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研究（城市文学瞭望城市文学）

城市文学研究（城市文学瞭望城市文学）以上海书写为例，从白话文学诞生前夕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到白话文学诞生以来的叶灵凤，再到海派文学的代表穆世英、刘呐鸥等，尔后的张爱玲，直到新时期的孙颙、王安忆、金宇澄等，一代代作家描绘了五彩斑斓的上海。金宇澄的《繁花》具有典型性，《繁花》从语言上就是一部沪语小说，作家书写的也是上海市井的碎屑。孙颙的《缥缈的峰》传承了海派文学，也是书写上海风情。年轻一点的作家中，唐颖是上海书写的又一代表。在唐颖的小说中，弄堂、外滩、阿飞街、Park97酒吧等上海场景不断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颖的上海书写还在中西对比中展现，很多小说在上海与国外大都市之间穿梭，通过域外的视野来打量上海，比如《美国来的妻子》《另一座城》《上东城晚宴》，以及《与孩子一起留学》，其中上演了一幕幕“双城记”。滕肖澜的《新居》则以住房问题切入，书写都市人的困局，所有人都为房子焦头烂额，作者写出了城市人的一种不安状态。蔡骏的《春夜》

刘小波：博士，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与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曾在《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

城市文学：写作传统与研究范式

文/刘小波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凸显，关于城市的艺术表达也越来越常见，城市文学就是其中之一。城市文学渐渐成为被多方论及的话题，且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学名词、学术术语和文学史概念。不过，要对城市文学进行系统研究，首先要考察其作为一种文学类别的传统并建构其研究范式。总的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早期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近期又突然提速的国度，城市文学书写几乎还没形成自己的传统。从研究角度来说，也是如此。文学发展的时代语境已经不同往日，在当下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划分既是题材的区分，更是时代文学主潮的更迭。城市文学的书写需要建立自己的传统，城市文学研究也需要建立自己的范式。

一、 狭义与广义的城市文学

“通过改变有关研究对象的定义，我们改变我们所见之物。”a关于城市文学的概念界定，直接关乎对其的认知。严格来说，城市文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城市文学往往等同于都市写作、时尚写作等类别，是一种典型的类型写作，有时候甚至滑向通俗写作，越出了纯文学讨论的范畴。这些书写聚焦于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小资情调、情欲物欲等。最为明显的便是郭敬明《小时代》这样的作品，整部小说被大上海的灯红酒绿所笼罩；被媒体大肆炒作的“美女写作”，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香港情人》等，也是如此；还有慕容雪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样的都市情感小说，讲述成都青年在事业、情感、婚姻之间的迷惘和挣扎。近年来的一些都市写作延续着这样一种传统。这种狭义的城市文学过分议题化，诚如徐晨亮所言，“城市文学”的场域早已被形形色色的议题所占据。b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狭义的城市文学并未给文坛带来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孟繁华曾不无担忧地指出：“单一的都市生活题材也将会使我们千呼万唤无比热爱的多元化、多样性流于空谈 困难的争取将会用另外一种形式轻易的放弃。”c通过这段引文，我们能够体会到城市文学的局限及其面临的隐患，既有主题层面的，也有技法上的，这些都阻碍了城市文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城市文学需要打开自己的边界，不能忽视那些不太典型的城市文学。

稍微广义点的城市文学则围绕凸现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描写个体都市体验以及刻画各类市民形象等。邱华栋的都市人系列小说最具代表性，这些小说既批判大都市，又流露出一种迷恋的情感。其他关于大都市的书写，如张欣的广州书写、池莉的武汉书写、邓一光的深圳书写、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徐则臣的北京书写等，都是城市文学的典型代表。这些书写涉及城市生活的众多方面。

