楚州故事。

次数

年份

被金国占领时间

概况

1

建炎三年（1129）

1个月

金军侵犯楚州，守臣朱琳降。1个月后金军退出楚州。

2

建炎四年（1130）

6个月

建炎四年春，金国大举南下围攻楚州，楚州守将赵立勇敢抵抗，最终长达半年的楚州守卫战以楚州失守告终。此次楚州保卫战也使得金军损失惨重，完颜昌在攻下楚州后，受到楚州附近民兵不断袭扰，迫使金军逐渐退出淮扬地区。绍兴元年（1131 ）四月，刘光世收复楚州。

3

绍兴四年（1134）

3个月

金国和伪齐联合分道进犯南宋，楚州守臣樊叙弃城逃跑，后因淮扬地区“雨雪，馈道不通，野无所掠”。金兀术等将领被迫引兵归淮河以北。

4

绍兴十一年（1141）

1个月

这一年4月秦桧展开收韩世忠、岳飞和张俊等三大将兵权行动，已镇守楚州6年的韩世忠离职，楚州防御陷入真空状态，金军趁机攻下楚州。稍后，宋、金立下盟誓，以淮水中流划分疆域，楚州收复。

5

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

2个月

该年9月，金主完颜亮大举攻宋，楚州守将刘锜先自淮阴退兵，后听闻淮西守将王权逃跑，自己也弃城而逃。12月初王选收复楚州。

6

隆兴二年（1164）

5个月

金人为报复前一年南宋不宣而战的北伐，渡淮河攻楚州，楚州守将刘宝弃城逃跑。5个月后，南宋以已经到手的泗州、海州换楚州。宋孝宗为此事“终身愤之”。

7

开禧二年（1206）

楚州被围困2个月

该年冬，金兵为报复韩侂胄的北伐，以7万人攻打楚州2个月没打下。

8

宝庆二年（1226）

约两三个月

该年11月，张惠等人以楚州城降金。

南宋期间楚州被金军攻占情况

　　南宋建炎元年（1127）全国形势动荡，人心惶惶，宋高宗赵构沿邗沟南逃，在楚州时，部分御林军叛乱，被平定。建炎二年（1128）开封留守杜充为阻金兵南下，擅作主张掘开滑州黄河大堤，人为制造黄河水灾，黄河占夺徐州以下泗河和淮阴以下淮河河道，“致使沿途百姓被淹死20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可黄河并没能阻挡金兵进攻的步伐，杜充先生旋投降金。这位“杜先生”的罪过远在同时代秦桧千倍之上，黄泛区里的每座城市都应该设他的跪像。历史的老人并不总是公正的，他也会抓小放大，放走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渣滓。

　　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将粘罕以3000骑兵在淮河一带如入无人之境，各地守将望风而逃，楚州守臣朱琳投降，这是楚州第一次落入金兵之手。此时金人只劫掠不占领，楚州随即被收复。这一年10月，金军在金兀术率领下深入江浙，实施“斩首行动”，宋高宗逃到海上。金军在大肆掳掠后北返，却在黄天荡被韩世忠围困48天，梁红玉亲自擂鼓指挥，用鼓声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展现了淮安人最美瞬间，为这个朝代又续命150年。150年后为大宋送上最后一程的同样是楚州人陆秀夫。

位于河下古镇的梁红玉汉白玉像（朱红辉/摄）

　　建炎四年(1130)正月，完颜昌率军攻楚州，此时负责防守楚州的是刚从徐州赶过来的赵立，他命令城内拆房屋用木料加强城防，金兵久攻不下。此年5月，从江南败退憋了一肚子气的金兀术想要借楚州城旁运河运送辎重，赵立斩杀了兀术派遣的使者，抢夺了辎重，金兀术大怒，在楚州南北设了两个军事大本营，断了楚州粮道，誓要攻下楚州。赵立派人突围向朝廷求援，对赵立的求援，朝廷不可谓不重视，宋高宗赵构和当时的最高军事长官赵鼎（后因楚州失守，赵鼎引咎辞职）立即派张俊、刘光世、岳飞等诸路人马驰援楚州，可一路没到，只有负责海州防务的李彦先率水军全速赶来。知情后的宋高宗感慨道：“赵立坚守的是孤城，即使是古代名将也没有办法了。”

