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火车站的悲哀（广州火车站的风风雨雨）

以前火车站的悲哀（广州火车站的风风雨雨）火车站曾经是广州人的骄傲，它以2.8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可同时容纳一万人候车，有七个站台，66股道。火车站外面还有一个令人心神怡旷的五万平方米花园喷泉广场，成为广州人向外来旅客炫耀的本钱。火车站主楼安装了广州最大的时钟（4×4.4米），与其说是为了免去旅客看手表的麻烦，不如说是为了表现这个城市的动态，表明它正不分昼夜地向前进。70年代的广州站林克明，我们广东的建筑设计大师1960年代初，是中国一个内外交困的时期。在外，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两国吵翻了，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人们都忙于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内，“意气风发”的大跃进运动一败涂地。人们在饥饿、营养不良症、水肿病、肝炎的摧残之下，早已精疲力竭。广州火车站生不逢时，许多大型基建项目都陷于停顿，广州火车站也难逃厄运。虽然1965年曾一度复工，但没过多久，因空军提出异议，认为车站建筑高度会影响白云机场的飞机升降，工程又告搁浅。就这

作者 叶曙明

文革期间，友谊路、流花湖东路、虎长路、长庚路、丰宁路、太平北路、太平南路合并为人民路。在2003年6月地铁二号线开通之前，连接广州火车站的南北干道，就是一条人民路。

很难想象，如今几乎是全国最繁忙的火车站——广州火车站，1970年代初还是一片蔓草荒烟的郊野，甚至连环市西路都没修好，在1967年编绘的地图上，环市西路与人民北路相交处，有一大段是用虚线标示，表明这是“建筑中的马路”。

广州火车站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作为迎国庆10周年的一项重点工程。最初的设计是1.5万平方米面积，后来按朱光市长和铁道部要求，追加为3.5万平方米。由广东自己的建筑师林克明负责建筑的总体设计。

林克明，我们广东的建筑设计大师

1960年代初，是中国一个内外交困的时期。在外，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两国吵翻了，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人们都忙于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内，“意气风发”的大跃进运动一败涂地。人们在饥饿、营养不良症、水肿病、肝炎的摧残之下，早已精疲力竭。

广州火车站生不逢时，许多大型基建项目都陷于停顿，广州火车站也难逃厄运。虽然1965年曾一度复工，但没过多久，因空军提出异议，认为车站建筑高度会影响白云机场的飞机升降，工程又告搁浅。就这样断断续续经历了16年之久，直到1974年才建成投入使用。

70年代的广州站

火车站曾经是广州人的骄傲，它以2.8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可同时容纳一万人候车，有七个站台，66股道。火车站外面还有一个令人心神怡旷的五万平方米花园喷泉广场，成为广州人向外来旅客炫耀的本钱。火车站主楼安装了广州最大的时钟（4×4.4米），与其说是为了免去旅客看手表的麻烦，不如说是为了表现这个城市的动态，表明它正不分昼夜地向前进。

大钟一分一秒地走着，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过了1970年代，进入了1980年代。

历史终于到了一个转折点。有些变化是在瞬间爆发的，有些则经历缓慢的酝酿。随着经济特区建设的揭幕，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来临了。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激励下，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像潮水一样涌入珠江三角洲。他们带着玫瑰色的创业梦想，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踏上了广东这片热土。

由于南下的人实在太多，铁路客车已不敷应用，只好用货车改成客车（俗称猪笼车），满载着一车一车的人驶往广东，又载着一车一车的人驶向四面八方。一节车厢竟挤进了250多人。“车门口的人上不了车，我们就用手推。”一位火车站职员在追述春运往事时说，“累得推不动了用脚踹！被踹的旅客上车了，回头感激地望着你说声‘谢谢’。”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被乘务员踹上一脚的。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潮——有人称它“民工潮”，有人则厌恶地称作“盲流”——持续了20年仍未降温。

事实上，历史上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从来不是“盲目”的，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人们，前赴后继地往那儿赶。在社会学家的笔下，民工潮总是带有一抹悲壮的色彩。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该年中国有4000万跨地区的流动人口，其中1160万流入了广东。1989年的广州铁路春运发送旅客680万人次，到2007年，铁路春运人数已暴涨为1993.1万人次，日发送最高峰63.6万人次，创中国铁路史的最高纪录。流花地区成了广州流动人口最主要的集散地。

一万个人有一万个梦想

移民潮对广州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南北文化猛烈碰撞，地区差别、文化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乃至公民待遇的差别，都在这里聚焦。旅游观光的人来了，打工创业的人来了，打家劫舍、偷讹拐骗的人也来了。鱼龙混杂，治安每况愈下。

“长期以来，以广州火车站为中心的流花地区，倒卖火车票、抢劫、电话宰客、行骗、吸毒贩毒、强买强卖、卖假发票、拉客卖‘猪仔’等现象横行，成了许多本地人和外地人都闻之色变的伤心地……一名在这里横遭敲诈的旅客甚至仰天长叹：‘这是谁的天下？！’”这是出现在2000年广州媒体上的一段文字，怵目惊心。