以上海书写为例，从白话文学诞生前夕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到白话文学诞生以来的叶灵凤，再到海派文学的代表穆世英、刘呐鸥等，尔后的张爱玲，直到新时期的孙颙、王安忆、金宇澄等，一代代作家描绘了五彩斑斓的上海。金宇澄的《繁花》具有典型性，《繁花》从语言上就是一部沪语小说，作家书写的也是上海市井的碎屑。孙颙的《缥缈的峰》传承了海派文学，也是书写上海风情。年轻一点的作家中，唐颖是上海书写的又一代表。在唐颖的小说中，弄堂、外滩、阿飞街、Park97酒吧等上海场景不断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颖的上海书写还在中西对比中展现，很多小说在上海与国外大都市之间穿梭，通过域外的视野来打量上海，比如《美国来的妻子》《另一座城》《上东城晚宴》，以及《与孩子一起留学》，其中上演了一幕幕“双城记”。滕肖澜的《新居》则以住房问题切入，书写都市人的困局，所有人都为房子焦头烂额，作者写出了城市人的一种不安状态。蔡骏的《春夜》也用悬疑的笔法串起百年上海的历史。

北京是城市书写的又一焦点。徐坤的《八月狂想曲》书写奥运会之前的北京城市风貌。笛安的《景恒街》将故事定格在首都，书写年轻一代的“创业史”。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写各个阶层眼中的“新北京”，书写了藏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他的《北京西郊故事集》以北京为题，描写了一群来自花街的年轻人的生活境遇。石一枫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也描写了乡下女孩到都市漂泊的故事。苗炜的《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书写一群北京文青的现实困惑与情感困境。这些书写都市的作品，关注点不尽相同。张欣的《终极底牌》《不在梅边在柳边》《千万与春住》等广州书写，邓一光的《深圳蓝》《深圳细节》等深圳书写也是如此。

以上这些都属于更为广义的城市文学，包括城乡关系、城市底层等多方面的书写。这种城市书写不只关注都市人群，也关注城市外来者，在城市底层如蝼蚁般生存的人。有论者指出城市文学的内核是书写一种“忧郁”d。其实这种忧郁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忧郁，而是指向一种深切的现实关怀。

在笔者看来，城市文学的范畴划定不应当过分局限，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宽泛的论域，即广义的城市文学。“农民进城”“打工诗歌”“底层文学”等文学现象都是城市文学研究应当关注的。这些写作思潮中涌现的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太平狗》、陈仓的“农民进城”系列等，都从不同的侧面书写了城市。还有大量的小镇文学、县城文学，都可以看作“前城市文本”。需要说明的是，将城市文学广义化，并不是模糊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界限，而是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首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中国新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乡土文学一直是主流，但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城市文学大有成为下一个主流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作家居住在都市，乡土记忆逐渐消失，老一辈的作家凭记忆进行缅怀书写，稍年轻的作家连记忆都没有了。特别是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学样式，乡土题材中几乎很少出现。所以，将之广义化，是一种文学发展趋势的体现。其次，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区分是一个在现代性视野之中诞生的概念，虽然从作家的身份、书写的故事场景，以及文本背后的内涵（是现代性反思，还是就是单纯的“物”书写）可以来进行区分，但是在很多作家、理论家那里，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并不太现实。理论研究应该要对此进行一些关注，从更为深广的层面来讨论这一提法所面临的广义化现状。

二、广义城市文学的三种样态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城市文学书写目前呈现出三种样态。一类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作家，身份由农民向市民转变，主要书写的故事也是城与乡的混融；第二类是城乡接合部的书写，可谓“小城市书写”，主要是小镇文学和县城文学；第三类是纯城市的书写，是谓“都市文学”。三种城市文学样态的并存指向的是广义的城市文学概念，而这样的书写，其实有其内在关联与文学传统。

在第一类作家的书写中，乡土的记忆无法割舍。作家在进行城市书写的时候，往往会将城市和乡土联系起来，这在老一辈作家那里较为明显。在城乡巨大差异下，作家进行着深度思考。通过对城市化进程和乡土消逝的描摹，来进行深刻反思。阎连科后期的作品就与早期的乡土书写有所不同，城市视角介入变得多了起来，而这种转变，依然没有离开底层关注的轨道。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一部更为典型的作品，小说围绕着四个人物展开，一位是农村姑娘，三位是城市里的领导，四个看似互不相关的人物被串联起来。农村的破败落后是这些作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但主题还是农民劣根性书写的延续。李佩甫的《平原客》书写的是省一级领导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城市里，但一切悲剧的根源却是农村，无法真正融进大都市、农村意识的保留，都让关于城乡关系的思索更进一步。这些都市生活的书写始终无法摆脱乡土和农村。