张俊等诸将救援不积极有两个原因，一是天下初乱，朝廷及宋高宗权威下降到极点，手握重兵的各路诸侯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搪塞朝廷及皇帝。二是赵立为编制外的农民军出身，根不正苗不红。靖康之后，长江以北很多城市被宋朝的溃军将领、地方豪强、农民军所占据，他们割据一方，其中一部分人依然忠于宋廷，但更多的人则自行其是，朝廷也无可奈何。建炎四年，宰相范宗尹向宋高宗建议：承认所有割据一方的人物合法性，任命他们为镇抚使，借以笼络他们。得到宋高宗认可，随即朝廷任命了20余位镇抚使。赵立就是这样当上楚州镇抚使的，因此并不为张俊、刘光世等正规军所待见，唯一从海州（连云港）全力赶来救援的李彦先身份和赵立相同，可谓同气相求。

　　该年八月，楚州城中粮草断绝，军民只能吃草根榆皮，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赵立天天登城巡防，城屡破屡堵，一日在城东门巡查时被炮击中，临终前要求军中不要把他死亡消息传出去。军民听说赵立死，知道城必破，全城恸哭。又13天，楚州城破。当时楚州城内外已经被赵立按照军事化要求进行了彻底改造，每一个巷口“皆以砖垒”，在随后惨烈的巷战中，“（楚州）虽妇人女子亦挽敌共沉于水”。金兵占领楚州后，立即集结全部兵力，猛攻淮河上的李彦先，李彦先遭到金军水路、陆路夹击，在北神镇力战而死，海州稍后也陷落。

　　绍兴元年（1131）四月，金兵退去，刘光世收复楚州，依然以“盗匪”出身的祝友任楚州知州。赵立墓则被安在“山阳县北北神镇”。

　　在楚州保卫战激战正酣的时候，有一家人从对岸涟水乘船入海去了杭州，这就是从金营遣返的秦桧一家人，以后熟谙南北最高统治者心理的秦桧，得以在混乱的局势中上下其手，左右逢源。

　　耗时半年，惨烈的楚州保卫战，牵制了大量金兵，为南宋小朝廷在杭州立住脚跟做出很大贡献，却让楚州元气大伤，北宋繁华都市风貌彻底成了过往。诗人王洋（1087－1154）亲眼目睹了楚州城在南宋、北宋的沧桑巨变，他在写给楚州画家廉布的《寄廉宣仲》中生动地描绘了楚州城由华屋变丘墟，园亭变瓦砾，平民遭囚俘，乞死不欲生的状况。

　　在此期间，大量的楚州人逃离自己的家乡，其中就有画家吴昌硕22世祖吴瑾。吴家家谱记载，自从楚州迁到江南后，“22世未尝有大兵革，繁衍生息，人口激增”，对于家族延续而言，选择往往大于努力。

　　大宋，你欠淮安女士们一个道歉

　　绍兴五年(1135)三月，韩世忠为贯彻朝廷“变守江为守淮”的战略，率军从镇江出发，驻扎在楚州城北侧北神堰位置，替朝廷守住邗沟入淮口。引人注目的是，韩世忠当时是南宋朝廷两大御林军将领之一，他手下的部队是标准的“御林军”，赵构舍得把一张王牌放在楚州，正如他亲口所说：“山阳要地，屏蔽淮东，无山阳则通、泰不能固，贼来径趋苏、常，岂不动摇？”

《韩世忠年谱》书影（来源：文史淮安网）

　　乱世中的韩世忠鄙视妇女，“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帼，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但他到楚州却将夫人梁红玉带着，这倒不是因为楚州是他夫人的家乡，而是此时的梁红玉已经成了他不可或缺的助手。他们夫妇到达的是已被金兵劫掠过三次的楚州，此时已“地方榛芜”。韩世忠夫妇“批草莱，立军府，屯兵于郡城之西北，去城三里，名曰北辰，夫人梁氏亲织薄为屋”。

韩世忠与梁红玉（来源：文史淮安网）

　　有精锐的部队，有韩世忠在黄天荡打出的威势，有夫妇二人想守好楚州城的强烈愿望，楚州没有守不住的道理。在夫妇二人的经营下，“抚集流散，通商惠工”，楚州城慢慢回血，“山阳遂为重镇”。可惜这样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夫唱妇随的场景并不长久，据南宋史官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这一年的八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以作者身份而言这个记载应该是很可靠的，也就是说梁红玉在回到故乡后五个月就去世了。怎么死的？据《杨国夫人传》记载是她亲率骑兵偷袭淮北金兵粮道，结果遭到敌重骑部队围攻而“肠流三尺”，头颅还被敌人割去，死得异常悲壮。梁红玉就像是雪地里的火红狐狸，漂亮的狐狸在雪地里撒娇奔跑本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却要和豺狼搏命。

