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火车奇遇记（汽笛声声伴年华）

铁路火车奇遇记（汽笛声声伴年华）1970年春节，是爸爸带我回老家的。发现火车上的座椅有木制的，刷着一层透明的漆，很硬，坐久了，屁股有点疼；也有包了一层皮革的，里面不知装的是什么，很软，坐着就舒服些。发现车站站台的两端，都立着白色的牌子，上面写着车站名。大字的是停靠的车站，小字的是前方与后方的车站。车尾总有一位拿着红绿两支旗子的人，当他把绿色的旗子举起摇摆时，火车就要开了。火车的鸣笛也有说道，要开车了，叫一下；要进站了，叫一下；过桥了，过山洞了，也要叫一下。那时，我已经是小学生了，也听过欧阳海的、蔡永祥的英雄事迹，于是，不知怎么，遇上过山洞、过大桥，脑海里便会想起这些事。老家的屯子据说也有学校了，舅舅带我去试读。我却很惊讶。一间简陋的干打垒房子，土坯既当桌子又当凳子。一个屋里，坐着好几个年级的学生，说是叫“复式教学”，我实在失望，因为很难集中注意力的。我便催促妈妈赶紧带我们回图里河，除了“水土不服”的罪难熬，更因为虽然住在

#头条创作挑战赛#

二、难忘故乡行

徐国庆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生在吉林，长在内蒙，在大兴安岭林区工作了四十多年，故乡那边，近一个甲子过去，不知有多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期望的和意外的变化呢；错过了多少人和事，就更难计算了。可故乡在心中，却永远是割不断的牵挂与思念。

1966年秋天，离开故乡两年后，妈妈带着已经上了小学的我和弟弟以及来林区出生的妹妹，归心似箭一般踏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文革”已经开始了，经过大站时，总能见到举着红旗、排着队伍、戴着红袖标的人群上车。但车上的秩序却并不乱，还见过解放军战士很有礼貌地给老年人让座。列车员经常拎着一个铁皮的大水壶，挨着座位给旅客送水。

可到了老家，我的身上却仿佛一夜之间就出现许多指甲盖儿一般大的、红红的、奇痒的疙瘩。控制不住用手搔痒，又出现了溃疡的情况。别人都没有，只有我如此。分析的结论是“水土不服”。用了药，也似乎不管用；一旦回到图里河，不用看医生，没几天自然就好了，我自然不能理解，也就有些怕。从那以后，回老家却成了我的顾虑重重的心病。

老家的屯子据说也有学校了，舅舅带我去试读。我却很惊讶。一间简陋的干打垒房子，土坯既当桌子又当凳子。一个屋里，坐着好几个年级的学生，说是叫“复式教学”，我实在失望，因为很难集中注意力的。我便催促妈妈赶紧带我们回图里河，除了“水土不服”的罪难熬，更因为虽然住在林场，可我们那学校的条件，也不知胜过老家多少倍的。

1970年春节，是爸爸带我回老家的。发现火车上的座椅有木制的，刷着一层透明的漆，很硬，坐久了，屁股有点疼；也有包了一层皮革的，里面不知装的是什么，很软，坐着就舒服些。发现车站站台的两端，都立着白色的牌子，上面写着车站名。大字的是停靠的车站，小字的是前方与后方的车站。车尾总有一位拿着红绿两支旗子的人，当他把绿色的旗子举起摇摆时，火车就要开了。火车的鸣笛也有说道，要开车了，叫一下；要进站了，叫一下；过桥了，过山洞了，也要叫一下。那时，我已经是小学生了，也听过欧阳海的、蔡永祥的英雄事迹，于是，不知怎么，遇上过山洞、过大桥，脑海里便会想起这些事。