老一辈作家的出身大多是乡村，因为升学、参军进入城市，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农村。他们有着极其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对农村的落后感到悲悯和同情，对生活在那里还在吃苦的人给予了关注的目光；另一方面又对农村的种种陋习感到失望，很多时候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可悲的是，对这一切又无可奈何。还有一类作家有过乡土经历，往往会在书写城市的时候与乡土相关联。比如王安忆，她一直以大上海为书写对象，但是她并不是仅仅在描绘魔都的高楼林立与灯红酒绿，而是从细微处窥探人性的繁复。她的《富萍》中有大量的关于乡土的描写，其他很多小说也有对城市化过程的书写。也有部分作家对农村保持乐观，往往被表面的、个别的现象所迷惑，可谓乡土书写的乐观派。他们离乡太久，对农村和乡土的新认知往往来源于走马观花式的采风、考察、旅游、探亲等，无法深入理解乡土真实的一面，所以很多文本就是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这些作品涉及城市书写的时候，往往也很乐观，就连农民进城之路都极为顺当。

第二类是城乡接合部的书写，这其实还是延续着第一类的书写，但是指向更为复杂和多元。因为城市化浪潮的提速，很多乡村与城市的开发呈现混乱的局面，在城乡接合部出现了无人管理的“飞地”，其中生发的事件也就更具典型意味，比如“小镇青年”成为一种典型人物。路内的作品几乎都有此特征，《慈悲》《云中人》《追随她的旅程》都是集中书写城乡接合部的小镇青年。《十七岁的轻骑兵》中所收录的小说都是发生在化工技校的校园故事，描写了一群没有名字只有绰号的青年以及他们向往的“风一样的谜之女孩们”，如同其他几部小说，这本是一群阳光少年，路内却写出了他们的另一面，展现了一种另类残酷的青春叙事。路内从其首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便开始书写一段段失败的青春爱情和被围困的青春，而故事的基调已经在前一批短篇小说中定型。除了技工学校，路内也写了工厂生活，从校园到工厂，仍是青年。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也是小镇书写。小说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的讲述，回溯了艾宏阳如何利用自身的体力优势和欺骗手段，成长为镇上有头有脸的风云人物的经历，由此对逐渐消失的乡村及其空间里生存的人物进行了画卷式的描写，这部小说对城乡生存空间进行了深入挖掘。其他还有颜歌的《我们家》将故事设定在大都市的郊县，班宇的大部分书写背景都为铁西工业区等。

何平等学者则提出了“县城”的概念，“县城”其实也属于城乡接合部的书写。因为县城是连接乡村和大都市最为重要的纽带。“县城”（可能还应包括市郊和比县城更大的小城）作为一个文学空间，一个文学的“地方”，既不是乡土写作，也不是城市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意力更多在城和乡两个极点上，除了这两个极点可能还隐伏着第三种文学传统谱系。e其实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县城既是乡，也是城，是面积扩大了的小镇，县城里发生的故事，涵盖的文学价值更广。

第三类是纯城市的书写。这既包括灯红酒绿的都市书写，也包括对城市生活的全方位关注，比如前文提到的广州书写、深圳书写、上海书写、北京书写等。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未来城市文学的接续问题。毫无疑问，未来文学的主力必将是那些自出生起便在城市的人群，可谓“纯城市”的书写。这种写作似乎存在一些隐忧，从当下青年写作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虽然有个别出生于大都市的青年作家书写了一些非典型性城市文本（比如九〇后作家王占黑的《街道江湖》《空响炮》《小花旦》等关于上海的书写），但从绝大部分的创作实践来看，现实并不乐观。