　　史书里还留下了一位山阳女子的身影，在楚州保卫战中，因为统帅赵立是草莽出身，不识字，进楚州后便找一个知书达理笑起来傻白甜的山阳女子侍奉左右，帮他处理公文。楚州城陷，该女子亦亡。梁红玉和这位伴侍赵立左右的山阳女子年龄应该相仿。两宋之交楚州城的林黛玉、薛宝钗们要么随家族逃亡，要么被绑上了战车，参与到军事行动中来，可林黛玉秒变花木兰谈何容易，南方水乡弱女子以孱弱的体力却要直面豺狼般北方壮男子，无异于羊入狼口。由于没有足够的居安思危，导致如此重大变故的北宋当权者是这场祸乱的罪魁祸首，他们欠淮安女士们一个道歉，因为这一切都源于你们的无知、无耻、无能！

淮剧中的梁红玉形象，英姿飒爽的背后有几多无奈与辛酸泪（朱红辉/摄）

　　在淮安的传说中，新城是韩世忠、梁红玉建起来的，其实不然，现有确切文献记载表明，淮安新城是南宋的陈敏所建。一些志书里说韩世忠和梁红玉建了“藏军洞”，并将这个藏军洞描述为一个类似于电影《地道战》里绵延数十里的“地下长城”。实际以楚州城周边的丰水环境，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要完成这样一个浩大的“地铁工程”是不可想象的。战争时期，韩世忠、梁红玉有可能挖了一些用于储存物资甚至人员的藏军“洞”，但利用这些“洞”来长距离运兵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近年雷达勘探“季桥大湾至淮城的下关、新城地下有埋深5～7米、长达30多华里的构筑物”，应该是历代修淮河大堤特别是陈瑄修建的清江浦到季桥柳浦湾护城堤（万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又加固了一次）的造影。

　　民间还传说，梁红玉第一个发现蒲菜可供人食用，因而淮安蒲菜又称为“抗金菜”。人们总是希望把身边的建筑和食物同我们最想赞美的人联系在一起，借此表达我们对历史上淮安好儿女的怀念。对此，搞文学的往往是撩拨大家的兴头，而搞文史的却总是扫大家的兴。

　　岳飞之死

　　岳飞之死是宋史上最大的冤案，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岳飞被杀的那一年到过楚州城，并且他的死和他对楚州城（山阳城）的态度有莫大关联，后来加在岳飞头上的罪项之一就是“欲弃山阳而不守”。他的孙子岳珂曾为自己爷爷写了篇近五千字的《山阳辩》来辩白，称“（岳飞）山阳之诬，俊以自盖其怯敌而倡之，桧以自覆其讲和而成之，觌以茍掩万俟卨之恶而笔之，克以轻信孙觌之志而述之，冤哉！”

　　我们认真梳理一下岳飞临终那一年即绍兴十一年(1141)发生的几件事情，就可对岳飞被杀有更深刻的认识。

　　绍兴十一年四月，宋高宗赵构展开收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行动，三大将被调离军队，到临安任职。仅仅一个月后的五月，张俊和岳飞被派往原韩世忠地盘楚州视察，“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嵬军，飞议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为备，飞曰：‘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俊变色。”（《宋史·岳飞传》）张俊想伙同岳飞瓜分韩世忠留在楚州的军队，这是军阀见到无主军队时的本性，岳飞没有同意，自然就得罪了张俊。同时主战派的岳飞轻视修楚州城，这就和当时朝廷上下“主流”的主和派意见相牴牾，在主和派看来，楚州城对阻止金兵南下特别重要，必须认真经营。

　　张俊、岳飞在楚州安抚完韩家军后，于七月初回到杭州，岳飞人还没到朝廷报到，万俟禼弹劾他的奏章就来了，“比与同列按兵淮上，公（岳飞）对将佐谓山阳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远近闻之，无不失望。”

　　看到这个奏章，宋高宗气不打一处来，你岳飞凭什么替我做主，到处大放厥词，立即就对身边的几个大臣说：“山阳要地，屏蔽淮东，无山阳则通、泰州不能固，贼来径趣苏、常，岂不摇动？其事甚明。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这段话大致意思是，“山阳城位置在淮河下游特别重要，失去了山阳，通州（南通）、泰州就很难守住，敌人可直逼苏州、常州。这情况很明了，可有人就是不明白。我前阶段派遣张俊、岳飞去检查淮河下游一带防守问题，两人登上楚州城，岳飞在众人面前毫无顾忌地说‘守楚州城意义不大，也没必要修它’。守城的将士本身就对长期驻扎在山阳城直面金兵感到厌倦，现在听岳飞这么一说，自然很高兴，很拥护他。岳飞沽名钓誉了，可失去了山阳城的守护，我以及国家怎么办呢？”