到了县城，因为事先没有通信，老家的屯子里又没有电话，没人来接我们，爸爸便只能带我步行回老家了。11岁的我，第一次走二十多里的乡下“川”字土道，干走不到，真是累呀，多么盼望能有一辆马车或驴车搭个脚哇！爸爸总说快到了，快到了，可又走了半天还是没到。突然，一辆马车嘚嘚地追上来。到了跟前，那赶车的人竟然认出我爸爸来。我们便像遇了救星一样，爬上了马车。赶车人把鞭子甩得脆脆响，没聊上几句话就到了，我还没坐够呢。

爸爸自然多待在奶奶家，而从小就在姥姥家得宠的我，却成了三里地外姥姥家的隆重归来的“小客人”。虽还是个孩子，可也分得清冷热，在奶奶家一不顺心，我就自己跑到姥姥家那屯子去了。因为在姥姥家，仿佛到处都是亲人，有许多我根本理不清关系的人家都为我一个小小少年专门设宴，筹备出那个年代一个农民家里能拿得出来的最高档次的美味佳肴来款待我，姥爷倒成了“陪同”。虽然我由于天生的腼腆，从来没有大快朵颐过，但幼小的心灵是的确受了感动的，可惜的是，至今也记不清那盛宴的主人了。

也是这次的故乡行，从小就对我好的二舅在供销社里，见我喜欢，便毫不犹豫地掏出钱来，给我买了一个封面印有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笔记本。当晚，我就试着写了一段日记。这也许就是我后来一直喜欢、几起几辍，终于在师范毕业后再未中断的、至今仍不愿放弃的记日记的习惯的初始。而在心中，我的二舅，永远是让我怀念的。

1981年7月，我借着出差的机会，又顺路回了一次老家。

在太平川下了火车，我便就近在一家旅店里给也是部队转业后在县城“第三针织厂”上班的老叔打了电话。老叔到客车站接了我，又把我送上去乡里的长途客车。

我还是以姥姥家为主。亲人们更热情了，我就像台风中心经过一样，无论在哪儿，都会有许多人来陪着我吃饭聊天。爸爸没了，我心中有许多苦，作为长子，责任也更大。老家人嘴上不说，可心里都明镜一样。我匆匆逗留了两天就要回返了，除了惦记着刚刚接受三个月的学生，另一个原因还是说不清楚的“水土不服”。我也看过医生，说是一种花粉过敏症。所以，回老家最好是避开夏季的。

临走，亲人们送来好多东西，都想让我带着。我是又感激又犯难，因为旅途之中，只我一个人，且不说要看护好，大包小裹的，肩挎、背扛加手拎，换车还要跑“天桥”，真是不容易的。见我总推辞，小我一岁的老姨却嗔了我一句：“一个大小伙子，再累能怎样？又不是专门给你带的！”我一下子哑口无言了。老姨可是长辈，又是一片盛情和真心，我哪敢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踏上返程。流了多少汗儿，费了多少神儿，只有自己知道了。

火车站，总是人山人海；火车上，总是摩肩接踵；人多，就是中国最真实的国情!太平川又是中间站、枢纽站，乘客多是不争的事实。车票又不是对号入座，上车就是冲，就是挤，能抢到一个座位就是太幸福的事了，有时只能等。上了车，最先要做的，是给大包小裹找个“安身”的地方，然后才是给自己找个能将就站脚的地方，再打听一下旁边的乘客都是到哪里下车的，一旦有距离下车地儿近的，便要紧紧盯住，像讨好一样陪着笑脸。眼睛还要不时扫描一下自己的东西，遇到停车、有人上下的时候，更要盯紧，毕竟火车是流动的“社会”，很复杂的。也就顾不上累了，饿了，腿酸了，甚至去厕所都尽量避免或忍耐的。一旦得到一个座位，真是打心里头快慰，哪怕是只搭了一个边儿。一个人在候车室候车，就更是一步都不能乱走的。实在要去厕所，也是一步三回头，匆匆复匆匆。由此可见，人的幸福感也是比较出来的、客观的、现实的，有时更是极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