在更为年轻的作家那里，都市化趋势更加明显。但他们的作品几乎是对学生时代日常生活的复现，而核心要素也无外乎早恋、“学霸”“学渣”之间的争斗、毕业之后的现状等，这些书写往往缺乏开阔的视野，故事与主题极为重复单调，他们所经历的代际冲突、校园生活、初恋经历等被反复书写。

乡土不仅仅提供一种生活，还提供一种文学经验和传统。年轻作家几乎没有什么乡土经验，这很容易导致其书写滑向“无根”的状态，即文本表达浮于表面，走向单一。有些作品技法刻意，故事单薄，并不见高明之处，语言极尽雕饰，却更显矫揉造作。单一重复的故事使这些作品单调空洞无深度。

我们把这些青年的写作和当下文坛那些成名作家的早期书写拿出来做一番对比，就会明显感到两者的差距。而这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乡土体验和乡土文学经验的缺失。虽然老一辈的成名作家如今居住也在大城市，但是他们或生长于农村、有过乡土生活经历，或当过知青插过队、体验过乡土生活，或切身体验过城市化的浪潮、对此有切肤之感，因此他们的书写，大都有一个乡村背景，即便是城市书写，也有乡土的人物、背景、底蕴或一种反思性的视角。而青年作家们很少有这些经历了，这样的创作自然无从谈起。因此，先辈们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经验传统就成为可供汲取的养分了。当大家都在谈论都市写作和城市文学没有建立自己传统的时候，去那些已经形成了传统的写作中找寻经验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三、城市文学

如何建构自己的写作传统？

目前的城市文学发展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缺乏创作上的传统。这个传统，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

外在的传统主要是对国外文学资源的借鉴。就城市化进程而言，西方其实比中国要早，书写西方，以及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城市文学，早已有了很重要的经验。比如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有其特有的风情；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也有独特的风貌；乔伊斯的都柏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卡夫卡的维也纳、米兰·昆德拉的布拉格等，也都建构了独具风情的城市形态。但是，中国作家们在借鉴国外的时候，往往陷入实用化、工具化的泥沼，囫囵吞枣地学习了一些皮毛，继而产生了一些文本“怪胎”，很多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并未产生绝对的效用。当然，关于中国文学与国外资源之间的关联，是一个较为系统的问题，在此不过多展开。

而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倒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中国几千年的古典文学几乎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即便是白话文学，也多以乡土文学的面貌呈现。乡土文学在中国根深蒂固，导致城市文学的富矿无法被开掘。“乡土文学在中国有着相对稳固而深厚的传统，以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等为代表的众多作家，都为乡土文学贡献了独特的范本，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表达范式。而城市文学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并没有形成规模性文本和创作上的有序传承，导致作家们对城市的书写缺乏必要的先天准备，也缺少可资参考和借鉴的范式。再加上当下的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对其进行准确把握和立体呈现难度太大，而作家们或城市经验不够丰富，或审美兴趣不在于此，因而城市现实生活虽是一座文学的富矿，但如何开掘却成了难题。”f因为漫长的乡土文学传统，都市文学，诚如贺绍俊所言，“缺乏有思想有力量的作品……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传统”g。孟繁华也指出，就当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传统来说 最富于经验和成就的小说应该是农村题材和民俗风情题材的小说。h城市书写，其实不能忘记乡土，时下很多的作品写城市就仅仅盯住城市不放，都市生活就是作品的全部，这其实完误解了城市文学应当具有的内涵。而那些广义的城市文本，则有着不一样的写作路径，因此，城市文学不应当将自己的范畴过分窄化。

城市文学的健康持续发展，不能只停留在几个单一的文本上，需要写作潮流的经典化、历史化。总之，文学传统的建构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农业国，城市化仍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用通俗直白的话来说，中国人往上推几代人，都是农民，因此乡土视角的引入，能够更好地观照城市文学。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超速”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可能会有所突破，但是文化的发展却不一定能跟得上这样的步伐。城市文学的传统并没有在这样的超速发展中形成。