　　宋高宗把话说得这么重，这是明确发出了皇帝要和岳飞公开撕破脸的信号，在场的秦桧又烧了一把阴火，给高宗支招，秦桧曰：“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言外之意是，皇帝您老人家别仅让我们这几个人知道岳飞的“恶行”啊，要广为宣传，从舆论上搞臭他啊。这样，在经营山阳城问题上，赵构就公开了与岳飞的矛盾，很快，八月九日，岳飞便被罢枢密副使（副总司令），回江州庐山旧居赋闲，这还远没结束。

　　这一年的九月，宰执奏事。秦桧曰：“山阳所以捍淮东关，扼淮西水路，又历阳、六合皆近江形势之地。严备此数处，然后江、淮安。”上曰：“山阳东关已降处分，更令张俊益修守备。今莫将还，虽遣报使，然勿以议和为意，但当作不议和之处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待楚州（山阳）问题上君臣二人一唱一和，似乎做好了此处防守工作，也想借此表现自己的高瞻远瞩与岳飞的短视。

　　然而打脸总是来得太快，十月初一日金兵由泗州南下，迅速攻下山阳城。赵构和秦桧不做自我检讨，却迅速认定这正是几个月前岳飞在楚州动摇军心和一贯低估楚州对南宋国防重要性种下的恶果。两人共同认为，虽然我们君臣二人为山阳城的防守做了种种弥补，终究还是慢了一步，山阳城失陷的责任必须追究，毒草必须铲除。

　　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投入大理寺监狱。十一月初七日，宋金“绍兴和议”达成：以淮水中流为界，宋向金称臣，并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楚州由金归还给宋。

　　和议已成，岳飞就该杀了，君臣二人做起这件事来毫不含糊。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宋高宗赵构下达命令：“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一切进行得紧锣密鼓而又节奏井然，岳飞父子就冤死在这个冬天，从此风波亭成了所有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楚州防务问题上，岳飞与宋高宗的分歧只是他被冤杀的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宋高宗认为南宋当时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经过十多年的尝试，金国发现灭南宋很难，怀柔逐渐取代攻掠，成了金国上层对待南宋的主要方针；而南宋也无心收复淮河以北失地，比起收复失地，曾被自己将领软禁过的宋高宗更担心手下大将造反。在金兵咄咄逼人之际，他没有选择，只有冒险启用岳飞、韩世忠等人在外遮风挡雨，一旦金宋高层达成默契，金人释放和谈信号，宋高宗就会立即着手解决武将擅权“外重内轻”的问题，这是以陈桥兵变起家的宋朝历代皇帝最为看重的防范。

　　至于为什么是岳飞被杀而不是其他功臣，因为他功劳最大，根基最浅，人最耿直。宋高宗既然决定震慑武将集团，杀一儆百，岳飞就是他精挑细选后的人选，杀岳飞既能在武将中起到足够的震慑效果，又不至于引起天下大乱。山阳城防务问题只是托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外重内轻”问题基本解决后，宋高宗还活着时就以宋孝宗的名义给岳飞平了反，一切罪过由已经死了的秦桧等人去背，于是秦桧跪了，高宗笑了。宋朝统治整体较为开明，但依然无法摆脱帝王专制时代权力嗜血的本性，岳飞就是帝王权术的牺牲品。

　　后英雄时代楚州御金的十五字方针

　　岳飞死后，韩世忠彻底退隐，“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军人退隐和文人不一样，此时韩世忠早已伤痕累累，仅手指就少了6根，剩下4根也不能自由活动，所谓“从一二奚童”，也就是帮自己斟斟酒什么的吧。人们熟悉的英雄岳飞、梁红玉、韩世忠或亡或隐，南宋由此进入后英雄时代。

