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问抗战老兵重温红色历史，上游深阅读在
慰问抗战老兵重温红色历史，上游深阅读在1939年至1942年，约3200名青年华侨放弃安逸的生活，从世界各国赶回祖国，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在敌机的轰炸中，夜以继日开车抢运军需物资，用生命打通了一条“抗战输血线”，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如今已91岁的蒋印生就是其中之一。在重庆市永川区，有这样一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人，除了知道他痴迷汽车，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身份。◎当年，不满13岁的蒋印生谎报年龄回国抗日救亡；如今，抗战中的“南侨机工”只剩三人在世平日里，蒋印生最喜欢开着他那辆红色电动车，稳稳穿行于大街小巷。偶尔，他会觉得仿若又回到了许多年前，开着道奇T234卡车的那些日子。
蒋印生驾驶电动车。 上游新闻记者 邹飞 摄
蒋印生老人今年已91岁高龄，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他展示自己珍藏的抗战奖章。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摄
◎1939年至1942年，约3200名青年华侨在滇缅公路上，
在敌机轰炸中，夜以继日开车抢运军需物资
◎当年，不满13岁的蒋印生谎报年龄回国抗日救亡；
如今，抗战中的“南侨机工”只剩三人在世
平日里，蒋印生最喜欢开着他那辆红色电动车，稳稳穿行于大街小巷。偶尔，他会觉得仿若又回到了许多年前，开着道奇T234卡车的那些日子。
在重庆市永川区，有这样一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人，除了知道他痴迷汽车，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身份。
1939年至1942年，约3200名青年华侨放弃安逸的生活，从世界各国赶回祖国，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在敌机的轰炸中，夜以继日开车抢运军需物资，用生命打通了一条“抗战输血线”，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如今已91岁的蒋印生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是滇缅公路通车80周年纪念。目前，包括蒋印生在内仍在世的南侨机工，全世界仅存三位。
蒋印生在汽车二团期间，荣立一、二、三等功，被授予在“八一”军旗下照相的殊荣。
家国有难 绝不旁观
“虽然生在印度，但我是中国人！”
蒋印生出生在印度一个华侨家庭，正如名字“印生”。他的祖父母在晚清末年来此谋生，凭借精湛的补牙技术，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牙医。父亲和比他大8岁的哥哥也相继继承了衣钵。家中有佣人、园丁，还有一辆漂亮的英国产阿斯顿·马丁小轿车。
如果不是一个决定，蒋印生可能会一直过着安逸的生活，念大学，去家里的诊所上班，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中国、中国……”握紧了拳头，一遍遍念着这个名字，蒋印生全身热血沸腾。朝东方眺望，那里才是他的家啊。“祖国”二字，尽管遥远，却是他懂事起学写的第一个词。
“虽然你生在印度，但你是一个中国人，时刻都不能忘记。”从小父亲就这样教育他。家里每年都要过春节，放鞭炮、吃年夜饭。老人不上桌，小孩不能动筷，一直保留着中国传统风俗习惯。
父亲去其他国家经商过海关时，工作人员对其他人恭恭敬敬，对中国人却是斜着眼打量，盖完章后随手将护照扔到地上。在高级娱乐场所的门口，竟挂着牌子赫然写着“华人不许入内”！父亲时常讲，祖国若是不强盛，海外华侨再有钱有地位，也会被人看不起。
家国有难，绝不能袖手旁观。要是当了亡国奴，会更加受人欺负！
年轻时候的蒋印生（右）与南侨机工同伴。
尽其所能 精忠报国
不到13岁的他谎报年龄参加南侨机工
那段时间，父母与其他华侨为抗战积极捐款捐物，蒋印生则每天从报纸、广播中关注战况。1939年，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向全体华侨发出紧急通告，招募军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回国服务。
原来，当时抗战物资奇缺，几乎所有的国际通道都被日军封锁，仅剩一条新抢修出来的连接昆明与缅甸畹町的滇缅公路，成为战时西南大后方的“生命线”。急需大批司机与机修人员，将军用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运到国内。