如果再将话题深入，就需要进一步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完成了吗？农村消失了吗？农民不复存在了吗？不仅仅是说需要作品中出现描写乡土或农村场景、人物、事件的文字，而是说作家的创作思维中，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呢？无论是城市还是城市文学，都不能简单地与乡土割裂、隔绝。乡土之于城市文学至关重要，只有处理好了乡土题材，才能写好城市文学。优秀的城市文学，是乡土书写的积淀。一方面，乡土作家写城市，因为有了参照，表现得更加成熟。格非、贾平凹都是乡土书写的佼佼者，在城市文学方面也有较高的建树。一直书写乡土的作家贾平凹，因为有乡土经验的加持，写都市题材的《暂坐》就很顺手。格非的书写无论是乡土还是城市，都十分精彩，在城市与乡土之间游刃有余地游走，对乡土书写和城市写作都极为有利，《望春风》《隐身衣》等就成为各自领域的范本。另一方面，很多没有乡土记忆的作家作品往往滑向轻浮，只能上天，无法入地。

城市书写要求作家用文字描绘不一样的城市风景。中国的城市建设几乎都是大拆大建，很少保存自己的特色。最终城市无论是建筑还是人文风情，都千篇一律。而文学或可探寻出城市与众不同的一面。在中国，很多作家的城市书写也在尝试建构一种属于个人的风格，蒋蓝的《成都笔记》系列是比较成功的尝试。迟子建的《漫卷烟火》是其多年来对哈尔滨这座城市写作的集中呈现，作家的突破在于探索这座城市的“精神世界”。

总而言之，如果不能好好珍惜这一题材，漫无目的地去书写，到最后写的都是“看不见的城市”了。中国当前城市文学的书写，离不开几千年来传统文学以及百年新文学所形成的乡土文学，需要回到乡土传统中吸取养分。不无极端地讲，处理好乡土的作家，写起城市来才更加得心应手。当然，城市文学不能只停留在乡土文学经验上，毕竟城市文学有其题材的特殊性，但是，新的传统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中创新。结合着未来文学大的走向，城市文学的传统需要在整合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创自己的传统，建立自己的范式。

结语

近年来，不少刊物推出了城市文学专辑，除了刊发原创作品，也有不少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对城市文学的历史渊源、现状梳理、未来走向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不过，仍有一些研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研究路径。也许城市文学的研究，需要一种好的视角，如乡土与城市的二元之分、乡土与城市的混融；需要一种好理论的参照，比如景观社会、空间理论；需要一种好的解读方式、新的解读方式，比如徐晨亮关于王占黑小说的解读、陈培浩关于《漫卷烟火》与哈尔滨这座城市关联的解读等。城市文学是文学书写的一个分支，并不能凭空产生超越文学的研究范式，由此，需要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中，寻找到更适合城市文学的理论范式与阐释框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建立起独有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明确究竟什么是城市文学。目前关于城市文学的写作和研讨，很大程度上还限定在最狭义的城市文学范畴，必须跳出类型写作的窠臼，将那些有着深切现实关怀的作品都纳入进来，在现代性批判、城市化反思、乡土回望等固有基调上，衍生出更多的主题，扩展其论域。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区分就不仅仅是一种题材的区分，而是文学发展趋势和形态的问题。唯有打破城市文学固有的议题框架，将其边界打开，并在乡土文学传统的观照之下，才能真正理解城市及城市文学在乡土中国意味着什么，在未来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注释：

a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b 徐晨亮，《在褶皱中打开城市——当下青年写作观察札记》，《青年文学》2020年第4期。

c 孟繁华，《长篇小说阅读笔记》，《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3期。

d 刘诗宇，《2019年长篇小说：动荡的历史，剧变的现实》，《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2期。

e 何平，《关于县城和文学的十二个片段》，《花城》2020年第3期。

f 韩传喜，《城市文学：写出城市的精气神》，《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0月22日。

g 贺绍俊，《地域的社会性、都市化及其文学社区》，《当代文学新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h 孟繁华，《长篇小说阅读笔记》，《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3期。

原载《青年文学》2021年第2期“声音”

责任编辑：张菁 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