　　“绍兴和议”后，宋金有20年没打仗。绍兴三十一年（1161）主张对宋强硬的鹰派皇帝完颜亮上台，亲率大军南下，准备一举灭了南宋。十月楚州沦陷，十二月，完颜亮在内乱中被杀，宋朝趁机再次收复楚州，并得陇望蜀仓促进行北伐。隆兴二年（1164）金人反扑，再次大举进攻楚州，楚州守将大刀关胜，寡不敌众，中箭而亡，楚州再次沦陷。然而，此时金人已经没有灭亡南宋的雄心，攻击楚州只是为增加谈判中筹码而已。第二年，南宋与金人议和成，楚州归南宋，双方继续以淮河为界。这几年的战乱让沿淮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

　　本次和议后，楚州获得43年休战期，这是楚州在南宋150年中最为平静的一段时期。为了对付淮河对岸的金兵，楚州官民逐渐总结了“不害怕，讲策略，练好兵，筑城堡，用好水”15字策略。

　　“不害怕”，是指经过这些年的交战，大家发现金兵并没有传说中的可怕与不可战胜，南宋也没有那么孱弱不堪。随着造成北宋靖康之耻那帮如狼似虎的金兵金将老去，更多的金人开始学汉人从事农业生产，金国对南宋的军事优势在迅速缩小。有北宋打下的经济和军事底子，有一个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朝廷作为凝结核，有已经被充分开发的南方经济作为后盾，南宋已经足以和金国分庭抗礼。自隆兴三年（1165）到金亡国（1234），楚州在实质上再也没有被金国攻陷过。

　　“讲策略”，是大家逐渐摸索出了金兵出动的规律。北方人怕南方湿热，往往是秋冬季节进攻，春天收兵。淮河秋冬季是枯水季，且淮河北侧有5条大支流，因此南宋并不死守淮河一线。敌人过河后，只要守住淮河南方的各个城堡和邗沟就好：守住城堡是因为宋兵与金兵作战的痛点是步兵对抗骑兵，金兵骑兵多，冲击力强，南宋军队只有依赖城堡抵御骑兵的攻击，因此南宋和魏晋南北朝一样，是淮南地区大量建造城堡的时期；守住邗沟是因为如果金兵要在长江一线部兵，粮草必须由邗沟运达，只要邗沟控制在南宋手中，粮道时刻有被切断的危险，金人就无法安心渡江，而争夺邗沟控制权关键点在楚州；因此对南宋而言，必须屯重兵守楚州，确保楚州不丢是保证长江防线稳固的前提，往往楚州一丢，杭州朝野上下震动。

　　为了坚持和金兵长期作战，此时楚州实施了屯田制度，就是将南逃的楚州民众田亩收归起来招募北方逃难来的流民耕种，借以逐步恢复生产。以上措施实际一点也不新鲜，我们在南北朝时期的淮安都看过，南宋时淮安人生活、生产状态与南北朝时十分相似，这几百年间，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变真是乏善可陈。

　　练好兵。随着楚州由北宋商贸模式切换到战南宋战争模式，楚州城乡面貌及民风已经按照战争模式彻底重塑。南宋的楚州，处处有寨堡，家家有武器，民风剽悍，习惯战争，很多情况下民、兵合一，战时应募为兵，平时参与务农和集训。楚州以盛产弓弩手而闻名，抗金名将魏胜即“初应募为弓箭手，居山阳”。当时江南官员最爱到楚州在内的淮东地区招兵，淮兵战斗力明显强于江南人。在后来对抗蒙古人的战斗中，有人亲见“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杀敌十百人”。南宋最后一战崖山之战所率的军队主体也是淮兵。在众多淮兵中也催生了一批著名的“淮将”，如张孝忠、张德舆。南宋楚州的名人主要就是梁红玉、张孝忠、张德舆这些武将，和北宋我们这里出刘承规（科学家）、卫朴（天文学家）、张耒（文学家）、廉布（画家）大异其趣。通俗地讲，北宋的楚州产生各种矫情，南宋的楚州专治各种矫情，城市所处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产出。

淮安武锋军城砖（来源：龙窝楼公众号）

　　诞生于楚州的“武锋军”最为骁勇善战，很受南宋朝廷倚仗。曾有11000名武锋军驻扎楚州，且“与家属俱在楚州”，这就有与楚州城共存亡的意思了，一度时期吓得金人视攻楚州城为畏途。同时“武锋军都统制兼知楚州”，也就是说武锋军头领同时也是楚州的市长，而北宋时期楚州市长通常是由负责漕运的转运使、转运副使兼任的，这进一步说明南宋的楚州已经彻底军事化了。

— END —

作者 | 祁宏 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获得者 淮安市政协特邀文史委员

插图 | 张璞 祁宏 校对 | 徐爱明 卢顺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