蒋印生听见了祖国的召唤——为祖国做点事情的时候，到了！哥哥平日不出诊时，蒋印生常常偷着开家里的小轿车，没师傅教，便观察哥哥开车的动作，他在9岁就学会了开车。
“回祖国去！尽我所能，抗战报国！”不到13岁的少年做出了这辈子最重大的决定。担心父母不同意，他便瞒着家里和4名同学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并自称16岁。
当时，蒋印生身高才1米6，面容稚嫩，但娴熟的驾驶技术却是让人小觑不得。第九批回国南洋华侨机工名单上，便有了“蒋印生”这个名字。
离家那天，他只带了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张全家福照片，临走前轻轻吻了一下熟睡中的妹妹。“爸爸妈妈，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知道你们需要我，但祖国更需要我。”
严苛训练 跨越山川
这个“娃娃兵”挺过了艰难险阻
1939年8月，蒋印生踏上归国轮船。由于口岸封锁，他们先坐了十多天船到新加坡，然后坐了七八天船辗转到广西和越南交界处，又乘火车两天两夜抵达昆明。
虽然听不太懂云南当地方言，但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老百姓欢迎。不过，回国的兴奋很快就被训练和实战的艰苦与残酷取代。
当时滇缅公路上共有17个汽车大队，3000多辆汽车，其中有1100多辆进口道奇、雪佛兰、GMC，很多都是用华侨募捐款购自海外。
一个月的严苛训练结束后，他们正式走上了“战场”——跨越崇山峻岭和河流险滩的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中国段近千公里，需要翻越五座陡峭的高山，跨过六条奔腾汹涌的大江，地势险峻，瘴疠肆虐。以仅三米多的单车道居多，若对方有来车，可能会倒车几百米甚至数公里让道。有时候，外轮胎是整个悬空的，要挂在悬崖上开。
雨季时，塌方是家常便饭。“边修路边行车，边塌方边修补，随时都能看到翻车。”蒋印生说，卡车一旦掉下去就无影无踪，根本没办法寻找。
坡度三十度以上的路段有十几处，机工们下坡很少踩刹车，都是挂低速挡，因为弯太多，踩刹车容易把刹车片烧坏。
脚下奔腾而过的怒江，到处是悬崖峭壁的高黎贡山，风景奇秀，他却不敢多看一眼，必须将精力集中在眼前3米多宽的山路和一道接一道的急弯上。身旁，一边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一边是600米的峡谷。
机智应对 险象环生
车头距敌机仅20米，他趁间隙逃脱
除了险象环生的行车环境，还要随时提防前来实施空袭的日军飞机。运输队每次都会集结5至10辆车一同出发。日机一来，主要目标就是炸头车，妄图切断抗战“输血线”。“头车被炸，后面的车也走不了。”
遇到日机空袭，躲避不了就下车匍匐在地，有条件躲避的，就赶紧往树林里开。当时日军的双翼飞机就在头顶盘旋，蒋印生眼看着这些狰狞又冷酷的“铁家伙”俯冲下来，飞得最近时，离车头只有20米。一连发子弹打在车身，一轮扫射之后，飞机的转弯速度会放慢，趁这个间隙，蒋印生赶紧把车开到隐蔽处。待敌机飞走以后检查车辆，才看到车身被打出一连串触目惊心的弹孔，车胎也曾被打瘪过。
为躲避日军轰炸，他们经常晚上行车，而且不敢开车灯。由两个人牵一条4米长、1米宽的白布，车辆跟在白布后面行进。
很快，蒋印生对密集的空袭习以为常，他多次幸运躲过了日机的轰炸，但身边的伙伴不是每一个都如此幸运。有的驾驶员牺牲了，遗体只能匆匆埋在杂草丛生的公路边，连一块墓碑也没有。和蒋印生一同从印度出来的几名同学，就永远留在了滇缅公路上。
昆明到中缅边境畹町，跑一趟需要两三天，配备两名司机和一名修理工，晚上把车停在公路边，在驾驶室里裹着毯子就睡，蒋印生和同伴亲切地把车叫做“道奇旅馆”。累的时候，他们就分别哼唱起印度、马来西亚、印尼的民歌，在对亲人的思念苦中作乐。
1939年至1942年，3200名南侨机工共运送了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000多辆汽车，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类民用物资，包括汽油、枪弹、轮胎、汽车、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约半数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夙愿得偿 守望热土
“妈妈，对不起，我得回中国”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后，蒋印生继续在救济总署当驾驶员。抗战胜利那一天，他兴奋得把手里的饭碗扔掉，跑上街载歌载舞。有的华侨回家了，蒋印生想多看看祖国，加之当时护照丢了，便暂时留了下来。没想这一留，又是数十载。
1946年，蒋印生进入贵阳国民党部队辎汽七团一连任驾驶员，后随军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五团；1950年部队改编，在汽车二团一连任班长。川藏公路通车后，他和战友负责将军用物资从成都运送至昌都、拉萨，跑一趟要15天。