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城市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有太多不公平之事，每天都在发生。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的一项调查称，在离乡背井的农民中，只有一半可以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30%只能打打短工，他们往往处于被剥削、被歧视、被标签化、被边缘化的地位。城市就像一个战场，所有人都在打仗，都要拼尽全力，残酷竞争，以求抢占更多的资源。“你抢到了什么？”似乎成为城市生活最终的也是唯一的问题。

还有20%什么也没“抢”到的人，沦为失业者，他们露宿在城市的车站、码头、天桥下、过街隧道之中，没有钱回家。一些瘾君子、打算铤而走险的人，白天在四周游游荡荡；入夜就蜷缩在车站广场的角落里睡觉。他们来历不明，甚至可能身患艾滋、梅毒、精神分裂等各种奇难杂症，际遇十分凄惨。行人对他们冷眼相看，绕道而走，轻易决不施以援手，以免招惹麻烦。这里有一个“常识”：只有骗子才会显得热心。

春运潮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不知有多少希望诞生于斯，破灭于斯；也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霜，刻画下多少人生的伤痕。久而久之，这里成了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三教九流的大世界。尽管在火车站主楼上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但许多人谈起广州火车站，却觉得心惊胆颤。

“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围地区到底有多可怕？”一篇题为“安全经过广州火车站攻略”的文章，在网上被到处转贴，它提醒人们，在广州火车站，“不要同情任何人。也许有的人真值得你去同情，但多数情况下，被你同情的人会反过来伤害你。”它警告每一位进入火车站范围的人，“你已身在战场，危机四伏”。

广州火车站确实成了市民的一块心病，一种耻辱。政府每年都进行声势浩大的“治安专项整治行动”，动用的力量包括警察、武警、城管、保安，甚至出动陆海空三军联合纠察队。春运期间，还成立了勤务队、突击队、打击队、特勤队、巡逻队、支援队等等，每天出动上千名警察，24小时在火车站及周边巡逻，投入更先进、威力更强大的装备。

一切为了旅客的安全

2005年春运期间，火车站广场安装了三个全国最大的巨型警用岗亭，每个造价六万多元，配备闭路监控系统、无线电台和探照灯等各种先进装备。警方在广州火车站各重要部位还安置了31个电子眼（2006年春运时，电子眼数目已增至160多个，并计划安装320个），配置多辆移动监控巡逻车。此外，警方的宣传广播车在广场内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广播宣传；还开动警用升降照明车，在火车站广场地区提供夜间照明。

许多人埋怨警方为什么不多派人手巡逻？虽然警方有保护一个地区安全的责任，但一个地区是否安全，与有多少警力，却没有必然的关系。每个地区好像有不同的“磁场”，是由它的店铺、街道、小巷、过街隧道、路灯、建筑物、人流量、固定居民与暂住人口的比例，乃至整洁程度等诸多因素，形成一种无形的氛围，或可称为一个地区对文明秩序的自我监控机制。

有些地方你行走在街上会感觉很舒适、很放松，哪怕四周一个警察也没有；但有些地方则相反，你一踏进那个“磁场”中，就会不寒而栗，虽然有持棍保安在巡逻，但仍感到如同丛林一般杀气弥漫。这些缺乏自我监控的危险地区，就算你布置多少警力，也无法予人以安全感。

“一个适宜创业发展、又适宜居住生活的山水型生态城市。”是广州在21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但什么是适宜创业、适宜人居？首要条件并不是有多标志性建筑，GDP有多高，或者有多少青山绿水，而是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没有这个前提，一切免谈。

正如雅各布斯所说：“一个成功的城市地区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在街上身处陌生人之间时必须能感到人身安全，必须不会潜意识感觉受到陌生人的威胁。做不到这一点的城市地区在其他方面也会同样糟糕，并且会给它自己，给城市造成沉重如山的麻烦。”

火车站之所以难治理，据我的朋友佘山所说，其中一个原因，是那里一向是由“三国四方”共管，流花公安局、铁路公安局、荔湾公安局、白云区公安局、越秀公安局等多头治安管理，因此情况特别复杂。

后来，广州政府把矿泉、登峰两地区划入“大流花”统一治理，行政上不再扯皮；警方宣布对所有犯罪活动“零容忍”，实行重拳出击。2007年春运，治安交通秩序明显好转，广州涉及春运的刑事案件仅75宗，比2006年下降八成，交通事故下降一半，广州火车站广场曾经创下21天刑事案件“零发案”的纪录。

要改造一个地区，使之复兴起来，必须从改造环境入手，而不仅仅是增加警力。2005年火车站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工程，2006年初工程完成，站内站外的环境变好了，购票、入站、出站人流变得顺畅了，对治安也有良性的作用。应该看到，经过广州政府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新南站建成以后，流花的广州火车站治安，已经大大好转。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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