在部队几年间，蒋印生先后荣立一、二、三等功，还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万里行车安全奖章，被西藏军区授予在“八一”军旗下照相的殊荣。
1958年部队精简，蒋印生转业到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永川汽车25队任驾驶员，即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从永川到南充、潼南、成都，40座的峨眉客车，他开起来得心应手，就这样开了20多年客车，还被评为国家特级驾驶员。大家都爱坐这位笑容和善、技术过硬的司机师傅的车，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蒋印生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由于战争，他与家里通信中断。直到上世纪60年代，家里托一位来中国的朋友寻找，正好那个人开始寻找的第一站就是昆明，遇到一个从25队调到云南省交通厅的人，告诉他：“我们那里就有一位蒋华侨啊！”蒋印生这才与家里有了书信来往。
改革开放后，蒋印生实现了多年的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赴印度探亲。1980年，蒋印生带着妻子和小儿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少年时的家乡已完全变了样。打车到了信里的地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颤巍巍地迎出来，喃喃道，“我的印生儿啊……”话没说完，已是老泪纵横。蒋印生跪在妈妈面前，母子俩抱头痛哭，他还得知父亲和哥哥已早早过世。
“妈妈，我对不起您……”蒋印生哭得像个小孩子，自觉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和义务。母亲劝他留在印度，他轻轻地摇摇头，“妈妈，我得回中国。我想一直守在这片战友们献出了热血和生命的土地。”
赤子功勋 最受珍爱
装绶带勋章的盒子被他裹了好几层
蒋印生老人目前在青城山镇一处幽静的旅居养老中心安享晚年。每天早上，他会喝一杯加枫糖的牛奶，下午2点半，亲手冲泡一杯咖啡，搭配几片吐司。那是他在南洋养成的习惯。在电视里看到印度电影，他才会情不自禁蹦几句印度话。
“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绶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功勋章”是老人最珍爱的东西，装绶带、功勋章的盒子被他裹了好几层塑料布，平时别人碰不得，老人有时会小心拿出来轻轻抚摩。
镇上的人常常会看到一位耄耋老人开着电瓶车在街上遛弯，老伴韩红珍则笑眯眯地坐在副驾驶位。
2015年，蒋印生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在礼宾方队护卫下，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阅兵仪式。
这一天，蒋印生心情很不错，他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和《在太行山上》，并用手打着拍子，这是南侨机工们最喜欢的行军歌曲。唱着唱着，老人取下眼镜，背过身擦拭。老伴韩红珍知道，他又在思念战友了。
明年是南侨机工回国抗战80周年纪念，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侨联、云南侨联准备组织健在的机工，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再聚畹町。
昆明有一座“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底座上书写着四个大字，或许是对蒋印生和战友们最好的注解——“赤子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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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南侨机工”仅存三位
全国政协委员、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林晓昌介绍，目前在世的南侨机工仅存三位。
张修隆，101岁，海南。
罗开瑚，103岁，云南。
蒋印生，91岁，重庆。
林晓昌是已故南侨机工林福来的义子，一直在为这个群体不懈奔走。“所幸南侨机工被越来越多人缅怀，有了纪念碑和纪念馆。希望更多人能了解这一段历史以及南侨机工为抗战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